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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我有一本《华英字典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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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凡搞成专业都比较苦，因为要靠这个东西吃饭，难免装模作样，甚至装神弄鬼。我比较羡慕业余的专业，不用靠那个东西吃饭，但又有专业品质，这种感觉很不错。学术，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兴趣，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我自己感觉比较幸福的就是从来不在专业内，以业余为荣，所以不苦，因为没有人用专业来要求你，但自己其实是按专业标准来做的，所以一切都发自内心。四十岁以后，我绝对不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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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多年前开始收集1949年前的英汉辞典，当时没有任何意识，只是感觉好玩，有了几十部以后，开始看一些相关的书，才知道还有专门靠这个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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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汉辞典虽然有几十部，但像样的其实极少，只有几部，比如郝美玲的、翟理斯的还有邝其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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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我在北京万圣书园看到一本现代出版社出版的《阅读的狩猎》，其中有一篇郝明义先生的文章。郝先生我曾有一面之雅，是在北京建外SOHO的一次新书发布会上。郝先生这篇文章说：“2002年周振鹤先生为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从马礼逊开始，最早编写英汉字典的一些外国人。那年秋天，我去上海和他见面，从他的文章问起最早编写英汉字典的中国人又是谁。我第一次听到邝其照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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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郝先生又说：“我想对这个人以及他所编的字典多了解一些，但是非常困难。首先，据周振鹤所说，邝其照编的英汉字典，目前仅存的一个版本是在东京的一个御茶之水图书馆（我请人去看，但那个图书馆当时正在长期封馆）。后来，找不到什么书可以读。我唯一读到的书面数据，是在北京图书馆里查到周作人的一篇文章《翻译与字典》。那篇文章提到，据说当年连福泽谕吉学英文都是用邝其照编的英汉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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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郝先生的文章，感觉非常有趣，因为他提到的邝其照的那本字典，我就有一本。这本字典我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得到的，因为我一直比较留心此类东西，一般看见了就买下。看到郝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这本字典还不容易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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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本《华英字典集成》，标明是“光绪十三年重镌”，可见在此之前还有早的初印本，光绪十三年是1887年，虽然是重印，但在中国早期的英汉辞典中，要算是早一些的。邝其照其人，郝先生的文章有一些介绍，我就不说了。这本辞典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华英字典集成》，第二部分是《杂字撮要》，第三部分是《语言文字合璧》。每部书名题词还是按中国旧例，找一个有身份和名望的人来写。比如“华英字典集成”几个字是许应鑅题的，“杂字撮要”是黄槐森的，“语言文字合璧”是梁燿枢的。这些人都是晚清广东的官员。字典的前言三则，一为Hartford Conn所写，一为许应铿的，一为胡福英的。据Hartford Conn前言中说，邝其照在1868 年就出版过一册小英汉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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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英汉辞典，从实用性来说意义已不大，但通过这些辞典，我们可以发现中西语言接触时的历史和文化状况，因为字和词的变化中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比如“科学”一词，现在公认，大概出现在1905年前后，是从日本过来的，我们从邝其照的辞典中可以看出，至少他那时还没有使用这个词。据说光绪二十九年（1903）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就是根据邝其照字典来编的，这本字典我也有，因为没有详细对比，不敢妄下结论。不过《商务书馆华英字典》中解释Science，已开始用“科学”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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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年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治历史的学者，学术灵感多从二手文献中出来，其实这在学术研究中已低了一个层次。中国老辈学者的学术灵感，据我所知，多数是从第一手文献或者实物中来的，所以他们的学术工作通常经得起时间考验，这恐怕是中国学术的新旧之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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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江绍原的一本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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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摊上的经历，有时候想起来很令人欣慰。我有一年在北京看旧书，见到一本光绪二十七年印刷的丁福保编的《卫生学问答》，拿起来翻了翻，看到是江绍原的一本藏书，就要下了。上有毛笔题写“绍原 十九年三月得自北平旧书摊上”，盖有江绍原的印章。当时的想法不是要看这本书，也不是因为是江绍原的藏书，而是因为江绍原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山西大学教过书，那时我正着意收集外省学者与山西关系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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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些年，等我有心情整理旧书的时候，细细看了这本书，感觉非常有意思。江绍原在中国民俗学方面的贡献早有定评，他是比较系统使用西方民俗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我手边还有他的一本《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这本书可能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要看的。江绍原此书主要考订中国古书中常提到的玉瑞和祭玉两种玉器，一般认为那是皇帝使者的职权象征物和祭祀之玉。而江绍原认为那是古人旅行时身上所带的辟邪御凶之物，是具有法术功用的宝物。我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能感觉到老辈学者的学术趣味。下面再说丁福保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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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保在近代介绍西医进入中国方面，做过重要贡献。吴葆真当年为著名的“丁氏医学丛书”写序时就说：“后世之作医史者，推论医学界改良之巨子，舍仲祜其谁。”曾科进为《汉译临床医典》作序也认为“论我国改良医学者，丁君为第一伟人”。这本《汉译临床医典》是日本人写的，我也买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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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保《卫生学问答》虽然是一个通俗读本，但我以为对于研究西医中国传播史很有意义，其中有两问专门讲这方面问题。这本书的序言之一是无锡人杨模在山西武备学堂任上写的——阎锡山1902年进入这个学堂，那时杨模已经回到无锡办埃实学堂去了。杨模当时聘请近代著名算学家华蘅芳为总教习，丁福保教算学。丁福保曾说过，他的算学知识得自于华氏兄弟。后来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张百熙将丁福保请入译学馆，做了算学和生理学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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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学问答》最早是1900年由山西武备学堂刻印的，我看到的这本书封面标明1905年在“上海科学书局印行”，已是洋装书了，版权页上注明此书是在日本印刷的。丁福保和杨模都曾到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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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节前，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听过金观涛和刘青峰两先生的一次演讲，主题是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是他们近年所做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他们用数据库检索证明，1900年前，“科学”一词在中国还很少使用。他们主要以中国文献为主，考察现代汉语中有关“科学”论述的出现频率，揭示中国现代科学观念形成的机制。他们提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初废科举、兴办新式教育之前，因为科举制的存在，中国士大夫不可能广泛接受用“科学”一词译“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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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福保《卫生学问答》验证他们的判断，非常准确。因为这本1900年完成的书，在1905年重印时，虽然封面上已出现了“上海科学书局印行”的字样，但在书中几处凡意思为“科学”的地方，还是用“格致”。比如其中有一问是“问：格致学何以有裨于治心？答：格致学所以推阐事物之理者也，假如前事与后事有相应，一物与他物有相关，人苟深求其相应相关之理，则能明决于万事万物之所以然，故欲练心才，须从所闻所见所知者得一总理，再将后来之事试验，果与此总理相贯否，如此惯于讲求，明决之心，自然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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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学术判断，能从另外看似不相关的材料得到验证，说明这个学术研究的结果是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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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法政速成科讲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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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边有一册《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明治三十八年在日本出版的印刷物，这一年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举就是这一年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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