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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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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纪闻》与短暂的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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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大厅，议员们正紧张激烈地讨论着“长期议会”拟定的《大抗议书》，议员们的神情都显得十分激动。《大抗议书》列举了查理一世过去长期不召集议会、滥用权力的一系列行为，包括滥用星法庭的权力审判出版商等共204项。尽管《大抗议书》用词讲究，语气恭顺，处处充斥对国王感恩戴德的词语，但是，在议会讨论《大抗议书》时却横生风波，议会内占大多数的贵族议员，亲眼目睹共和派议员由于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一次次逼得国王让步，因此兔死狐悲，深感民众力量的可怕，担心自己的贵族权益也会丧失，便阻挠《大抗议书》顺利通过。从1641年10月20日起到11月22日，《大抗议书》的讨论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八易其稿，还是无法通过。11月22日表决那天，从下午起直到黄昏，议员们一直争论不休。某些情绪激烈的贵族居然取下帽子，拔出佩剑砍向地面，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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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议员们情绪紧张地讨论是否要通过《大抗议书》之时，在议会大厅的一个不起眼的洞里蜷缩着一个神色紧张而专注的人正忙碌地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这个人面庞清瘦，目光犀利，长着一个大而弯的鹰钩鼻子、秃鹰脑袋，令人过目难忘，他躲在这个洞里不为别的，而是偷听议员们的发言，为他所供职的《议会纪闻》提供新闻稿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采编新闻，他就是被后人称为英国记者第一人的塞谬尔·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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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克时任《议会纪闻》的记者兼主编。11月22日午夜，当议会以11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对“大抗议”的表决之后，波克随即与小册子出版商约翰·托马斯联合，他们抓住时机，在“大抗议”表决通过的当天抢先出版《议会纪闻》。一经问世，《议会纪闻》便受到读者追捧，这份经议会批准，专门报道议会新闻的报纸首次打破了英国政府长期不允许格拉布街报道国内新闻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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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纪闻》的创刊不仅显示了波克与托马斯敏锐的商业眼光，也反映了革命后英国出版业形势的变化。自1641年10月议会开始讨论《大抗议书》开始，托马斯便注意到英国国内舆论的焦点一下子全集中到了议会，议会新闻成为最受市民们关注的新闻。此时，托马斯便跃跃欲试准备创办一份刊载议会新闻的刊物。而在此之前，由于查理一世已经批准撤销星法庭与高等法院，曾经严格执行的书刊审查制度也开始松动了。失去了星法庭的保护，皇家特许出版公司也名存实亡。1641年至1642年，如雨后春笋，英国涌现出一批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享受充分的自由，随便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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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得益于当时有利的社会形势，《议会纪闻》的成功与波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个面庞清瘦、目光犀利的记者，除了长相奇特，其从业经历也十分丰富。波克当过书商，干过抄写员、文书，还当过每周赚15先令的手写新闻信编辑。但据波克的一个朋友透露：由于波克有同性恋倾向，每周赚15先令对他这样一个同性恋单身汉而言远远不够，因此，波克后来又转行当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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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新闻书的编者不同，波克并没有局限于翻译来自欧洲大陆的报纸，而是利用担任下院印刷所所长之便，亲自打探各种消息。前面我们提到波克躲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大厅的一个洞里偷听议员们的发言只是他打探消息的渠道之一。据说，波克还拥有多位情报员，在深夜准能碰到他跟他的女情报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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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纪闻》不仅受到关注议会议程的普通读者的欢迎，查理一世也是它的一个热心读者。但阅读波克的报道并未令国王感到不安。波克的报道以客观著称，国内政治局势的紧张似乎并没有把波克裹挟进来。波克一直致力于不掺杂个人感情地、客观地报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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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进程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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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波克的客观报道值得肯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议会纪闻》的内容也因此显得千篇一律，十分枯燥。在波克等报刊编辑们的眼中，重大新闻与微不足道的新闻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报道时没必要加以区分，更不用说挖掘新闻表象背后的深层新闻。尽管存在种种不足，波克还是称得上首位真正意义上的英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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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纪闻》的热销及丰厚的利润很快就引来了其他的出版商争相模仿。