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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170486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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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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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绅士杂志》、《纪事晨报》及《公报》为代表的格拉布街先后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及60年代开启了报刊报道议会新闻的新纪元，并赢得了民众的瞩目，但议会却仍试图否认民众对议会辩论及决议的知情权。议会法庭很快又传唤了各家报纸的印刷商，并判处每人罚款100英镑。议会法庭甚至还命令各家报纸的印刷商跪在议会发言人面前，对他们施以人身侮辱。直到1771年，格拉布街报道议会新闻一事才因议会改革而出现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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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英国议会虽在名义上是代表全体英国民众的民主政治机构，但18世纪的英国议会却远非如此。此时的议会所代表的仅仅是少数大地产者及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一部分议员是靠政府直接干涉选举而当选，而另一部分则是花了很多钱在议会买来了议员席位，这样的议员往往驯顺地听命于国王，对政府的政策也是言听计从。公开拥护政府的议员甚至认为：大多数选民“不过是愚昧无知的群众，认为他们能够解决议会里最好的头脑都意见分歧的问题，是极端的荒谬”。早在60年代末，英国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就意识到政府的对内政策亟需改变。其中，议会改革首当其冲，被提上日程。1770年，老皮特提出了温和的议会改革主张，但被议会拒绝。辉格党以及托利党的议员都担心改革会引起国王乔治三世的不满，这些既得利益者还害怕议员总人数的增加会减少每个议员在竞选活动时得到的好处，害怕公众一旦获得了了解议会的机会与渠道，对议员们的不满情绪会像潮水般将他们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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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议会改革的时机此时还并不成熟，直到1832年英国才完成了第一次真正的议会改革，使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进入议会的机会，但此时的社会舆论却强烈要求议会加强与选民的联系，并明确要求定期在报刊上刊登议会开会的详细报告。《伦敦晚邮报》的编辑约翰·奥蒙也认为：“国家应该了解议会的所作所为。”奥蒙搜集每天议会辩论的笔记，并以这些笔记为素材撰写一至两篇文章刊登在报纸上。其他报纸也纷纷效法奥蒙。议会报告的发表充分暴露了议员对国王的谄媚奉承，加深了人们对议会的不满。对此，议会很快采取了压制措施，先后于当年2月、3月传唤了八家违反1738年议会决议、印刷议会辩论的印刷商。这八家报纸分别是《公报》、《米德尔赛克斯报》、《纪事晨报》、《伦敦口袋报》、《圣詹姆斯报》、《白厅晚邮报》、《伦敦晚邮报》以及《普通晚邮报》。由于《米德尔塞克斯报》的印刷商约翰·威伯、《公报》印刷商罗格·汤普森以及《伦敦晚邮报》印刷商约翰·米勒没有理会这次传唤，王室随后发布了逮捕这三位印刷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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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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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的抓捕及审理工作恰好由时任伦敦市议员的威尔克斯负责。威尔克斯安排了一个名叫卡朋特的印刷商前往抓捕威伯，接着又安排由他自己亲自审理威伯。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威尔克斯以抓捕理由非法、且侵犯英国公民权利为由宣布威伯无罪释放。对汤普森的审理也大同小异。负责审理汤普森的是威尔克斯的好友、同为市议员的阿尔德曼·奥利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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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格拉布街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然而好戏才刚刚开演。在结束了对威伯及汤普森的审讯后的第二天，下院特派员赶来抓捕《伦敦晚邮报》的印刷商米勒，米勒主动配合，束手就擒。而伦敦市治安官马上以非法拘留为由逮捕了这名特派员。威尔克斯、奥利弗及伦敦市长布拉斯·克罗斯比亲自审讯这名下院特派员。克罗斯比宣布议会发言人逮捕米勒的理由有违法律。这样，经过巧妙安排，威伯、汤普森及米勒都被无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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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市议员阿尔德曼·奥利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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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市长克罗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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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针对格拉布街文人的抓捕事件中，议会与伦敦再次冲突。政府以此案威胁了自身的荣誉与尊严为由，传唤了身为议员的克罗斯比及奥利弗。因拒绝道歉，克罗斯比与奥利弗被关进了伦敦塔。愤怒的伦敦民众纷纷涌上街头，向政府官员及其支持者身上扔泥巴、石块以示抗议。据说，民众甚至从马车中拽出了首相诺斯勋爵，并捣毁了这辆马车；首相的帽子也被抢走并被撕成了碎片，以每片六便士的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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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会议结束后，克罗斯比与奥利弗双双获释。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礼炮鸣响21响，五十多驾马车护送他们回到官邸。政府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从此再没有进一步阻止格拉布街报道议会进程。