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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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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科学论述中的专家和非专家：从“批判性论述分析”看消息来源选择和消息来源论述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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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玲媚 李秀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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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动机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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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报道”（balanced reporting）是新闻学专业的重要规范，它和公正、中立和客观都是让新闻工作人员可以扮演好“守门人”或“中间人”角色的核心价值；而新闻工作人员体现“平衡报道”的方法便是让持对立立场或观点的新闻事件相关人士，都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并且各方论点在新闻内容中都获得大约等比例的报道。“平衡报道”对于科学新闻之报道尤其重要，因为即使是受过科学报道专业训练的新闻工作人员在面对突发性科学新闻事件时，往往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或专业知识来判断特定消息来源所提供的信息之正确性，此时援引各方看法除了可以确保新闻报道内容之公平、中立和客观外，同时还能够充当效度检核以提高新闻报道内容之正确性。尤其是报道高度争议性事件之新闻工作者，更应该避免“煽色腥主义”，同时力求公平、精确，亦即透过慎选新闻来源来达成平衡报道（Fico & Soffi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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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新闻工作人员公平、中立和客观的专业形象，新闻工作人员也会在访谈问题的措辞上特别注意（Clayman,1992;Clayman & Heritage,2002）。Clayman（1992）便发现，针对高争议性的新闻议题进行提问时，新闻工作人员多半透过借用第三者的言谈来询问访谈对象，以便让自己在新闻采访中展现中立性（neutrality）。也就是说，由于传统新闻学不允许新闻工作者在访谈中涉入个人立场，因而当新闻工作者希望将特定观点或意见结合到访谈问题中，但是又希望和其中的论点保持距离，以便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的专业角色，新闻工作者就会扮演Goffman（1974,1981）所说的“绘制者”（animator）或“作者”（author）角色，而非“原创者”（principal）；亦即直接引用第三者的言谈来形成访谈问题或在访谈问题中以自己的话语再现第三者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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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科学是一种比较客观的事实；但是媒体学者却认为，媒体科学论述和其他媒体论述一样，都是一连串选择（包括议题是否具备新闻价值、什么是报道重点以及由谁来代表发声）后的产物，因为某些观点被一再复制和转换而某些观点却销声匿迹（Fairclough,1995）。尽管可信度愈高的消息来源愈受到新闻工作者的青睐，同时在新闻中也出现比较正面的报道（Yoon,2005）；但是新闻工作者却发展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套选择新闻来源的方法，以科学和科技新闻报道为例，组织发言人就比工程师和科学家更常成为新闻来源（Ramsey,1999）。Sumpter和Garner（2007）也指出，新闻工作者高度依赖的新闻来源往往并非最佳新闻来源，因为这些新闻来源通常与商业、官僚体系或其他社会团体关系密切，所反映的是有利于特定商业或政治意识形态的观点。以挑战者号意外事件的相关新闻报道为例，最常被引用的新闻来源是民选以及官派的政府部门领导者、NASA管理者、工程师以及政府部门职员，而罹难航天员家属、NASA承包商、非NASA政府部门所组成的意外调查小组却很少成为新闻来源，因而并不存在所谓的平衡报道（Sumpter & Garn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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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英国3份主要报纸The Guardian、The Independent和The Times对于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的报道为分析对象，葡萄牙学者Carvalho（2005）就发现，温室效应在1980年代中期纯粹是一个科学性问题，但是到了1980年代晚期就成为具备高度争议性的政治议题。此外，Carvalho也指出，尽管这三家报纸的报道大抵上不脱离倡导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意识形态，亦即避免持续性批评经济成长和消费；但是受到媒体经营权以及媒体与既有利益团体的关系诸种因素的影响，三家报纸在报道英国政府因应温室效应的政策和立场上并不同调。因此，媒体处理科学新闻报道其实和其他社会以及政治新闻报道没有两样，除了“新闻专业规范”（journalistic norms）的考虑外，同时也受到“政治规范”（political norms）以及“经济规范”（economic norms）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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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当政治势力或赢利考虑影响媒体对科学新闻事件的报道时，消息来源选择（source selection）以及消息来源论述再现（discourse representation）是否还会是公正、中立、客观和平衡等新闻专业规范的体现？基于社会大众对于高度争议性科学议题之理解多半来自媒体科学论述，传播学者有必要深入了解，当前媒体科学论述究竟是帮助社会大众正确理解高度争议性科学议题，还是相反地提供观点偏差的报道。