两周后，一份名为《议会进程日报》的报纸的问世打破了《议会纪闻》一枝独秀的局面。虽然使用了“日报”一词，但《议会进程日报》也并非每日出版，而是逐日记载议会消息，每隔一周或者10天出版，改进了报道方式。与《议会纪闻》一样，《议会进程日报》在报道时也力争保持客观，在议会与国王之间，尽力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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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进程日报》问世后不久，市面上的盗版现象越来越严重，伦敦街头先后有七种盗版的《议会进程日报》在售卖。无奈的《议会进程日报》不得不在1642年12月26日至1643年1月2日连续刊登启事，声明其权威性：“亲爱的读者，留心今天出版的一种假冒、诽谤的日报，这种日报模仿我们的读物，实际上出自一群唯利是图的格拉布街家伙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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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打破了王权的桎梏，新闻出版物的数量激增，据英国博物馆的收藏统计显示：1641年仅有4种新闻出版物，到1645年，这一数字猛增到了722种。对于出版界的混乱局面，议会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继1641年3月开列了非法印刷商的名单之后，当年10月，上院又相继出台了几个控制印刷业、镇压印刷违禁图书的出版商的方案。1642年，上下两院联合指定的特别委员会更是发布命令告诫众人：任何人均不得出版诽谤性小册子和议会两院的议事录，重新授予书商公会搜查和没收非法出版物的权力。尽管议会想方设法想要加强对出版业的控制，但随着英国政局的发展，当局压制出版自由的企图，也遭到了有力的反抗，“令行不止”的现象比比皆是。政论性小册子、日报及新闻书并没有慑于1642年法令的压力而削减其出版势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对立的两大阵营中，代表国王的保王派也不遗余力地利用出版物发动对议会的攻击，其中尤数《宫廷信使》最为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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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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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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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1月的一个寒冷冬日，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一辆马车正停在院内一角，几个壮汉进进出出装卸着货物。不一会，装车完毕，一个中等身材、瞪眼扬眉的男人走到马车旁，与赶车人耳语几句。赶车人点头应承，随即扬鞭策马，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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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绝尘而去的马车上装载的不是普通货物，而是几箱肩负政治使命的报纸；这个身材中等的男人也并非普通人，他叫约翰·伯肯海德，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教师，保王派成员，也是赫赫有名的劳德大主教的前私人秘书。这几个人辛苦忙碌是要把这些报纸秘密运往伦敦，为斯图亚特王朝的落魄国王查理一世宣传造势，争取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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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漫画家笔下描绘的“保王派”与“议会派”之间对立的场面：画中左边蓄长发者为“保王派”成员，右边蓄短发者为“议会派”成员，双方都在指挥各自的狗来攻击对方。有意思的是，双方不仅自身在外形上迥然相异，他们各自所牵的狗也特征鲜明，在外形上与主人保持一致，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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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王查理一世此时已偕同保王派贵族们逃离首都伦敦，但他对伦敦的舆论形势依然十分关注。但对查理一世这个一国之君而言，此时的舆论对他十分不利，甚至可以说是糟透了。在查理离开伦敦之前，伦敦的大多数报纸尚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报道新闻。但随着查理的离开，随着早在内战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两个对立的派别——议会派与保王派——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格拉布街文人很快就因持论的不同而产生裂隙。伦敦的报纸派性明显增强，最终也分化为支持议会的革命派刊物与支持国王的保王派刊物。这两大阵营针锋相对，一场虽没有硝烟，但却异常激烈的战斗很快打响了。到1642年末，伦敦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倾向议会派。社会舆论对议会十分有利。伦敦的大多数报纸纷纷站在议会的立场上，对保王党极尽嘲讽。出版物上频频出现诸如“邪恶、不忠的党派”、“血腥骑士”及“邪恶派别”等贬损国王追随者的词，这些词几乎成了“保王党”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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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种对议会有利的舆论形势并没有持续太久。1643年1月1日，在保王党的大本营牛津，诞生了一份名为《牛津日报》的刊物。第二周，《牛津日报》改名为《宫廷信使》。从一开始，《宫廷信使》就显得与众不同。就出版地而言，《宫廷信使》在牛津而非伦敦出版；从出版时间上看，《宫廷信使》第一期问世的1月1日刚好是星期日。这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细节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联系。牛津此时是保王党的基地，在牛津出版，而且由保王党成员约翰·伯肯海德主办，《宫廷信使》自然是一份反议会刊物；特意安排在周日出版则是伯肯海德在有意嘲讽革命派中的清教徒周日不工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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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