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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首届两岸三地媒介批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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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媒介批评的特点与态势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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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运荣 于 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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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代美国媒介传媒批评呈现出新的不容忽视的特点与态势。特点如，批评焦点集中于对传媒商业体制并呈扩大之势，媒介批评力量呈多元之势，媒介批评作品呈丰富之势。最新态势如，日益左右传媒本身的系统变革，动员公众参与，媒介批评家境遇提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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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介批评的激进潮流在美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不可轻估。美国现代媒介批评始于19世纪晚期，总体而言，在较大的社会动荡期，美国媒介批评比较兴盛，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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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业正逐渐由政治性的新闻体系向羽翼待丰的商业新闻体系过渡，商业主义战胜了党派主义成为左右报刊的中心力量，期间，媒介批评主要关注媒介商业化所引发的社会文化恶果，此一阶段为“商业主义批评”阶段；20世纪30年代，随着报刊的竞争，媒介垄断程度加剧，报刊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报阀”手中，媒介批评指向报阀，此一阶段为媒介的“报阀”批评阶段；第三次激进媒介批评浪潮自20世纪70年代末渐起，80年代兴盛，90年代末达到高潮，延续至今并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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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传媒批评再次成为媒介研究重要议题之一，这一阶段媒介批评的对象主要针对新闻界现存的危机，即硬新闻的日益减少，新闻调查的缺乏，人员缩减，日益集中的传媒结构，独立报纸的倒闭，新闻版面越来越多充斥着广告、娱乐新闻和假以“平衡”名义的偏见，而且这一局面日益恶化。当代美国媒介传媒批评思想令人惊叹，而且媒介批评自身也呈现出新的不容忽视的特点与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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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媒介批评焦点的集中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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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在几次美国媒介批评的激流中，其焦点总是有所不同，事实上，媒介批评焦点的不同，体现了人们对于导致媒介存在种种弊端根源认识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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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媒介“商业主义批评”阶段，人们认为，由于商业的趋利动机导致新闻界为广告商所操纵，也正是由于商业的趋利动机，不可避免导致政界与新闻界的相互勾结，滋生腐败的经济链条。因此，媒介批评的众矢之的是新闻界本身。厄普顿·辛克莱在1919年出版的《无耻收买》中对报业为了商业利益而无耻出卖自己的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是你们这些人在编写、印刷和发行我们的报刊，在你们的钱袋里，每个星期都能发现一份Brass Check。Brass Check是你们羞耻心的标价——你们把那么多的真相拿到市场上去拍卖，你们背叛了人类贞洁的希望，把它抛进了财团的黑窟。”总之，这一阶段，媒介批评将媒介弊端归罪于新闻界，即由于新闻界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不顾廉耻地出卖自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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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阀”批评阶段，由于越来越多的报纸消亡，区域性或全国性的报纸集中在少数实力雄厚并拥有明确政治观点和政治野心的报界老板手中，新闻自由日益受到威胁，显然，这一阶段媒介批评的矛头指向垄断报阀。“新闻自由只能是极少数报阀的自由，报纸上刊登的是具有报阀倾向的新闻，社论反映的是为报阀利益服务的观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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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阶段的媒介批评焦点，将媒介危机归咎于追求商业利益的新闻界，追求垄断利润的报阀，确实是看到了二者的趋利动机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但也同时表明了早期的媒介批评对媒介弊端的根源探究还仅仅停留在表层，因为只有到了第三阶段，激进的媒介批评焦点才显示出对这一根源实质的日益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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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对传媒弊端问题根源——传媒商业体制——具有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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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传媒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人类自私的本性和无能，而在于产业化的结构和商业逻辑使新闻业成为其所必需的产品，“传媒目前存在的不亚于灾难的趋势归根结底，并不是编辑和记者一手使然，传媒是凭借商业化的体制操纵种种需求，因此关键还在于这种传媒商业化的体制与反公众议程达成了妥协。”[4]那么，不可避免地，媒介批评的焦点日趋集中于传媒商业体制本身，并呈扩大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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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体制力量发挥作用所建基的思想是，降低竞争，提高生产效率，平衡既有优势，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那么，自由市场力量对传媒体制的操纵结果就是，随着竞争的优胜劣汰，会导致越来越少的声音，当每位竞争者找到以最少的代价即能获得最多利润的新闻报道模式时，多元化已让位给均质化。