然而，我们如何能够得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媒体科学论述并非客观的科学报道？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讨传播学者如何能够揭示科学新闻报道中政治规范、经济规范以及新闻专业规范的相互影响关系，尤其是针对科学新闻消息来源选择以及引述内容之再现，媒体科学论述究竟是帮助社会大众正确理解高度争议性科学议题，还是相反地提供观点偏差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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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性论述分析与媒体科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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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而言，“论述”（discourse）即“言谈群”（utterances），也就是在特定语境（时空脉络）中被人使用的语句群（contextualized sentences）（Schiffrin,1994）；换言之，“论述”并非跳脱语境的任何语言使用行为，而是多个语境嵌入性语言单位的集合。因此，论述研究者感兴趣的不是单一言谈，而是特定言谈如何影响其他言谈的内容，以及多则言谈所形成的语序关系（the sequen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utterances）又会如何影响特定言谈的内容；因而“论述”一般都是用来指称呈现“你来我往”对谈性质的口说内容（spoken interaction）。然而，近来愈来愈多学者认为（Phillips & Jorgensen,2002;Titscher,Meyer,Wodak & Vetter,2000），不宜将“论述”局限于呈现对谈形式的口说内容，以免排除单向的“言谈”（譬如演讲、电视新闻报道）；其次，报纸、杂志以及网络等书写形式文本（written text）也应该被视为一种“论述”。因此，广义来说，“论述”可以是口说形式的谈话（talk），也可以是书写形式的文本（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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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分析学者间不只是对于如何界定“论述”存在不同看法，对于如何进行“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也有不同的主张，以至于出现下列几个不同的研究取径（approach），包括言说行动理论（speech act theory）/ Gricean语用论（Gricean pragmatics）、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沟通民族志法（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对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论述心理学分析（discursive psychology）以及批判性论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根据美国学者D.Schiffrin（1994）的看法，尽管论述学者都同意，沟通内容（文本）和语境共同决定沟通内容的意义，上述“论述分析”取径对语境和文本的定义不尽相同；其次，对于语境和文本如何交互影响沟通内容的意义推论，也各有主张。以文本而言，言说行动理论/Gricean语用论以及批判性论述分析偏向单一言谈（utterance）分析，互动社会语言学、沟通民族志法、对话分析以及论述心理学分析则偏向言谈群（utterances）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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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语境的界定而言，Schiffrin（1994）简单地分成“认知性语境”（cognitive context）、“社会性语境”（social context）以及“文本性语境”（textual context）。上述三种语境观点主要的差异在于，“认知性语境”和“社会性语境”属于静态语境观点，而“文本性语境”则是动态语境观点。简言之，“认知性语境”主张论述者凭借彼此共享的信念（beliefs）或预设（assumptions）来诠释沟通内容的意义，无论是言说行动理论取径中论述者用来辨识言说行动类别的“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抑或Gricean语用论取径中用来推断暗示（implicatures）的“合作性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都是论述者彼此共享的信念或预设。其次，“社会性语境”则强调论述者个别的团体（社会性、政治性、经济性或文化性）成员身份（譬如性别、政党属性、社会阶级、族群）以及论述者间的关系属性都会影响论述者如何诠释沟通内容的意义；互动社会语言学、沟通民族志法、论述心理学分析以及批判性论述分析都可以归类在此一项下。然而，对于主张“文本性语境”的对话分析取径而言，基本上它是承认“认知性语境”和“社会性语境”所主张的各项影响沟通内容意义的来源；但是这些影响因素都只是“可能的”因素，因为论述分析者唯有根据文本所提供的线索，才能确认论述者究竟让哪些因素跟当下论述具备“相关性”（rele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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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媒体科学论述中消息来源选择以及消息来源论述再现之探讨，尤其是本文所关切的议题：媒体科学论述中专家和非专家以及其意见如何被形塑？从批判角度研究媒体论述的“批判性论述分析”提供一个有效之研究取径，因为“批判性论述分析”是所有论述分析取径中明显地聚焦于意识形态或权力议题的分析取径。诚如知名“批判性论述分析”学者van Dijk（2001）所言，此一论述分析取径聚焦在探讨“论述如何扮演产制、复制以及挑战宰制地位的角色”（p.300）；而所谓的“宰制地位”（dominance）则是来自社会中的精英、机构或团体运用其权力，创造出政治、文化、阶级、族群以及性别的不平等。一般而言，一篇“批判性论述分析”报告的研究目的就在检视论述如何巩固一个团体宰制其他团体的权力，亦即van Dijk所说的由上而下的宰制角度（top-down relations of dominance），这也是本文所采用的研究视角；或者更进一步地分析一个具备支配性地位的团体的权力如何在论述过程中被挑战，亦即van Dijk所说的由下而上的抵制角度（bottom-up relations of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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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批判性论述分析”不但强调语言或论述在建构外在世界真实上的重要性，也着重于探讨媒体论述和特定社会、政治以及文化脉络之关联性。