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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书来 “奥德翁尼亚”的两家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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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振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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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奥德翁路是巴黎一条小街，只因为有了两家不大的书店，在1920—1930年代成为文化地标，犹如艺术家眼中的蒙马特尔和蒙巴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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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翁（Odeon）一词来自希腊语，原是诗歌吟咏的剧场。1779年巴黎第六区卢森堡宫北头开始建造一座剧院，命名为奥德翁。正门口的路，也就叫奥德翁路，不远的尽头是奥德翁十字街。一边是出版业集中的圣日耳曼德普莱，一边是大学林立的拉丁区，一边是艺术家荟萃的蒙巴纳斯。奥德翁路正处于这块三角地的中央。周围有不少历史建筑。法国革命家德穆兰住在路角22号时，1794年被雅各宾党人抓去，与丹东同时被处死。著有《人权论》的美国政论家潘恩住过10号、《包法利夫人》作者福楼拜住过20号。这条街本身却像外省的小巷，是落拓艺术家（也称波希米亚人）的落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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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平时很少有人经过，只是到了中午，阳光照得街面像金色的河面，有两位青年妇女站在“两岸”面对面愉快交谈。一位是阿德里安娜•莫尼埃，背后是书友之家书店，一位是西尔维亚•比奇，背后是莎士比亚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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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幸福来自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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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幸福来自一场灾难。”阿德里安娜常常这样说。她中学毕业后在《大学年鉴》杂志当了三年文学秘书，深知气势很盛的学院派是怎么一回事。父亲是邮电局职工，在一次工伤事故后得到一万法郎赔偿金，如数交给女儿让她去实现开书店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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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她在奥德翁路7号找到一家已经关闭的家具店，开了“书友之家”。那时妇女在书店工作的不是没有，一般都是女儿帮助父亲打杂，或者丈夫上了前线，留下妻子坐在店堂里经营。而阿德里安娜是在巴黎白手起家独立做书店的第一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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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二十三岁，没有经验，没有资财，但怀着热忱与信仰像战士一般工作。她的目标是让读者接触到当时排斥在主流外的现代文学。在书店一隅还附设了一个借阅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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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娜自幼受母亲启蒙，认识了象征主义，喜欢梅特林克和德彪西，十岁时听《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热泪盈眶。稍长后热爱马拉美、兰波、魏尔伦、拉福格，接着自然而然欣赏他们的接班人瓦莱里、克洛岱尔、纪德。她对文学的品位与法国水星社和新法兰西杂志社是一致的，前者是象征派的大本营，后者是新思想的实验室。在巴黎，书友之家独家拥有这两家出版社的全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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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娜进书内容不讲主旋律，只凭优劣，她选择的作者是面向未来的精英，读者则是在彷徨中寻找思想出路的青年。为了寻找《地粮》一书，阿德里安娜给纪德写信，纪德看了她的进书目录，就知道这是一家什么样的书店，两人虽然地位与年龄相差悬殊，纪德还是很欣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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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年，巴黎先锋派作家除了纪德和克洛岱尔稍为年长以外，十九世纪七○后的有瓦莱里、雅姆、苏亚雷斯、法格；八○后的有拉尔博、于勒•罗曼、杜亚曼、勒韦迪、桑德拉尔、阿波利奈尔；九○后的有布勒东、阿拉贡、苏波、阿尔托、米肖等，都成了书友之家的常客。纪德、瓦莱里、克洛岱尔来这里比去贵族沙龙还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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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翁路在他们嘴里加上了后缀，变为“奥德翁尼亚”（Odeonie），俨然成了一座新文化王国——“文学议会”。大家见面时问：“奥德翁尼亚有些什么吗？”也就是问巴黎文坛有什么新动向。文学青年纷纷来寻找公立和大学图书馆不进的新潮流书刊。不但可以遇见心仪的作家，还可邂逅有趣的同好闲聊。诞生于瑞士的达达运动的杂志就是首先通过书友之家散发而在法国传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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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与波伏瓦从1927年起做了书店会员。波伏瓦正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我在书友之家登记当会员……我那时贪读，一次借两本书的规定实在叫我不能满足。