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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怎么读《万国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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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前，中外观察家们都认为大清势在必胜，《万国公报》也有文章声言岛国日本是以卵击石，鼓动大清狠揍日本，然而随着黄海一战，这些军事观察家的大嘴尴尬地闭上了，大清败得连和谈时要价的本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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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一下子懵了。以前屡败于西洋人，尽管也很屈辱，但在心理还是能转过弯来，因为那是败给陌生的强盗，自我安慰的理由容易找。但这次败给自己熟悉的邻居日本，一个以前屡屡向自己学习的岛夷小国，这是一个突破底线的耻辱，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有没有资格继续存在的生死问题，用后来的话说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即使是最普通的大清子民也一脑袋问号：“为什么我们引进了坚船利炮还是会败于日本？在战前我们土产的‘日本通’和不少洋鬼子不都断定日本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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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报人包天笑此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年龄，他在回忆录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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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日本国呢？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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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为什么”的疑问在《万国公报》上能够找到相对满意的答案，这就是它突然畅销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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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94年上半年，朝鲜南部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要求出兵帮助平叛，而日本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也同时增兵朝鲜，从而形成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局面。《万国公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一事态的严重，在1894年7月卷3上便发表了《朝鲜纪乱》一文，初次报道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严重事态。此后几乎每月一纪，定名“乱朝纪”（后改称“朝乱纪”），前后共16篇，较为系统地跟踪报道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这是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报刊上唯一有价值的报道。《万国公报》声名鹊起就是以其积极参与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台湾京华书局在影印《万国公报》时评论说：“其最足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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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万国公报》发表美国前国务卿福士达的讲话，福士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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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败涂地，“外人以事出意外”。各国对华之态度遂因此而大变。不但日本视华，变敬畏而为欺藐，即各国之与中，国久无衅隙，而群情之敬肆，亦复相去天渊。中国当此时会，倘于胜负之故，依然不究其本原，窃恐险象环生，罔有攸济矣。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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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讲话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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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中国的路要怎么走？《万国公报》再次拾起向日本学习的话头。当黄海之上，炮弹还在呼啸，而中国败局已定的时候，林乐知就发表《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一文，回顾中日学习西方的历史，阐述战争胜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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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之所谓尽美尽善者，日本则无不行之。又踵西法而立议院，许其民公举议员，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复兴起，皆视国事如家事，而休戚与共，祸福与同。忠义之气，有不觉其油然而生者。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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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观中国则不然，仅以选派留学幼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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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方言诸馆既立，亦曾别选幼童，出洋肄业。而一、二次后遽而中止。夫此一、二百之学童即皆学业有成，而杂诸四百兆人中，不啻沧海之一粟耳。而况乎未必尽成，成者亦未尝一用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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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之后，当我在深夜读此文章，仍然能感受到林乐知下笔时的忧愤伤时、沉痛不已的心情，也许，这里面也有译者蔡尔康的感情在内。在接下来一期的《万国公报》则有中国人自己写的呼吁向日本学习的文章，虽然文中还有藐视日本的语句，但毕竟承认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维新，这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重要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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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变法路径，《万国公报》上建言很多，其中以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人的政论影响最大，他们观点相近，相互补白，若全面阐释非一本专著不能胜任，且以李提摩太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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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李提摩太在译著《泰西新史揽要》序言中首次提出“四民”之说，“千端万绪，而要其所谓大事者，无论近百年，即推而上之数千年亦不过教民、养民、新民、安民四者而已”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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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他又发表《新政策》一文，将“四民”之法进一步加以发挥，阐述其改革方案。这两篇文章影响之大，可以从康有为上皇帝第二书中看出来，康有为基本上是对李提摩太主张的总结发挥。所以李提摩太才在看到康有为的那封上皇帝书后对夫人说：“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后来梁启超风行一时的《新民说》同样胚胎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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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万国公报》是维新变法的有力推手，由这本杂志所倡导的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掀起了风暴，但长期以来，这些传教士们都处于尴尬的被贬抑境地，他们被视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先锋，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一面不能被爽快地承认。即便在他们的祖国，他们自己的同胞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也一度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美国学者就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和商界巨头联合传教士，在攫取中国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同时，只满足了极少数大资产者的利益，而忽视了本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71认为传教士是大资本家推行全球经济扩张主义的一个链条。传教士就像动物中的蝙蝠一样，两边不讨好，直到近些年，他们积极的一面才逐步得到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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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不管传教士怎么表白他们是如何热爱中国，但其压抑不住的殖民者心态和西方优越感为中国人在感情上所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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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乐知发表的大量说教中，后来被史家树为标靶痛加批判的是他1896年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的文章。他列举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后，给印度带来的十二项益处，即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和通声气。他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印度，不会落到印度的境地，但他还是提出，在中国东南，选择两省，租给英国，一切由英国人管理，五十年归还，以此作为治理的榜样。这篇文章被收入《新学汇编》，学者熊月之在查阅原件时看到有当时的读者用毛笔眉批：“凡为此言者，岂劝我中华亦隶于英国乎？”“此言可恶之至，教我中国依赖英人，噫嘻！”72这些眉批均出自一人之手，从词义上可以判定，批阅者为晚清人无疑，于此可见同时代人对林乐知“租地有益说”的反感。有趣的是，林乐知在后来的文集《中东战纪本末》里并没有收入这篇文章，这当然不可能是疏忽，而应该视为林乐知感受到了这篇文章所遭遇到的批评而有所反思，知识分子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是常态，思想总是前后有所变化，虽然目前看不到林乐知本人对这篇言论的看法，但在文集中不收入这篇文章，本身就表明了他对这篇文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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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外来和尚”，李佳白的文章立论比较公正，而不似李提摩太、林乐知那样屁股决定脑袋。出使德国的大臣吕海寰在奏折中对李佳白的《民教相安论》就颇为赞赏：“倘各教士均能如李佳白之秉公立论，安有闹教之事。”73在《理财篇》中，李佳白就首先提醒中国借外债不可让外国政府与公使插手其间，以免以借债为借口丧权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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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与言论是复杂的，以意识形态的偏光镜来看待这段历史难免变色失真，甚至不及当时看得清楚。当《万国公报》为中国读书人所广泛接受的时候，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读书人自己将登上报业舞台，出版自己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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