因此，从“批判性论述分析”来看媒体科学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下列问题：“谁”才是界定科学事务的“权威性来源”？“什么”是值得报道的相关“事实”？换言之，即使是报道最客观的科学，媒体科学论述所提供的并非是一个客观的科学事件报道，而是反映政经环境、媒体组织或新闻工作人员立场的主观建构真实（Carvalho,2007）。然而，我们如何能够得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媒体科学论述并非客观的科学事件报道？传播学者从“报道性言说”（reported speech）概念（Calsamiglia & Ferrero,2003;de Oliveira & Pagano,2006）以及“平衡报道”（balanced reporting）概念（Boykoff，M.& Boykoff,J.2004;Zehr,2000）出发的相关批判性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一个很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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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衡报道和“信息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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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家vs非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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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核心价值，“平衡报道”体现在新闻处理过程或最终新闻内容的方式就是：让持对立立场或观点的新闻事件相关人士都成为新闻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并且各方论点在新闻内容中都获得大约等比例的报道。然而，Gelbspan（1998）提醒大家思考下列问题：一则科学新闻报道中的不同新闻来源是否应该具备同样的科学权重（scientific weight）？换言之，根据“平衡报道”规范所产制的媒体科学论述，是否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科学社群普遍的共识和少数怀疑论者声音在理解相关科学性议题时，应该被等量齐观。根据Boykoff，M.和Boykoff，J.（2004）针对美国4份主要报纸（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The Los Angeles Times和 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全球暖化报道分析发现，遵循“平衡报道”规范使得美国报纸的全球暖化报道呈现“信息性偏差”（informational bias）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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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尽管科学社群针对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暖化的论点存在普遍共识，Boykoff，M.和Boykoff，J.（2004）对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The Los Angeles Times和The Wall Street Journal 4份美国主要报纸的内容分析却显示，超过一半的全球暖化报道（52.56%）则是平均呈现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暖化主张以及自然因素导致全球暖化主张。其次，关于如何响应全球暖化问题，科学社群也普遍认为人类应该立即采取强制性行动（immediate and mandatory actions）来对抗全球暖化；但是，Boykoff，M.和Boykoff，J.却发现，从1988年到2002年全球暖化因应措施相关报道中，将近八成报道内容（78.20%）一方面呈现人类应该采取立即性（immediate）、强制性（mandatory）行动的论点，同时也以等比例篇幅呈现人类应该采取谨慎性（cautious）、自愿性（voluntary）行动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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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平衡各方观点的报道反而是一种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Boykoff，M.与Boykoff，J.表示，之所以产生上述“信息性偏差”现象，主要跟全球暖化议题被政治化有关。全球暖化之所以成为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议题，源自1990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中，来自全球各地超过700名科学家讨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家小组（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针对全球气候变迁所做的评估报告，会后发表《科学家声明》（The Scientists’Declaration），催促各国政府采取立即行动来控制全球暖化风险；随即在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中发展出《气候变化纲要公约》（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FCCC），强制要求各国政府管制二氧化碳之排放；最后在1997年日本京都举行的《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中，签署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以规范工业国家未来温室气体减量目标及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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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尾随着《京都议定书》而来的并非各方对抗全球暖化的一致行动。