但议会仍然不允许记者在下院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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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格拉布街报道议会新闻一事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1803年，议会开始允许记者至后排旁听；1831年又正式在议会大厅设立记者席。1868年，议会又通过法案，承认记者报道议会新闻及批评议会不属诽谤罪。至此，格拉布街实际上获得了报道议会新闻的全面自由。但直到1972年议会才正式废弃不允许格拉布街报道议会辩论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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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报道议会进程权的斗争中，格拉布街可谓大获全胜，它不仅获得了报道议会新闻的权利，作为一种进步力量，格拉布街自身的地位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真正变成了议会三个等级之外的“第四等级”（1787年，埃德蒙·伯克首次将格拉布街所代表的新闻界称为相对于议会中其他三个等级的“第四等级”）。报刊上发表的议会报告以及相关的讨论不仅满足了公众的需求，而且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议员的行为，过去议员们普遍认为“选民的意见需要尊重，但绝对不打算考虑他们的意见”，此时，这种看法已经行不通了。通过格拉布街，此前长期被排斥在议会之外的民众获得了了解议会的机会。格拉布街由此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成为展现英国政治文化的平台以及政治评论的论坛，这极大地增强了英国政治的开放性。在公共舆论的监督下，议会再不能无视公众的要求。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格拉布街文人为之付出的心血有目共睹，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坚持，没有他们苦心营造的舆论力量，这场斗争虽然不能说结局无法预料，但恐怕还要历经更多的曲折、耗费更长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此前曾因参与党派之争及商业活动而导致声誉不佳的格拉布街文人也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以及他们在新闻史上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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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英国新闻业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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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格拉布街到舰队街：英国新闻业的一曲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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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诞生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以格拉布街为中心的英国新闻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报纸的版面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充实，读者的数量大为增加，独立性也越来越强。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以格拉布街为中心的英国印刷新闻业所发挥的社会舆论监督功能较以前大为增强，并最终在18世纪末得到了政府的承认，格拉布街成为议会中的“第四等级”，其舆论监督功能变得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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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格拉布街为中心的18世纪英国新闻业还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做为民间的新闻出版机构，格拉布街与政府、与政治的关系一直都十分密切，甚至可以说十分微妙。正是由于英国政府在17世纪末放宽了对新闻界的各项限制措施，客观上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有利的发展环境，以格拉布街为中心的18世纪英国新闻业才得以茁壮成长。而在格拉布街的发展初期也即困难时期，政府所实行的政治津贴制度又在经济上维系了格拉布街的存在。尽管如此，格拉布街与英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政府活动之间的张力也从来没有消失。两百多年来，格拉布街与代表政府的唐宁街之间的口水战无数，其斗争实质实际上就是精英政治的控制欲与市民社会的知情权之间的斗争。而两者争论的话题，要么围绕着白金汉宫皇室日渐式微的权力，要么围绕格拉布街力量膨胀的限度，要么围绕唐宁街此起彼伏的丑闻。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英国社会的民主趋势在逐渐增强，格拉布街也赢得了赫赫战果：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星法庭及《出版许可法》废除了；经过威尔克斯等人的斗争，总逮捕令废除了；经过“朱尼厄斯”的斗争，确立起“批评国王无罪”的原则，陪审团也掌握了不受政府训令约束，独立做出判决的权利；经过伍德福尔、凯夫等人与政府的斗智，格拉布街最终赢得了报道议会新闻的权利等等。正是这种张力，在18世纪英国激荡的政治环境中，不断地推动格拉布街的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以格拉布街为中心的18世纪英国新闻史的一个最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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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布街的这些进步都值得肯定。但令人有所遗憾的是，格拉布街自身所具有的鲜明特色似乎也随着这些进步的到来而逐渐地烟消云散了。在格拉布街获得了报道议会新闻的权利之后，长篇的议会报道经常充斥各种刊物，有关底层人民生活的记录则日渐减少；报刊的报道风格也像日渐成熟的中产阶级一样变得更加文雅而含蓄，然而与以前相比，则似乎变得乏味而枯燥了。由于格拉布街的专业化程度日渐提高，编辑们也不用在小旅馆中辛苦忙碌，专业而舒适的办公室逐渐取而代之。但工作条件的改善似乎并没有相应地培养编辑们的个性，像奈德海姆、米斯特及伍德福尔这样极具个性的编辑却越来越少。也许，在社会规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18、19世纪之交，格拉布街同样要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也只能以牺牲个性为代价。也正是在这种规范化的过程中，格拉布街向舰队街稳步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