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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晚清的两本工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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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边有两本晚清工业方面的著作，一本是张锳绪的《建筑新法》，一本是张青选的《制丝新法》（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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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我们对稀见历史人物的了解，确实多了一点办法。这两本书的作者，我们如果不是生活在网络时代，想要找到他们的相关史料真是非常不容易。我平时对1949年前的各类人物辞书很留意，也略有收集，但如果不是在网络时代，要找到一些不知名的历史人物，我还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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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一个时代，除了常见的史料以外，对于那些散落在民间的东西也不能忽视，特别是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应当以提供一点新材料为追求。张锳绪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我不清楚。网上有一则史料说他生于1876年，殁日不详，字执中，天津府天津县人。1893年入北洋水师学堂读书，1899年留学日本日华学堂，同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工学科读机械专业，1902年毕业后回国任平江金矿局总工程师，1904年任保定师范学堂教习、总斋长。1905年，殿试及第，进士出身，任商部主事，在北京、保定等地监理工程。1910年，在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讲授建筑课，同年调任南洋劝业会审查员。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稍治建筑之学”。1910年7月著《建筑新法》一书，该书于当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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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则史料看，见过这本《建筑新法》的人不是很多，因为书在手边，我可以判断一些情况。网上的史料大体是准确的，只是出版时间稍有差异，应当是6月印刷，9月发行。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商务早期出版物，开本宽大，用纸精良。封面题字是当时在天津颇具声望的严修所写。书前有两则序言，一为杨士琦所写，一为唐文治所写。杨士琦是袁世凯旧部，在中国早期交通史及工商业史上有重要地位，唐文治就更是知名历史人物了。书中还有大量插图，主要是工程设计方面的图案，插图作者孙嘉禧，是张锳绪的学生。这本《建筑新法》虽然是一本偏重专业和使用的著作，但其中对英国和日本建筑的风格与规格也多有记述，特别是对与现代建筑有关的技术史料，书中保留比较完整。比如关于中国早期学校、剧场和医院等建筑的标准以及采暖通风方面的标准及设计，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设计图纸和计算统计。这些史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建筑风格如何受英美及日本影响，可能都有参考作用。杨士琦在序言中评价该书：“凡建筑之原理材料、空气光线以及绘图布局之法，条分缕析，贯举靡遗，类皆按切现时之需要，不为空言高论，而一以毗于实用为归，盖吾国前此所未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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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选的《制丝新法》（上编），宣统三年在日本出版，是自费印刷的出版物，以后是不是还有下编，我不清楚。张青选是河南成皋（今荥阳）人，网上有关于他的零散材料，但很简单。他也是留日学生。《制丝新法》（上编）前有他一张照片，非常清晰，也属难得。书名由胡惟德题写，胡惟德是晚清外交界的重臣。另外一篇序言是王印川所写，王是河南修武人，是北洋时期非常有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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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丝新法》（上编），张青选在书前“凡例”中说：“书中所述学理及方法，概系日本农商务省所立高等蚕业讲习所讲堂之教科。然本书不取名教科书者，盖教科之次序，当先技术，次经营，次管理，而以经营贩卖终之。而作者之次序，则首经营，次管理，次贩卖，而以技术贯之。著者鉴于日本明治维新初年所立之制丝工场，全国大小以千数计，因不谙经营管理之故，以致失败者，不知凡几。故将经营管理，列入上卷，尽先出版，乃谋国之苦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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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丝新法》（上编）一书中，保留了许多中国近代以来关于蚕桑工业方面的史料，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制丝工作和日本的关系，书中史料相当丰富。这两本书出版较早，坊间已不易得到，所以特别介绍，以备将来想使用者可以方便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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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辑二民国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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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老版人名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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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编纂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在历史学当中，应说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按照华勒斯坦的说法，一种学科的建制化完成，通常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大学里有没有相应的教授位置，二是进不进入图书馆的检索方法。