“市场竞争的集中态势在公共信息领域一经发生，即不可避免地导致新闻的低俗、同质与空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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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传媒商业体制的批评不局限于其本身，而指向所引发的不良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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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传媒弊端根源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对传媒商业体制的批评也不再局限于体制本身，这一阶段的媒介批评的思想前提是已经意识到左右报刊的中心力量的改变不仅仅意味着某种模式的简单更替，而是某种优先权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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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发行量的扩大受经济力量驱动，但其后果却是政治性的，即大众传媒改变了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毕竟，报纸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花同样的钱来购买报纸，其价值在卖主的眼里是有区别的。“年薪5000英镑的读者每天购买报纸的8便士，其价值要比年薪2000英镑读者的8便士更加值钱，因为报纸出售的不仅仅是它的编辑手法和内容，更要以受众的收入来吸引广告主。”[6]其结果，必然是富裕阶层的口味受到了关照，而对广告主吸引力小的群体口味受到忽略，报纸就会向有资产的阶层整体倾斜。可以说，美国的传媒导致社会分界的政治后果已然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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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意见生产的产业化和意见分配的市场集中化，一小部分精英开始控制了公众的话语权，并掌控了国家的政治命脉。虽然对于传媒体制的操纵本身是一高度敏感的话题，不亚于对于市场经济的操纵，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更愿刻意忽略和回避这一话题，正所谓“经济造就了空洞的新闻业，而政治维系着其存在”。James Carey对这一传媒制度也做过精辟的总结：“正是通过这种不加理解的新闻事实，民众的认识才被僵化或改变，因为他们只是会对上一个流程传来的专家的意见进行评判。总体而言，这种新闻以公众的名义自居，但公众在其中只是被动接受的观众，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它更像是一个接受专家所传输信息的容器，一个进行营销的借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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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投资者谋求更大的利润，传媒不仅放弃自身对民主自治所担负的责任，同时还利用其权力推动了传媒所有者和广告商某些特定的政治和经济议程，同时通过误导公民逐渐使其远离政治。少些传媒即使能从竞争中存活下来，也难以理想的方式立足，以抗衡这种推动政治议程的影响力。当今的美国传媒批评已深深意识到“这种私有化、趋利化的传媒体制与民主的社会目标从根本上是相悖的”，进一步讲“就民主审议的定夺和全面报道公共事务而言，市场实在是一个糟糕的机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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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赢利和政治控制的结合决定了现代美国新闻业的性质，随着高新技术的推动和传媒市场的巩固，政经这两股势力日益交织在一起，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传媒体制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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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批评力量的多元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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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阶段媒介批评声音较单一，比如早期的媒介“商业主义批评”阶段，媒介批评的主要力量是来自有着文学背景后涉足新闻业的报纸编辑或记者；“报阀”批评阶段，媒介批评的主要力量日趋专业化。当今，媒介批评声音有多元之势。“每一个维护公正的人都不能无视美国新闻业所身处的危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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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自作家的声音。公共服务的优先权日益被商业驱动力所替代，其根深蒂固的原因何在？一大批作家也为此寻求着答案，比如Bill Moyers，William Safire，John McCain和Jon Stewart等在传媒上纷纷发表见解，这一局面越来越难以为人们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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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来自公共利益团体的大声疾呼。各团体一方面纷纷号召其组织成员提高自省意识，另一方面则积极鼓动变革并提出各自的变革主张。比如，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公正与准确报道组织”（Fairness & Accuracy Reporting）已成为媒介批评的中心，一些消费者和公民权益组织，像消费者协会（Consumers Union）、美国消费者联盟（Consumers Federation of America）、媒介准入组织（Media Access Project）、数字民主中心（Center for Digital Democracy）和共同事业组织（Common Cause）等正向美国国会发动一场媒介战争。另外，全国的政治活动家组织也已活跃起来，提出一系列媒介变革方案，诸如自由新闻界（Free Press）、Prometheus广播计划（Prometheus Radio Project）、传媒渠道方案（Media Channel）、改造传媒方案（Reclaim the Media）、传媒容器方案（Media Tank）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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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此次媒介批评运动包括众多新闻记者。根据2004年传媒从业者的民意测验显示，83%的人感到由于商业压力，新闻质量下降是美国新闻工作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2004年传媒从业者的民意测验）。事实上，这一社会毒瘤不仅腐蚀着人们每天接触到的新闻信息和图像，而且侵扰着新闻工作者的生活。美国报业公会作为热心于商业媒介批评者多年，表达了普通新闻从业者的不满。Leonard Downie Jr.和Robert Kaiser这两位《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在其最近的著作《关于新闻的新闻：危机中的美国新闻业》（The News about the News：American Journalism in Peril）中，不仅对当代新闻业进行了言辞尖刻的批评，而且还记录了近几十年传媒业下滑的螺旋轨迹。其批评声音并非黑夜中的一记响鞭，其他众多内行批评声音以种种形式每周都刊登在以激进观点著称的杂志上，如《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国家》（The Nation），《革新者》（The Progressive），及《美国前程》（The American Prospec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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