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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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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一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像是梁启超说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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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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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听那位老师说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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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道:“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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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好像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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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那位老师提到的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来自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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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此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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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世纪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的对谈者,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1949年后则只能编编辞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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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民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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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早年做过驻华公使的保罗·S.芮恩施专为中国人写的一本公民教育读本,1921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中英文对照本,罗家伦翻译,蒋梦麟校阅并序。据罗家伦在“译言”中说,他翻译这本书时,冯友兰和周炳琳都帮过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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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平民政治”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区别于“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政治或者宪政。蒋梦麟在序言中说:“芮先生在中国多年,多与我国人士往还,对于中国抱十分希望,我国人民对于先生感情亦极厚。芮先生不但为欧美的政治学者,对于中国政治亦素有研究,所以他这本书不是又悬空谈政治原理,实对于我国现行政治,有切要的和建设的批评,把欧美的政治和中国的需要,明明白白地讲出来:如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宪法的性质是什么,国家的各种机关是如何组织的,如何运行的,中国实行平民政治,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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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芮恩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等人翻译),我看这过本书。回忆录还是西人写得好,这是我一向的一个看法。芮恩施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的这本书,因为他在1919年后半年就离开中国了。我估计这本《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他回到美国后完成的。从芮恩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早年和北洋时代许多政要和名流的往来,比如梁启超、傅增湘和蒋梦麟,其他如袁世凯、段祺瑞和孙中山等。在他笔下,各种人物都非常真实,政见各不相同,角色时时变换,但作为个人,这些人物都是相当了不起的,这是读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感觉。芮恩施离开中国的那年,正是五四运动、巴黎和会、“二十一条”之类大事不断的时候,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把握到一些真实的历史,特别是北洋政要和学生之间的许多细节。芮恩施是真正了解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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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翻译的这本书非常通俗,那时白话文的地位还刚刚确立,但能运用得如此自如,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白话文的发展,也很有启发。除了文学作品以外,当时翻译作品中白话文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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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恩施虽然是美国人,但他对平民政治在中国实行的看法,对我们今天还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民治原则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实行肯定有很多困难,但他不赞成说中国人不能实行民主。他说:“有许多人公然说是中国不适于民治,他们的意思就以为中国的人民如此的软弱而无知识,必定要时时有独裁的势力,能发号令使人动作而不需给理由的,在后面鞭策他们向前去。这个见解,与我完全不同。我承认中国所遇着的很多困难,领土是很宽广的,各省的语言、风俗和经济的利益是很复杂的。政治统一的感情,不甚发达。国家和公共的行动,以前总不曾对于人民表现他们最好和最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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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恩施讲了许多他看到的中国困难后说:“我觉着无论是谁,如果真能知道中国一般的和共同的生活的,没有不感想到唯一适于中国的正当制度,就是民治与代议政府。”芮恩施解释了他的理由。第一,中国人民中内层的平等观念,就是最显明的特质,而且他们的理解功夫,使他们的行动,明白公平,不趋于极端。这些性质,在民治国家中都是很重要的。第二,选择领袖,中国人也有经验。不过他们的选举不用投票,而是用社会慢慢赞同的程序。在乡村之间,用自然的程序,推举年事较长,对于讨论本地的事务很有智慧,很能解决本地争端的人,经共同的同意,认为领袖。这当属投票选举内层的原理,关乎公共的讨论,中国人也很适宜。他们对于讨论公共的事是很有兴趣,而且是在公共场中很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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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恩斯对中国实行平民政治的看法是:“所以若是自由平等国家与代议政府的理想,真能彻底地被人民抓住,在中国建设一个伟大、能干、有势力的政治的社会,这种材料就在手中。只要有领袖能将他们自身专心致志在这个目的,他们将来很能成就一种永久的事业,远过于任何私人的利益和财产之上,因为只有经过他们,这很大的人口,才能渐渐地成为真正快乐的和兴盛的,且含有一种人生的满足,这个满足,只有人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庄严高尚而有正当势力的国家中之一分子,方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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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恩施的这本书,在中国早期政治学学科形成中,也应当有一定的地位,虽然是一个通俗性质的读本,但也自成体系,举凡现代政治学所涉及的内容,大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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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才知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重印过这本书,可惜我没有看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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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胡适的一篇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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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写过很多文章,有些虽然不很重要,但尽可能了解他早年所写的一切文章,对胡适研究还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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