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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读《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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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书市场上看到两册线装《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回家到网上查看了一下,知道这位无锡唐桐卿先生一生的功业。这位唐先生在《清史稿》中有传。前几年唐师曾很受媒体的关注,他曾在一本书中详细回忆过他家祖上的光荣,可惜没有提到这本《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这位唐桐卿就是唐师曾爷爷的爸爸。此类家印的纪念文集,我过去也曾看到过一些,但没有特别在意,只是有一年偶然看到一本《夏承枫教授公葬纪念册》,使我对这一类的文字多少有了些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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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为仿宋聚珍版式精印,是家印本,上世纪20年代初印成。关于这本书的详细内容,网上可以查到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我产生的是另外一种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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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是关键的年份。如果我们简单地从书本上了解历史,会以为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改变,其实,历史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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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社会还是在按传统的习惯运行。无锡唐家是名门望族,唐桐卿是晚清出名的善士,到了北洋时期,政府表彰他的功绩,选择的还是完整的传统形式。这种家印的文献,常常不进入正式的图书流传系统,因为印量不会很大,流布的范围有限,相对其他文献更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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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印的纪念性文集,一般说来其中难免会有些应酬性的东西,但这种家印本的最大好处是准确性比较高,所以在了解前代历史人物的文献中,这种家印纪念文集的价值是很独特的。另外,因为凡能印得起此类纪念性文集的家族,通常都有较为广泛的交游,特别是一些地方望族,会请很多社会名流来参与这一类事情,这样就使许多社会名流的创作和书法以特殊的方式流传下来。在《无锡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除特别知名的人物外,还有其他军政要员和各界人士,如曹汝霖、阎锡山、熊希龄、陆宗舆、齐燮元、倪嗣冲、赵尔巽、赵倜、张敬尧、卢永祥、钮永建、张作相、李纯、王宠惠、陈耀先、王揖唐、朱庆澜、尤桐、周树模、樊增祥、蔡元培、黄节、芦康、傅增湘、周学熙、张文藻等。这种传统是保存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历史文献中的重要部分,如果能有意集中收集,不论是名门望族,还是布衣寒士,凡家印的纪念文字,对于后世历史都会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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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祠”类似于后世的个人纪念馆,我不知道无锡唐桐卿先生的“专祠”如今是否安在,但《唐桐卿先生专祠文录》还是保留了下来。任何建筑都可以在特殊的年代以特殊的方式随时消失,但没有人敢保证一本书可以被毁弃得片纸不留,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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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李泰棻的《中国最近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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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我得到过两册李泰棻的《中国最近世史》,线装排印本。书中凡错别字都改正过,有些错字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很难看得出来。因为李泰棻早年在山西大学教过书,一度我还以为这是他校过的讲义,后来发现不大可能。这套书如果完整,应该是三册,我见到的只是后两册。不过幸运的是本书的目录和作者的例言都在最后一册,所以可看出全书的情况。我后来努力找过那第一册,但很难见到。台湾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收过这套书,但我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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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棻的《中国最近世史》,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方面,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方面的情况有专门的研究。这套书可能没有正式出版过,印成的只是当年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的教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讲义,后来作者以此书为本出版的其他著作也不少,但这套书对作者的意义很大。李泰棻的情况,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中有专门记述,此书完成于1934年,前几年三联书店重印过,很容易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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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近世史》准确的出版年代从书中看不出来,但从书中有些细节判断,完成在五四运动前。李泰棻早年和胡适、鲁迅等人在北京大学有过交往,是中国早期有名的史学家,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中国近代历史的叙述体例,以这本书为基本源头,至少是源头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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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李泰棻的《中国最近世史》非常高明,后来中国近代史形成的体例,很难说有多进步。这本书一是线索非常清晰,二是史料选择非常得当,三是能见出史家的眼光和个性。一句话,这样的史学著作,看了以后不白看,能知道许多事,有些评价可以变化,但那些基本的史实不会改变,不像我们后来的许多历史教科书,多少年以后发现不但毫无用处,还有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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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世的历史,对于李泰棻来说,就是当下的历史。我读此书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个时代的学者绝对自信,敢于把几乎刚刚发生的事情就写在历史教科书里,几十年以后再看,当年记下的一些事实,确实成为了历史,而且对这些事实的判断,后人好像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我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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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棻讲道光以来的辞章时,单列一节“新文派”。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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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有言:古文之道,无施不可,唯不宜于说理。诚如是,则严复之哲学文章,可谓难能而可贵矣。然学无根底者,不易领悟,故欲使之普通,最宜言文一致。近日虽有倡白话者,号为新文体,此中巨子,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为最著,以《新青年》杂志为其中心,全国效之,遂风靡一时。然旧学无根,胸中无物者,即白话,亦不易成也。新文体几遍于全国学校,除胡、陈、李等,其文足观者,盖不多睹,以其无胡、陈、李之学故也。自新文说兴,反对者众,而旧日文学家尤力,林纾至为《妖梦》《荆生》小说以刺之。若平心而论,新文学为传播学术,自易普及,当为应时不可少者。然专门精深之理,本无普及之希望,而交接日用之微,亦无需乎文学。况文章本含有美术性质,不能专为实用而设;即使白傅作诗,老妪能解,无奈王鹤挂牌,犬不识字,则新文学訾旧文学为死物者,亦过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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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泰棻对周氏兄弟的翻译也非常注意,他说:“周作人《域外小说集》、胡适《短篇小说》等,皆以白话直译西文书,亦能自成一格,前此所未有者也。” 把当下发生的事实,以肯定的语气写进历史,这不能不说是李泰棻的一个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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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两本关于云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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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研究西南联大的时候,顺便对关于云南的史料也发生过一点兴趣。当时收在手边的旧书中,印象较深的是谢彬的《云南游记》和张君劢译的《云南各夷族及其语言研究》。这些书后来都没有派上用场,想送朋友,但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特别是谢彬的那本书,虽然残破一些,但其中有几处批语,非常专业,我想可能是一位专家读过,不然不会有那样深刻的眼光,这些批语,对以后校对谢彬的书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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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游记》192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很常见的书。此书是谢彬游历云南时的一本日记。谢彬此次游历云南,因为是借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帮助,所以书中有许多当时全国教育名流的史料,比如黄炎培、袁希涛的等。谢彬一生著述很多,他这本《云南游记》,其实可以看成一本“云南近代史”,书中史料非常丰富,特别是民俗方面的材料,保存很完整。谢彬当年到云南是从海路行走,所以书中关于广州、香港和海南的史料也极充实,研究者万不可被书名误导,只在研究云南时参考此书。要了解早年香港、广州及海南,此书当为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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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游记》中有一节专谈“夷人语言及文字”。我收藏的此书中有以下几处批语,抄出来以供方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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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谈及“苗文”一节中,批注者指出书中凡“苗”字处,皆应当改为“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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