我想这在两种条件以外，有时候可能还要考虑同时代相关辞典的收录情况。因为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性，有时候可以从当时的相关辞书中发现它们的位置，那是它们进入历史的开始。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在现代社会中，辞典的编纂是文化积累和承传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个方式本身受意识形态影响，比如“文革”中《新英汉辞典》或者《新华字典》的编纂与修改，但在过去，相对来说，辞典编纂中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是很重要。作为一种文化承传方式，辞典编纂本身所具有的中立性已经得到确立，也就是说，这种形式只承担知识承传方面的责任，而不负责评价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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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市场上，辞典的流通不是很普遍，因为它的价值，一般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得出来。还有一个情况是辞典作为工具，它的最好去处是图书馆，越是大的辞典，在图书馆出现的机会越高，而在个人手中很少出现，所以在流通方面，它的出现概率也较低。而我认为，重要的辞典是保存历史的有效方法。我十几年前就买过唐钺等前辈编辑的《中国教育大辞书》，我以为对于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这本辞典应该是必读书。其他类似的东西还有很多，专业方面的辞典也有同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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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买到过一本1919年由日本人田原天南负责编辑的《最新支那官绅录》，虽然是用日文写成，但因为大部分文字都是汉语，就是不谙日文的人也还看得懂。这本辞典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重要成员的情况很有帮助，因为是同时代出版的辞典，相对来说准确度较高。这本辞典是由当时在北京的支那研究会负责编辑的，主其事者是田原天南，他曾作过日据时代台湾一家报纸的记者，编过著名的《台湾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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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说所有进入辞典的人都可以成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因为事情是变化的。但一本辞典的完成，对于当时来说，能不能进入却也是一个观察历史人物的重要角度。我们看《最新支那官绅录》，虽然它的收录条件有自己的标准，但重要人物一般不会遗漏。历史的趣味常常可以从辞典中看出来。上世纪20年代初，那些后来对中国社会发生重要影响的人，还都没有进入这本辞典。而那些进入这本辞典的人，多数后来都不重要了。辞典里有陈独秀，而没有毛泽东；有许寿裳，而没有鲁迅；有钱玄同，而没有胡适，等等。可以有许多解释方法，但不论哪一种解释，都不能改变历史的趣味。在活的历史中，没有永远的大人物，也没有永远的凡人，时间会改变每个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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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关于《沈信卿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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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过去熟识的书商，送来线装两册《沈信卿先生文集》，问我要不要，我拿起来翻看一过，决定留下。书商稍微做了一点手脚，把中册改为上册，让人误以为是完整一套，如不细看，很难发现。其实这套书共有三册，少了的是上册——沈信卿的诗集。虽然是半部书，但因为不容易见到，还是很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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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信卿就是沈恩孚，民国初年非常有名的社会贤达，对于教育和工商事业尤其热心，今天的南京河海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建立，都与沈恩孚有关。他和黄炎培的关系很深，文集后有黄炎培当时在重庆为他写的传记，叙及平生交往和一生功业，非常详细。文集的书名也是黄炎培手书，注明时间是“一九五一年”。文集编定的时间在1949年，只是印出已到了新时代。沈恩孚的生平资料并不难见到，但他的文集提到的人极少，可能因为印出时，社会已对此类家印的文集没有什么兴趣，所以留传不是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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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恩孚当时的社会地位很高，与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各类名流多有交往。文集中收录了他给许多当时出版物写的序跋，举凡教育、学术、科学、民治、工商等，涉及方面非常宽阔，另外他为许多名人及他们前辈写的墓志铭，也收录其中，都是非常宝贵的文史材料。特别是关于早年江南和上海社会的史料，文集中多有各种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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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恩孚本人对于中国文字学和西北地理均有研究，文集中有更多这方面的研究和史料。沈恩孚早年在上海办新式教育，培养了许多人才。张君劢兄弟、金其堡等，都出自沈恩孚门下，文集中也保存了相关的史料。特别是文集中的书信部分对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很有帮助，如章士钊、蔡元培、张君劢、陈柱、潘光旦等，都和沈恩孚有书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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