我偷偷在书包里塞进半打以上的书。难的是以后要把它们归还原处。我怕我也没有全部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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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会员册中的不仅有文学大家，还有其他领域的人物，如音乐家米约，画家白朗希，剧作家演员库波、若韦、维拉尔、巴罗尔特，甚至还有心理学家雅克•拉康。这位继弗洛伊德之后的大心理学家不但来借书，还买玻璃纸。阿德里安娜为了保持书籍卫生，每次借书归还后都要把包书纸撤掉换上新的。拉康也养成了这个好习惯。1921年听过乔伊斯讲座，五十四年后写出一篇奇特的《乔伊斯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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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之家卖书、借书、开讲座、组织座谈，还给作家与读者穿针引线，向杂志社或出版社推荐青年作家。有人要求跟纪德见面，给瓦莱里捎封信，一般都是有求必应。从一大堆的致谢信中也可看出阿德里安娜的帮助是非常有效的。向她求助的不止普通读者，还有文坛名人。1960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圣•约翰•佩斯称赞她是法国文学的“热心肠保姆”。蒙泰朗1922年在自传体小说《梦》一书内给她的题词：“通过你一人，我知道了现代文学中有些什么。”克洛德•鲁瓦是文采华茂的诗人，也说：“我小时候看戏是为了消磨时间，现在才懂得看戏是为了不让时间把我消磨。”他称阿德里安娜是他的“精神母亲”，其实两人没有相差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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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普雷韦尔被阿德里安娜引进了文学界，懂得如何全面欣赏一部书、一出戏、一幅画，后来成为优秀的歌谣诗人。他的代表作《歌词集》1945年出版，书友之家一次订了几百册，在店堂里向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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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鼓励读书，介绍好书，所起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既不同于书评家和文艺记者的介绍，更有异于格拉塞、伽利玛、德诺埃尔等出版社雇用专人为自己的出版物作推销。她把自己的店堂、后店，甚至楼上的寓所都奉献给自纪德以下三代文人的交往活动。瓦莱里1941年为了避人耳目借用她的家朗诵《我的浮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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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娜还是个诗人，出版过《形象》（1923）和《美德》（1926）。1925年还创办了一份刊物《银舟》。如今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从仅存的十二期的目录也可以看出阿德里安娜的编辑眼光，没有一期不登载着一位今日已成大家的早年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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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银舟》的命运很短促，没有做完一年便难以为继，濒于破产，阿德里安娜不得不把她的书库拍卖还债。书库包括几百部初版书和许多珍贵文稿。藏书扉页都有那个时期作家的题词。他们真正称赞她是：“巨著的教母”（白朗希）、“我们大众的知心人”（克洛岱尔）、“世上最可亲的出版人”（瓦莱里）。许多作家听说拍卖一事，赶在这之前再拿出自己的著作题上词送给她。1926年在德鲁奥拍卖行的那次拍卖中，不少人又把自己送她的书买了回来再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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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声誉如日中天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把诗集《果园》寄给她，题词中引用阿德里安娜的一句诗，并在这页下面写：“请翻到下一页”，下页有他亲手书写献给阿德里安娜的一首新诗。阿德里安娜过了好多年还说，“我不配啊，我当时激动得哭着跪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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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我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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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娜不遗余力地宣扬本国优秀文艺，也支持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学作品。她被认为是《尤利西斯》法语版的出版人、海明威在巴黎的引路人，却不精通英语。在这方面给她起桥梁作用的是另一位书店女店主。人行道对面12号是莎士比亚书店，橱窗后面笔直站着一位中年妇女，就像“五月花”号船上的旅客，海风还吹拂着她的棕色头发。她是西尔维亚•比奇，两次大战之间在巴黎当之无愧的美国民间文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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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亚的父亲是巴黎美国长老会牧师；她自己1902年十五岁初次到巴黎，之后常来，1916年后长居于此。她幼年体弱多病，有许多时间阅读，读遍《莎士比亚全集》，除了那部《哈姆雷特》，因为祖母说其中一章“写得不好”，抓起它扔进了壁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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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读完正规学校，在普林斯顿大学给一位教授当过实习助理，在文艺新闻工作中作过几次尝试，在法国都兰地区当过志愿者，到三十岁还是“一事无成”。西尔维亚说家族中九代都有人当牧师，却不知道上帝给她安排了什么样的使命。1914年，她在纽约遇见一位出版商，启发她有了开书店的念头。1916年遇见阿德里安娜，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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