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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江绍原的一本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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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摊上的经历，有时候想起来很令人欣慰。我有一年在北京看旧书，见到一本光绪二十七年印刷的丁福保编的《卫生学问答》，拿起来翻了翻，看到是江绍原的一本藏书，就要下了。上有毛笔题写“绍原 十九年三月得自北平旧书摊上”，盖有江绍原的印章。当时的想法不是要看这本书，也不是因为是江绍原的藏书，而是因为江绍原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山西大学教过书，那时我正着意收集外省学者与山西关系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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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些年，等我有心情整理旧书的时候，细细看了这本书，感觉非常有意思。江绍原在中国民俗学方面的贡献早有定评，他是比较系统使用西方民俗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我手边还有他的一本《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这本书可能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要看的。江绍原此书主要考订中国古书中常提到的玉瑞和祭玉两种玉器，一般认为那是皇帝使者的职权象征物和祭祀之玉。而江绍原认为那是古人旅行时身上所带的辟邪御凶之物，是具有法术功用的宝物。我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能感觉到老辈学者的学术趣味。下面再说丁福保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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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保在近代介绍西医进入中国方面，做过重要贡献。吴葆真当年为著名的“丁氏医学丛书”写序时就说：“后世之作医史者，推论医学界改良之巨子，舍仲祜其谁。”曾科进为《汉译临床医典》作序也认为“论我国改良医学者，丁君为第一伟人”。这本《汉译临床医典》是日本人写的，我也买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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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保《卫生学问答》虽然是一个通俗读本，但我以为对于研究西医中国传播史很有意义，其中有两问专门讲这方面问题。这本书的序言之一是无锡人杨模在山西武备学堂任上写的——阎锡山1902年进入这个学堂，那时杨模已经回到无锡办埃实学堂去了。杨模当时聘请近代著名算学家华蘅芳为总教习，丁福保教算学。丁福保曾说过，他的算学知识得自于华氏兄弟。后来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张百熙将丁福保请入译学馆，做了算学和生理学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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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学问答》最早是1900年由山西武备学堂刻印的，我看到的这本书封面标明1905年在“上海科学书局印行”，已是洋装书了，版权页上注明此书是在日本印刷的。丁福保和杨模都曾到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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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节前，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听过金观涛和刘青峰两先生的一次演讲，主题是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是他们近年所做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他们用数据库检索证明，1900年前，“科学”一词在中国还很少使用。他们主要以中国文献为主，考察现代汉语中有关“科学”论述的出现频率，揭示中国现代科学观念形成的机制。他们提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初废科举、兴办新式教育之前，因为科举制的存在，中国士大夫不可能广泛接受用“科学”一词译“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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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福保《卫生学问答》验证他们的判断，非常准确。因为这本1900年完成的书，在1905年重印时，虽然封面上已出现了“上海科学书局印行”的字样，但在书中几处凡意思为“科学”的地方，还是用“格致”。比如其中有一问是“问：格致学何以有裨于治心？答：格致学所以推阐事物之理者也，假如前事与后事有相应，一物与他物有相关，人苟深求其相应相关之理，则能明决于万事万物之所以然，故欲练心才，须从所闻所见所知者得一总理，再将后来之事试验，果与此总理相贯否，如此惯于讲求，明决之心，自然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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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学术判断，能从另外看似不相关的材料得到验证，说明这个学术研究的结果是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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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法政速成科讲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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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边有一册《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明治三十八年在日本出版的印刷物，这一年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科举就是这一年废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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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本是第一号，以后还有多少，我们现在很难查到。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或者说基本的现代知识体系，许多是经日本而来，这些年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著和文章时有所见。在新知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留学日本的学生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只要读过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和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对这方面的情况不会陌生。但这些比较经典的研究对于日本法政大学对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形成的影响，好像注意不是很够。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一书，有专章讲述清末留日学生与清末的法制变革，也没有涉及日本法政大学对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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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实施过程中，当时出使日本的杨枢起过重要作用。杨枢和他的前任汪大燮注意到，当时到日本的留学生学习普通科的较多，专门学习法政的较少，所以给西太后上奏，建议在东京建立一所速成法政学院。他们的建议得到了当时法政大学的校长、有日本“民法之父”之称的梅谦次郎的支持，后得以实现，于1904年在法政大学“为中国人士新设一法政速成科，专授法律、政治、经济学。从此日、华学生相集于一堂，互相勉学，诚盛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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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学生在日本各大学学习法律、政治、经济的人也有一些，但“以华语通译教授法律、政治等学科者，则又唯法政大学一校而已”。梅谦次郎说：“以清国时势之蹙，需才之亟，有若今日。欲养成多数新人物，舍斯科其奚由哉。昔我邦明治维新之初，亦尝聘欧美学者，设速成科，以邦语通译，而教在位者及有志者矣。今日枢要之位其出于当年速成科者盖不少。然则本大学此速成科之设，其有补于清国变法之前途者，必匪浅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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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本《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中可以看出当时课程设置、学科时间、授课教师入学资格等详细内容。当时的教学主旨是：“本大学之法政速成科以教授清国现代应用必要之学科速成法律、行政、理财、外交之有用人才为目的。”当时的学科分目是：法学通论及民法、商法、国法学、行政法、刑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裁判所构成法及民刑诉讼法、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警察监狱学、西洋史、政治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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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通论由梅谦次郎讲授，讲稿由黎渊译出；国法学由笕克彦讲，周宏业译；刑法总论由冈田朝太郎讲，江庸译；国际公法由中村进午讲，嵇镜译；经济学由山崎觉次郎讲，王璟芳译；政治地理由野村浩一讲，陆梦熊译。从这些译者的名字可以看出，他们基本都是清末实施新政的主力，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法制史的主角，中国法学的许多学科和专用术语都是在他们手中形成的。今天的相关学科的基本分类和讲授内容，大体包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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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形成中的日本因素，有很重要的意义，值得研究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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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从《东语完璧》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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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是一本经典著作。《东语完璧》是晚清留学日本高潮中的一本速成日语的教科书，完整的名称是《实用东语完璧》，它还有一个别名是《日语自得》，明治三十八年（1905）在上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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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清留学日本的教科书研究，现在也不鲜见。但如果从细微处观察，这些研究中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对于研究中涉及的具体史料，一定要设法看到实物，转述和从二手文献中引用材料，一般要非常谨慎。我们现在的学风，对于那些小的史料钩沉和考证，一般不很重视，非专书和论文不算学术研究，其实这是不好的学风。前辈学者的许多学术研究，常常是由专著和小的学术考证共同构成的。在这些小的学术考证中，可以看出学者的学术兴趣和学养，比如像《陈垣史源学杂文》那样的书，现在很少有人能写出来。史学训练，我以为还是要先从这些小处做起。学术进步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只要是新材料或者考证、辨识了材料的来源及准确与否，其学术贡献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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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东语完璧》这样的书，在旧书摊上，没有什么人太在意，也非常地不值钱，但如果要真正用的时候，还不一定能找到。我留意这方面的史料只是出于兴趣，因为看别人的研究著作，有时候很难真正了解那个时代，只有看到实物，才会有历史感。此类书除《东语完璧》外，我还有门马常次的《文法应用东方汉译规范》，当时宏文学院用的就是这个教本，书前有院长嘉纳治五郎的序言，黄兴、鲁迅和陈独秀都在这个学校念过书，一般说来可能也用过这个教本。因为这个教本中有些课文是关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比如国家的类型等，所以这些早期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对学生会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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