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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高鲁日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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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认识。一般说来，日记的价值因作者所处的历史地位而定。也有一些日记，作者本人可能并不是特别知名，他们本人的历史地位也不是很高，但因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与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相关，同样可以使他们的日记获得很高的文献价值。而且因为这些日记的写作者不是历史的中心人物，他们的日记可能从另外的角度保留更真实的历史。所以对日记这种文献而言，可以说日记无大小，关键是看你从中取什么材料。最近看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鲁日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就有这样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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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鲁是一个普通的职业革命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也不高。1949年以后，他在新疆和内蒙古从事文化和宣传工作。但他的经历对研究中共党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来说都有意义，因为他早年在延安鲁艺学习，还担任过文学系的秘书，后来还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更为重要的是，他参加了1942年由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关于张闻天负责的晋西北农村调查，在以往关于张闻天的研究中，主要还是从研究革命史的角度来评价，而且旁涉的历史材料也不丰富。现在有了高鲁的这本日记，关于张闻天当年在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情况，就可以有现场感。因为《高鲁日记》的出版，研究者可以把当年张闻天在晋西北所做的关于中国农村调查的经过，从革命工作的视角拓展到学术领域里来。也就是说，张闻天关于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历史，不但是一种革命工作，而且也是一种学术工作。对于这次调查的方式和成果，应当放在1949年以前许多关于中国农村调查中来观察，这种调查的人员、思路、方式及最后的研究成果，如果放在中国现代经济学学术史背景下，可能会有许多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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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鲁日记》不但记载了当时参加晋西北农村调查的主要经过，而且对于当时调查材料的来源和统计方式都有记载，对当年张闻天的几次重要讲话也有记录。虽然张闻天晋西北农村调查的报告上世纪80年代曾由人民出版社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为名出版过，但《高鲁日记》中记录的讲话肯定是最直接的，至少可以与发表的调查报告相互对比，从中看出张闻天的思想变化过程。关于张闻天晋西北农村调查的具体材料，据《张闻天传》的作者程中原在书中介绍，张闻天当时直接参加了任家湾和碧村的调查，重点在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其他人在张闻天的指导下也写出了一些调查材料。据程中原说，这些材料都在中共中央1947年撤离延安时销毁了。这样看来，高鲁的日记就更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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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学术的变迁，离不开对当年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情况的考察。因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和学术的变迁中，这两个机构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主导力量来自于鲁艺，中国学术界的主导力量来自于华北联合大学。当年曾在这两个机构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成为负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力量。高鲁的日记中恰好有他在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学习的记载，虽然简短，但通过他的日记仍然可以看出一些鲁艺和华北联合大学的学风及文学和学术思想倾向。这些日记可以帮助历史研究者回到现场，找到在一般文献中很难产生的历史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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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罗家伦的《黑云暴雨到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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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谈论罗家伦的文章很不少，特别是他早年在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情况，人们已耳熟能详。他早年的著作也偶有出版，前几年上海学林出版社还专门印过他一本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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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是名符其实的五四健将，著名的《五四运动宣言》就出自罗家伦之手。五四一辈文人学者，多已用白话文写作，但因为他们早年有文言的底子，所以一般都是文章高手，特别是“宣传性”的文字，后辈很难写过他们。白话文中用四六句子，这是宣言、广告一类文章中必用的办法，但用得好很不容易，一般说来，没有文言底子的人是不敢在这方面出手的。从文言到白话，其实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国现代作家中，凡文字好的作家，多数有文言的底子。胡适他们虽然不用文言做文章，但对文言的感觉始终存在，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文章作者的文言功夫。周汝昌当年在燕京用文言写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胡适就劝过他不要再用文言写文章，因为周汝昌的“古文功夫太浅”。虽然周汝昌不很服气，但我感觉胡适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旧文化中出来的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胡适说过陈寅恪学问极好，但文章不高明，想来也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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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暴雨到明霞》是罗家伦抗战后期出版的一本言论集，商务印书馆1946年印出，书中的文章多数是抗战前后罗家伦的随感。这些随感，对后人深入了解抗战期间中国的情况有帮助。虽然这些文章也属于时论性质，但因为所涉都是大事，几十年后再看，还是很有文献价值，特别是书中提到许多当年的人物、事迹和相关言论，对研究历史非常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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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罗家伦的见识很高。他早年游学欧美，丰富的经历使他具有世界眼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使他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同时又有切实的中国生活经验，所以后人读他的抗战言论，不能不由衷佩服。比如他对抗战期间一种现象的概括是：“武人没有降将，文人偏有汉奸。”罗家伦对此有许多评判和分析，这对我们今天评价落水的文人和学者还多有启发。另外罗家伦对抗战期间的国际形势也了如指掌，他对美国、日本和苏联的观察非常深入，对当时中国军队的能力也很清楚。他有一篇《现代军人对于现代战争应有之态度》，专门对中国军人所应当具有的现代战争智慧和科学头脑做了分析，此文极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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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见识高明外，我还特别喜欢罗家伦的文章。他的这些短文，篇篇都有激情，而又不乏文采。1936年冬天，罗家伦代表中央大学师生到绥远看望抗日将士，写了一篇《告绥远将士书》。文章不长，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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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前线各军武装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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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的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的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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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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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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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 由殷海光一本旧作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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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边有一本殷海光的旧作《逻辑学讲话》，1943年10月重庆初版，1946年4月上海再版，列在“青年文库”丛书里面。这套丛书很大，约有近七十本，多数是很专业的著作，如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孟森《清史讲义》、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和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等，也有如范存忠《英语学习讲座》、陈之迈《读书指导》等通俗读物，殷海光这本也属此类。丛书由当时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丛书的主编是朱云影、程希孟、赵纪彬。编审委员会有方东美、冯友兰、洪谦、陈大齐、宗白华、黄建中、范寿康、汤用彤、梁漱溟、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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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本名殷福生，1942年从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本来金岳霖想让他留校任教，但最后没有成功。他到印度参加远征军，但八个月后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回到了重庆。这本书可能就是这一时期写的，他当时只有二十四岁。他在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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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为一般人而写的，我希望它能使读者多少得到真实的“逻辑之感”以及逻辑学在生活中的应用之确切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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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适合目的，一方面我用了如本书里所表现的体裁，另一方面我必须从常识出发，因此，这本书内所讲的既说不上是古典逻辑学又说不上是现代逻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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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是忠实于逻辑学，那么我应该承认因为被这本书底性质所限制，使我在此重大地牺牲了逻辑学的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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