一方面由于温室气体减量将严重影响相关利益团体之生存，因而引发美国相关游说团体（包括The Global Climate Coalition，The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以及Exxon石油公司）之政治运作，企图突显因应全球气候变迁所制定的环境政策对当前经济体系的威胁（Leggett,2001;Muradian & Martinez-Alier,2001）。因此，假如“科学不确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论述被有心人士运用，目的是用来捍卫特定政治团体或商业团体的利益（McCright & Dunlap,2000,2003）；但是媒体为了体现所谓的“平衡报道”而公平呈现各方论点时，是不是反而让全球暖化的真正原因以及人类如何逆转此一发展的讨论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到各国政府能源以及运输政策的拟定？因为“更多的研究”往往成为各国政府不愿意采取必要措施的最佳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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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部分学者（Wilkins,1993;Zehr,2000）认为，当全球气候变迁成为主要媒体报道对象时，尽管“科学不确定性”论述往往是一个鲜明的媒体议题，但是它通常却被媒体用来弱化非科学家的知识正当性。Zehr（2000）分析美国4份主要报纸The New York Tim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Chicago Tribune以及The Los Angeles Times报道后指出，美国主要媒体在报道科学家以及一般民众对全球暖化议题的态度时，相对于科学家比较慎重的观点和乐于承认“科学不确定性”，民众往往被报道为危言耸听者或大惊小怪者；其次，相对于科学家的怀疑主义和充分论证，民众往往被报道为容易轻率地下结论；此外，民众在媒体报道中被描绘成轻忽科学证据和科学过程者，也是草率发表意见者。换言之，“科学不确定性”论述成为媒体建构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间的“社会阶层”（social hierarchy）的工具，亦即媒体科学论述有意无意勾勒出一条划分科学家与非科学家间的知识正当性界线，目的在降低非科学家论点之正当性，以便达成让科学家成为产制全球暖化议题相关知识的唯一正当发声管道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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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家vs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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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媒体报道科学性议题时所呈现出来的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发声正当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太出乎意料的现象，毕竟科学性议题有其专业性，专家通常会比非专家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信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也注意到，科学家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发声正当性”问题。在一篇探讨气候变迁政治学的文章中，Demeritt（2001）指出，即使是科学性知识也具备社会性向度（social dimension），亦即科学性知识之产制流程通常充斥下列问题：如何操作实验或进行测量？是否要信赖研究结果？谁对研究结果的解读比较可信？而这些问题的答案自然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以气候变迁的研究为例，相关研究实际上受制于特定的研究取径，已经俨然形成所谓的“环境殖民主义”（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亦即由少数的人掌握什么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选择何种研究方法以及判断何为可靠证据的标准之最后决定权（相反看法请参见：Schneider,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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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Demeritt（2001）也强调，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气候变迁研究，并不代表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和承载高度价值的政治并无二致，而是希望一般民众能够正视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研究过程的无法完全价值中立的现象。以最近台湾研究团队再次证实氟氯碳化物排放是造成臭氧层破洞的元凶为例，研究团队成员并非环境变迁专家；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研究团队并未采用该领域中的传统测量方法，而是设计全新的实验方法，让测量误差从传统测量方法的50％，缩小到5％以内。换言之，两年前美国科学家波普的一篇研究推翻氟氯碳化物排放是臭氧层破洞主因，引发全球最知名的两大科学期刊《自然》与《科学》对此议题展开激辩；但是两年后一个由“行外人”组成的台湾研究团队，却在一篇刊登在2009年5月《科学》期刊的研究报告中平息此项国际学术界的重大争议，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研究团队由非环境变迁专家的分子束专家组成，反而可以成功地跳脱环境变迁研究领域中既定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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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道性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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