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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爱书的人 她的周围，都是爱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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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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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思想开放，国民意识增强，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知识分子和所谓社会精英都在积极关心国家的前途，这样的时代并不是很多，最近的一次可以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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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给读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杂志是《读书》，一套丛书是“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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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那段时间的《读书》引领了一代风气，聚集了大批作者，培养了一些编辑。现在还没有人来写“《读书》史”，从内部来观察研究《读书》的似乎也没有，好在有一位在《读书》做了十年编辑的扬之水女士，她有记日记的好习惯，记下了许多大家感兴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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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也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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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的大名，今天已经无需多做介绍。Google一下或百度一下，总是会先查到她的相关资料，后查到《诗经》中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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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前的1986年，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扬之水，来到了《读书》。她在日记里叹息，这辈子不能再追求学历了。实际上，她已经读过了“劳动大学”和“社会大学”，此时到《读书》来，可以算是“读研”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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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在日记中谈的最多的是书，她没有一天离开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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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每一次买书，都记下了书名和买书的时间、地点。她几乎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去书店的机会，不管是因公因私，或者途经顺便，更多的是专程。她去的书店，有主渠道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也有“边缘”一些的五四书店、中原书店和社会学书店，还有“社科院门市”等出版社的服务部，以及出售影印港台书的内部书店“绒线胡同”。民营书店三味书屋刚刚开张，她就光顾了，不过那时“书还不太多”，这就是当时所有的购书渠道了。这不禁使人有点羡慕她的丈夫，真是找了个“爱书的女子”啊，不仅时而相约于书店，还经常“大谈中国问题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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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周围，也都是爱书的人。徐梵澄、金克木自不待言，王世襄借给她书的时候，王夫人一本正经地说，要是我，是坚决不借的；丁聪借给她书的时候，就说，快拿走，别让沈峻看见；范用借给她书，借期一到，就发来了催还的信；沈昌文派她出去办事，也会“奖励”一些书，她和同事到沈昌文的办公室里去“洗劫”一番，所获也都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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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还是为了读书。在日记中随处可见“闭门一日，读书”，“坐下来静静地读书”，“读书是最大的乐事”，“读到忘情之处，全然忘却书外的一切”，“好在供职《读书》，总算不稍离于书”，“把卷终老矣，何羡东门瓜”等许许多多类似的字句。读书，没有不辛苦的。仅是日记中记述的酷热或没有暖气中看稿、改稿、拼校样、画版式以及在风雨或风沙中取稿、跑印刷厂等，就足以震动一下我们的想象空间。一个“勤”字概括了她的应对之策，在我们看来，她只有辛苦，没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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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自然还有请教，向一大批《读书》的作者请教，这也是扬之水的得天独厚之处。转益多师是我师，正是她日后治学中不拘一格，形成自己独立风格的助推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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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有大量的作者读书的文字抄录，考虑到篇幅，绝大部分都删去了。但留下的一点，似乎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扬之水的思想端倪。有一段陈寅恪的话：“……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之一小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445—446页）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扬之水日后研究的“第一推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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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小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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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中的奇女子，当然不止扬之水一位。那段时间的《读书》，其编辑主力就是“五朵金花”。有人说，不只是《读书》，就连三联书店，也有点“阴盛阳衰”，像搬书等体力活，不让须眉的也是这几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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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读书》主编的吴彬，是扬之水“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好朋友。日记中记载，她被赐予一个“乱”字，沈昌文说过，“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的，一定不是个好编辑。”（51页）吴彬的“乱”，还可以理解为“豪放”，日记中对她的宽容、大度、不计较有多处生动的描述。快人快语、直来直去、思维敏捷、犀利尖锐、满头银发、一副热心肠，正是她在大家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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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读书》主编贾宝兰，在日记中频繁出现，记述的都是她在工作中的情况，但几乎看不到什么突出的表现，她也被冠以一个“蔫”字。贾宝兰的“蔫”，也可以概括为一种韧劲。昔日宝姑娘，今朝贾委员，靠的也就是这样一股韧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低调行事、少说多做正是她一贯的工作和为人的特点。她是经济学出身，现在的《读书》在许多地方走近了现实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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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水说，《读书》这个小气候，是极为难得的，必当珍爱它。这个“小气候”，主要是提倡业务讨论，民主气氛浓厚。在日记中，有关《读书》的编务，看到最多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从来没有任何“命令”，更没有形式化的东西。有一次，在西单豆花庄开编委会，有人说了欢迎老前辈光临指导的话，陈翰伯、陈原等人当即不客气地说：“这是俗套”、“套话”、“《读书》从创刊起，就废止了这种套话”（260页），简直是深恶痛绝，群起而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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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小气候”中，只有四位编辑是专职的，主编和印务负责等都兼有三联书店的其他工作。有人惊讶于“主要是四个姑娘干出来的”，扬之水自己也奇怪“为什么其他刊物要那么多人呢？”（127页）《读书》可谓是超级“扁平化”的管理，每一个编辑都直接面对主编、作者、印刷厂和读者，信息反馈和决策过程实现了“最短距离”，当然她们每个人都承担了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紧密互助，一人有事或有病，其他人立即顶上，没有分内分外，也不管节假日。就连主编沈昌文也经常到编辑家里送稿，节假日正是加倍工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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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也要请客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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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的《读书》，用官方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以沈昌文同志为主编的《读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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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曾说，他主管《读书》时，奉行的是“后学术”。这个“后”，当然不是“后现代”、“八零后”等的“后”，而是“专注研究”、“融会贯通”之“后”的“后”，也就是说，文章的作者，要在一个领域之内作了深入的研究，有了深刻的见地，在此之“后”，要把深奥的学术问题，通俗易懂、浅显明白地表达出来，使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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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读书》既然是读者的《读书》，就要尽最大的可能让更多的读者可以看得懂，也只有看得懂了才能喜欢看。而“看得懂”的文章并非只有一种，沈昌文追求的正是那种深入浅出、寓深刻道理于浅显文字中的表达方式。更何况，大道至简，真理是简单而朴素的，是否能用简单而又朴素的语言来表达，也可以说是检验文章是否具有深度的一个标准。就像日记中记述的屈长江所说，“高深的哲学思想其实可用最简单的句子来表达，一个主语，一个谓语，就够了。”（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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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常识，很简单，而且往往更容易被大家遗忘或者忽视。我们在扬之水的日记中看到，沈昌文不断地写信、批示、谈话并且直接动手修改来保证这一点。就像他自己所说，深入深出，已使读者心烦；浅入深出，不免使人掷卷而叹。“可读性”是杂志的生命。因此，他把《读书》定义为：“它是一份供中高级知识分子躺在床上阅读，并能从中有所获益的高级消遣品。”（72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扬之水等人没有少费工夫，有时一整天“伏案改稿，衣服被汗水浸湿粘在椅子上……几乎重改一过”（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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