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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再说“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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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中国谁最早介绍胡塞尔》刊出后，我又把手边几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哲学概论”一类的书看了看，还发现一些材料。这些材料《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张祥龙等著）一书中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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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张君劢译杜里舒《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在1924年出版，其中提到了胡塞尔和现象学。在这之前，张君劢还写过一篇《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氏东来之报告及其学说大略》，发表在《改造》杂志四卷六号上，这本杂志是1922年11月出版的。张君劢在谈到杜里舒哲学的来源时提道：“‘观’（Schauen）及‘精粹’（Gegnstand）二，自虎塞尔氏得来。”这样就可以说1922年，胡塞尔和现象学就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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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1月出版的王慕宁《现代西洋各派教育哲学思潮概论》（华风书店，上海）第五章“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中，用了二十六页的篇幅专门介绍“现象学”。作者把胡塞尔译为“扶萨尔”。作者说：“扶萨尔，为此派之鼻祖。现任德国福来甫尔姑大学之教授。年达七十余，元气尚健。集全世界之年少哲学家，以讲演现象学。著有《论理的研究》《现象学之理念》等书。”本章共分为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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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何谓现象学派”，共讲了三个问题：“第一，现象学（Phaenomenologie）。第二，现象学派之地位。第三，现象学思潮之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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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现象学之概念”，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现象学者，先验心理学者。第二，现象学者，认识之形而上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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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现象学之要点”，共讲了四个问题：“第一，现象学之方法。第二，纯粹意识（体验）论。第三，纯粹意识之构造。第四，作用与内容，及内容与其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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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现象学派之教育思潮”，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现象学的教育学派。第二，克氏之教育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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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现象学的教育学说之批评”，共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优点。第二，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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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范錡译《哲学概论》列在当时商务印书馆著名的“大学丛书”中出版。在第五章“认识论”的第六节“认识本质之问题”中，单列一节，用了近四页的篇幅专讲“现象论”。范錡把胡塞尔译为“佛塞尔”，并在注释中注出了胡塞尔《论理学研究》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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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李长之出版《西洋哲学史》（正中书局，重庆），在第七章“哲学界现势——唯心论之继续发展实证主义新实在论”中，也提到了胡塞尔和现象学，就用了现在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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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关东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哲学入门》（沈飞达著，桑春明译，大连），原书没有标明原作者名字的原文。这本书的第一章“认识论”中的第三节“实在论、观念论、现象论”，对胡塞尔和现象论都有介绍。作者把胡塞尔译为“福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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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介绍胡塞尔的时候，还特别提到了海德格尔和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作者译为“海逮葛”。《现象学思潮在中国》一书介绍海德格尔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时，提到的最早文献是熊伟先生1942年发表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一期上的文章，时在1942年。现在看来，同年还有另外的人也注意到了海德格尔和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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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那时中国出版的关于西方哲学的介绍性著作相当丰富。一般来说，在这些著作中，提到当时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思潮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张君劢、张东荪、沈有鼎这些大家的著作就不说了，就是一些不知名的作者写的书中，也常有些材料。如果这些材料尽可能完整地梳理出来，对于研究20世纪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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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我看到了《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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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来说，版本目录之学是必修的功课。但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历史，是不是也有一个版本目录之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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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历史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因为这一时段已是现代社会，印刷手段的变化使大量知识的传播非常普及，普及的结果就是数量激增。可以这么说，如今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随着学科分界的越来越细，一个学者很难对这一段的历史有非常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就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观察，每一个领域所涉及的材料都非常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中国现代版本目录之学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事。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目录版本之学的建立，也不是什么新话题。我想说的还不是一个学科设立的价值和意义，而是想说做中国现代历史研究的人，要常常有这个意识，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一切都是横空出世，对于文化的保存和积累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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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有一门成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目录版本之学，会使历史研究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感，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说，可以使他们对学术史的了解有一个便捷的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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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旧书市场上很注意这些东西，收集到以后一般都送给了有用的朋友。我曾经使用过上世纪30年代岭南大学图书馆编辑的一本馆藏期刊文献目录，编辑得非常好。中国老辈图书馆学者中有一个好传统，就是特别愿意在这方面下工夫，他们给后人带来的福祉，有时候真是让人感动，可惜我们对这些工作常常不能给予高度的评价。今日博士满街走，但对学术的积累来说，我们却只有叹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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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刚刚看到一本贝德士30年代初编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是当时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这个贝德士，这几年在中国很为人所知。章开沅教授1988年赴美学术访问期间，发现的《贝德士文献》的主人就是他。贝德士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1920年到中国南京金陵大学创办历史系。1950年，贝德士离开中国时将所有资料悉数带回美国，直到1978年他去世时，才由家人将这些资料捐给耶鲁大学。章先生的研究着眼点在于《贝德士文献》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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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的这本《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它的导言部分大体可以说就是一本关于西方中国学研究的期刊、学术机构及学者的指南。这本目录的开本很宽大，印刷精良，编辑体例得当，现代学术规范的所有要求一应俱全。这本书目对我的工作没有用处，不过我有一个广州的朋友，虽然不在专门研究机构里，但他的学术趣味和功力我以为都是一流的，他能以一人之力，笺证了陈寅恪全部的诗，而且完全凭学术兴趣，这非常不容易。我这本《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就是要送给他的，因为他的学术工作需要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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