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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长毛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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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等到春天整个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电影《立春》里热心改变命运的乡村音乐教师在动荡的绿皮列车里怨怼怅惘的独白，王韬要是听到了大约会泪奔，当然，他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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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在墨海书馆里郁闷了13年，和他的东家麦都斯在上海待的时间长度一样。漫长的13年，王韬改变命运的焦灼之心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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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他试图洗手上岸，为自己谋一个意念中的人生正途。在1856年，他鼓起勇气，在丢弃八股帖括十年之后居然重返昆山参加科举岁考，然而仓促上阵的结果，除了号房枯坐、不知所云之外，一无所获。三年之后，不死心的王韬再赴考场，结果更加糟糕，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走进考场搏一个正途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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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期间，太平天国的动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大清帝国跳不出“王朝中期赋税暴增律”，经过200年的统治，清政府官僚机构叠床架屋，财政开支越来越大，各级官吏侵吞挥霍，赋税、徭役不断加重，当顺从和反抗的成本相抵时，各地民变就会此起彼伏。不期而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战争赔款、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外流，税收的抽水机进一步加大马力，更大的变乱接踵而来。中国农民起义，宗教总是起到联络、动员和组织的作用，这一次，起义领袖穿上了基督教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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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造反者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其他农民运动不同，它不仅向王朝统治者，而且向整个传统秩序挑战。就此而言，最好将他们称为革命者，而不是造反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旧约全书》、儒教乌托邦、性禁欲与原始共产主义的古怪熔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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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王韬都是这场战乱的旁观者和记录者。直到战争迫近上海，他才以上书的方式介入这场战争。他曾两次提交特别条陈，每条十款，其中不乏创意之处，如“领兵员弁须用外国武官，藉以钳制也”，清军后来组建洋枪队，明显从中受到启发。在第二次条陈中，最富新意的是他的游击战略，“诱贼深入而设计歼之也”，“侦贼出没之时而击其无备乘其疲乏也”32，如果历史真的给他机会，他会不会成为游击大师真的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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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陈中也不乏蛇蝎一样的毒计。他注意到，当太平军占领一个村庄时，如果村民供给钱物，便严禁抢掠烧杀。村民为了保护生命和可怜的家产，不得不解散团防，不再与太平军对抗。对他们来说，太平军与清军又有什么不同呢？捍卫名教的大义只有知识分子才懂。为防止平民滑向太平军，王韬建议民团首领装作普通村民向叛军献物，然后袭击叛军。这样，当村民真的献物时，叛军也会怀疑诈降而杀掉村民，村民也将丧失对叛军的信任而死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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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的这些妙计或毒计没有给他换来一官半职，仅仅收获一点微不足道的“润笔费”。他甚至旁敲侧击地“邀官”，但僵化的官僚体制和擢才方法如同围墙，墙里的人都想太平无事做“宅男”，即使是天下大乱，墙外的人也只能挠墙而不能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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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书之路行不通，他试图建立“实功”来获得当轴对他的承认，组织团练与太平军对垒，可惜草草拉起的队伍根本抵挡不住剽悍的太平军，不得不脚底抹油溜回上海。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一遇实战便逃之夭夭的做法引起了当地官员的非议和不满，王韬在上海也难以立足，决定回到家乡去进行一项新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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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冒险让他彻底冒犯了清廷，从此人生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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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廷的大门对王韬关闭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大门却向王韬打开了。在异质文明冲击下的上海待了十多年，王韬内心的道德准则处于一种混乱游移的状态，就像一个多角恋人，不知道究竟心属何处。他参加基督徒的礼拜，但他对教义的忠诚度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闪烁其词，讳莫如深，他到底是不是教徒成为后世学者挠头的难题。既然成为清廷大人物的梦想已经破灭，为什么不能转过身来尝试另一种可能呢？那个阵营所信奉的上帝他可能比他们更为熟悉，更何况那个阵营在惨烈的内讧之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他们攻破了清军设在南京郊外的江南大营，乘胜拿下了常州、苏州，逼近了上海。当听说从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成为太平军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时，到底向哪个方向忠诚，在王韬的心里成为一个相持不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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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名叫洪仁玕，是太平军领袖洪秀全的族弟。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的时候，他在广东，他试图加入起义队伍，但因遭到朝廷缉拿，不得不避难香港。在四处流亡期间，他学习了基督教教义并且受洗。两年后来到上海，希望与南京的太平军联络，但希望落空，只得暂时滞留等待时机。这期间，教徒洪仁玕与伦敦布道会来往密切，每日都跟随麦都斯读经一小时。此时的王韬正是麦都斯的华人助手，不可能不认识洪仁玕，他曾在日记里留下记录：“晚往洪客斋，期读《圣经》一章。”寥寥数字虽然没有透露他们交往的程度，但短短几年之后，找到组织的洪仁玕在太平军中的迅速崛起促成了他试探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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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3月至4月间，他陪同一批外国传教士到南京游历，结识了一些太平天国官员，传教士和太平军的多封来往信件都由他执笔拟就。当他回乡居住时，名为侦贼，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的基层官员往还揖让，随后又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抑不住对新政权上策图功的冲动，化名“黄畹”向刘肇钧上书一封33，并请刘肇钧阅后转呈忠王李秀成以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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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中，王韬建议太平军停攻或缓攻上海，避免与上海的外国人发生直接冲突，让他们保持中立，太平军应全力对付清军，占领上海上游的城市和区域，控制上海周边的粮食供应基地，上海自会不战而降。王韬的这个战略构想以退为进，因为他认识到外国的军事力量令人生畏，轻易碰不得，尤其要防范他们与清军结成联盟。太平军如果急于进攻上海，无论成败，都会促成洋人站到清军一方而增加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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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历来为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家所重视，如果信中的战略部署得到实施，太平天国的命运或许能得到实质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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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封上书的最后读者不是李秀成而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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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元年三月六日（1862年4月4日），清军、华尔洋枪队及部分英法军队会攻上海外围王家寺太平军营垒，刘部不支败退。清军攻占后在搜查中发现了这封题为“上逢天义刘大人禀”的书信。原来刘肇钧军务繁忙，根本没有把这封信递上去。这封信被上交到北京的总理衙门，呈递到李鸿章的手中，李阅后大惊，在致曾国藩的信中说：“新阳秀才上忠逆一书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34，处处击中清廷要害。上海当局很快查出黄畹就是王韬，别以为换个马甲就认不出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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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逆党黄畹为贼策划，欲与洋人通好，与军务殊有关系。……至该逆所称派乱党与赴洋泾浜潜住，并勾结游民作内应，计殊凶狡，并着李鸿章、薛焕严密防范。黄畹是否见匿上海，或窜赴他处？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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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王韬返回上海，险遭逮捕，逃进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避难。这时上海领事正是前雇主麦都斯的儿子麦华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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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封上书，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对人发牢骚“老子要不是考试没考好，早就点了状元”，那些心存鄙夷的人后来送他绰号“长毛状元”，意在讽刺他为太平军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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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就是这样刻薄，当他忠于朝廷时，没人拿他当根葱，再绞尽脑汁为朝廷操心都没用；当他转向叛军，刚刚抛出一封“情书”，就被朝廷截获，成为罪证。他与朝廷的那点感情算是彻底破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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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是钦犯，祖国只为他准备了三尺黄土，埋他。他的道路只有一条，“乘桴浮于海”，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却是一条辽阔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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