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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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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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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1月的一个寒冷冬日，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一辆马车正停在院内一角，几个壮汉进进出出装卸着货物。不一会，装车完毕，一个中等身材、瞪眼扬眉的男人走到马车旁，与赶车人耳语几句。赶车人点头应承，随即扬鞭策马，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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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绝尘而去的马车上装载的不是普通货物，而是几箱肩负政治使命的报纸；这个身材中等的男人也并非普通人，他叫约翰·伯肯海德，是牛津大学的一名教师，保王派成员，也是赫赫有名的劳德大主教的前私人秘书。这几个人辛苦忙碌是要把这些报纸秘密运往伦敦，为斯图亚特王朝的落魄国王查理一世宣传造势，争取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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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漫画家笔下描绘的“保王派”与“议会派”之间对立的场面：画中左边蓄长发者为“保王派”成员，右边蓄短发者为“议会派”成员，双方都在指挥各自的狗来攻击对方。有意思的是，双方不仅自身在外形上迥然相异，他们各自所牵的狗也特征鲜明，在外形上与主人保持一致，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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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王查理一世此时已偕同保王派贵族们逃离首都伦敦，但他对伦敦的舆论形势依然十分关注。但对查理一世这个一国之君而言，此时的舆论对他十分不利，甚至可以说是糟透了。在查理离开伦敦之前，伦敦的大多数报纸尚能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地报道新闻。但随着查理的离开，随着早在内战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两个对立的派别——议会派与保王派——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格拉布街文人很快就因持论的不同而产生裂隙。伦敦的报纸派性明显增强，最终也分化为支持议会的革命派刊物与支持国王的保王派刊物。这两大阵营针锋相对，一场虽没有硝烟，但却异常激烈的战斗很快打响了。到1642年末，伦敦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倾向议会派。社会舆论对议会十分有利。伦敦的大多数报纸纷纷站在议会的立场上，对保王党极尽嘲讽。出版物上频频出现诸如“邪恶、不忠的党派”、“血腥骑士”及“邪恶派别”等贬损国王追随者的词，这些词几乎成了“保王党”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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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种对议会有利的舆论形势并没有持续太久。1643年1月1日，在保王党的大本营牛津，诞生了一份名为《牛津日报》的刊物。第二周，《牛津日报》改名为《宫廷信使》。从一开始，《宫廷信使》就显得与众不同。就出版地而言，《宫廷信使》在牛津而非伦敦出版；从出版时间上看，《宫廷信使》第一期问世的1月1日刚好是星期日。这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细节实际上却有着内在的联系。牛津此时是保王党的基地，在牛津出版，而且由保王党成员约翰·伯肯海德主办，《宫廷信使》自然是一份反议会刊物；特意安排在周日出版则是伯肯海德在有意嘲讽革命派中的清教徒周日不工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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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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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信使》创刊后，伯肯海德站在保王党的立场上，在民众中大力宣扬党派观点，争取舆论支持。除了《宫廷信使》，保王党阵营内还有《神圣帝国信使》、《公民信使》及《学院信使》等多位“信使”。这些刊物多在封面上刊印国王、王后的肖像，并在刊名下附上“伦敦情报员”的字样。针对革命派的宣传，保王党的众位“信使”发起了猛烈反攻，其中尤属《宫廷信使》力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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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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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刊之日起，《宫廷信使》就致力于攻击议会派，包括支持议会的记者。为加强舆论攻势，抢占舆论高地，大胆且自信的伯肯海德一改此前的刊物连篇累牍地报道议会新闻的一贯做法，采用一种全新的报道方式。伯肯海德把每天的报道分成三部分，第一是新闻本身，第二是他对新闻的评论，第三则是他对革命派刊物相关报道的驳斥。由于内容繁多，《宫廷信使》大大突破了普通刊物8页的篇幅，常常达12页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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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新闻时，伯肯海德也显得驾轻就熟。讲述有关议会军的“恐怖故事”是伯肯海德擅长的项目，《宫廷信使》经常爆料，栩栩如生地描述议会军的暴行，令读者读之仿佛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宫廷信使》问世后的第一个月，伯肯海德绘声绘色地披露了“反叛者”绑架王后、谋杀国王查理的“邪恶阴谋”。此外，伯肯海德还擅长利用民众对国王的敬畏之情，大肆渲染“反叛者”的嗜杀行为及其低下的出身。伯肯海德一直试图向公众表明：反对国王的革命派领导人物都是些出身低贱、没有头脑的货色，他们“很容易被好战而又亵渎神明的新教徒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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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肯海德还主动承担起革命派报纸的“校对”工作。内战初期的战场上，议会军接连失利，而革命派刊物却不惜歪曲事实，捏造虚假胜利信息。例如，在保王军将领霍普顿率军成功攻占查德雷（位于英国西南部城市埃克赛特）一战中，革命派刊物就伪称议会军守城成功，保王军失利。堪称“英国诗歌之父”的保王派作家约翰·德纳姆爵士曾在《西部奇迹》中讽刺了革命派刊物有关此战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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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不知道在两星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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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革命派刊物）是如何创造了一个西部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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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个人战胜了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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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闪电与霹雷的帮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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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霍普顿一次又一次遭到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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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的作者的确撒了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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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那些尚且活着的死者一个新的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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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感谢查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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