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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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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帝国病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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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的大清帝国已是一个沉疴难起的病人，《万国公报》对天朝的针砭由表及里，全面深入，文字累积起来就是一份卷帙浩繁的帝国病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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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国表象的批评从“外观有耀，内美不足”的官场腐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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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传教士作者以自己的亲眼目睹批评官员即使正常的职责也要靠贿赂才肯履行，一位贩卖水果的商贩因为没有事先贿赂而无法纳税出卡，任凭水果烂掉，收税官员也无动于衷。文章揭露了清代官场的腐败情形，“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执法者唯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57至于官场败坏的原因，有人指出是官吏遴选和升迁制度不合理造成，通过科举、捐班、保举等途径所选拔的官员均是庸才，其升迁是论资排辈、循资以进，等到位极人臣，已成为不思进取、毫无活力的老古董，这种老人政治不可能具有革新的动力。有的批评则委婉地指向皇权，说皇帝处深宫，民居草野，不相联络，以致国贫民弱，趁机中饱私囊的只能是官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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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未署名的文章《推原贫富强弱论》认为，中国与英国相比之所以贫弱，可以在三个方面找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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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人节俭，中国人奢侈。尽管中国社会总体贫弱，但“夏则纱彀轻鲜，羽扇官纨，所费不赀。冬则重裘华服，炫人目”。而奢侈的人未必就是大富大贵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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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人之为事也，限以时刻，必躬必亲。即或有假手于人者，必亲自督率，不敢一夕偷安，而详慎周至算无遗策。虽事之小者，亦未尝忽焉。”中国人则不然，“略有可以自食者必用一二仆人为之服役。晓起则九点十点钟，犹且搔首欠伸不已。天时偶热，则畏暑不敢出也，稍寒则又畏寒不敢出也；甘于误事，而不肯振作自奋，甚且事事假手于人。无论为官为商，为绅为士，莫不相习成风”。只有赤贫的人才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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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富强之说为中国王道所不喜”，故“救时之要策而不急为讲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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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论三点，虽然流于表面，但不能不说，这些都是造成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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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有意思的是，林乐知将中美两国的民族性格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西人“主动”，华人“主静”的结论。他说，“美人惟主于动，华人惟主于静。美人莫不有自主之权，上而官吏，尊而伯理玺天德（总统），无不举之于民，无所谓拂民之欲，而谬加禁止者也；华人则事事皆遵朝廷之命、官司之法度，毫无自主之权”。这种动静不同的性格对社会发展影响极大，“美国自知时局宜与他国通商，不待他国之追迫，亦不待他国之逼压，所谓动也。中国则淡然漫然，守镇定之常，分毫不知改变，是犹水道之有坝然”59。所谓美人“有自主之权”，其实说的是为美国所有而为中国所无的“民权”，而这是由民主与专制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决定的，所谓动与静的民族性格差异，本质是两种制度长期浸染而深入民众骨髓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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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民族性的探讨，有些说法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虽然人们未必知晓这些说法的最早源头。1875年，当林乐知风闻清廷将派使节驻扎于各国，便写了篇《中西关系论略》，这种极富时效性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政论文章只能出自传教士之手，没有深厚的西学背景，没有对西方世界的充分熟悉不可能写出这种文章。他在这篇长文中表白西方并无侵略之心，来华不过是为了“传教”和“通商”，对中国应如何折冲樽俎开展外交活动颇多建言。他在分析中国贫弱的原因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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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日为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而不知善变；此弱与贫所由来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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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因“尚古”而柔弱，那么出路就在于效仿西方“遵今”而自强，林乐知提出强国的多项方法，认为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教育，力劝中国设储才馆，兴新学，培植各类专业人才，摒弃无用的八股制艺。欲使士子有志于此，则又非改革科举制度不可。他批评中国的科举制度“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可见闻矣”。尽管先知先觉的少数本土知识分子早已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但这种来自西方视角的批评却新意迭出，因为闻所未闻而显得格外珍贵。这篇文章刊行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很多读者投书《万国公报》对文中观点表示认同。一位北京的读者在读完此文之后，激动之下致信《万国公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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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深思，舍富国强兵一道，亦实另无良策可建；而富强之道，自非空谈性命所能致，此格物之学所宜速讲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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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用于教育改革，但李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没那么多钱。李提摩太又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而李鸿章则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62这次关于举办新学的建言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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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报刊上的漫画，题为李鸿章大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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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击中了中国落后的要害，这种制度在设计之初当然有它的先进性，可以相对有效地选拔人才参与帝国的管理。但随着帝国的皇权专制每向前伸出一步，臣民的思想自由度就缩回一步，科举制度的活力一点点丧失，直到僵化为八股取士，成为控制帝国读书人最得力的工具，失去了传授知识的功用，一个需要不同专业知识的社会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帝国士子的注意力和宝贵的智慧都被科举牵引走了，僵化的科举成为衡量帝国士子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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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万国公报》对中国事务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教育制度，而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则比较零碎。但报刊的优势在于紧随舆情热点，报道迅速、及时和富有针对性，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虽然零碎但具备强烈的启蒙意义。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知晓西方有总统选举，但漫长的专制社会让他们无法理解皇帝与总统的区别。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因为没有合适的中文对应，人们还是习惯于称西方国家的总统为皇帝、国王，而皇帝与国王都是世袭产生，如何进行选举呢？在1874年，一条西班牙的国事消息后面，林乐知加了一条按语，相当于今日为新闻报道提供相关背景的链接，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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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案：外国称皇称王皆系世及，即称大公，亦属传位，唯称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则知为民主之国而无世及之例也。又外国皇王之辩，如仅抚有一国而无属国者称王，除本国而兼有属国者称皇。……至伯理玺天德，无论有无属国，俱属民主。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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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文报刊上第一次介绍皇帝、国王与总统的区别。第二年，林乐知又专作一篇常识普及性质的文章《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开头便点明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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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常译泰西各国事迹，而论及民主国矣，且论各国章程与公议堂等事矣，惜华人未往西国，未读西国书籍，安知何为民主国乎，又安知各国章程及公议堂之谓乎？本馆其所以译论此事者，非有辩论之心，亦无以此争长之意也，无非欲阅公报者知民主国之所由来，及各西国章程与公议堂之详细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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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生活经验说起，以浅显生动的语言阐释了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介绍了何为三权分立，何为公议堂（即议院）。这些文章虽以新闻背景的面貌出现，却是难得的启蒙常识，为日后中国人自己提出兴民权、开国会、实行普选等主张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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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意味的是，早在1871年，《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登载了韦廉臣的《拟泰西人上书》，盛赞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彻底的政治改革，四年之后，《万国公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这在《万国公报》的办刊史上绝无仅有，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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