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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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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变法前的光绪帝与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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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康有为在1882年开始全面钻研西学，这为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但是回到历史现场，康有为的转向也不过为他的三两好友所知而已。相比较而言，光绪皇帝在1891年开始学习英语足以构成中外瞩目的新闻事件，因为帝王的特殊身份决定了这件事具有太多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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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纽约时报》报道，光绪皇帝学习外语的时间在1891年的12月份（实际上是在11月份），报道以略显夸张的口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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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级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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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国的臣民当然看不到《纽约时报》毫无保留的赞扬，但是他们可以看到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李提摩太撰写的《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谈到了学习英语在外交上的益处，他以鼓吹变法的口气评论道：“此在中西明理之人同深庆幸，未始非中国振兴之转机也。”并殷殷期盼清国的“明达者”能“以皇上之心为心，争自鼓励效尤。专求有益民生之学，则富国强兵之治日上云蒸。此固有心人所馨香祷祝也”75。光绪皇帝在20岁的时候学习外语显然与国势阽危的刺激息息相关，他希望通过学习外语来表明自己冲破保守势力的态度和信念。可惜，光绪皇帝的这一举动，保守派固然会大加反对，而开明派也多不理解，他的老师、被认为是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就在日记里说“闻欲通泰西字义，此何意也”76，看到御案上堆满英文书，他感叹“伤哉！”他和皇上步调不一与后来被革职有莫大关系，此是后话，先略过不提。与中外报章上交口称赞形成反讽的是，光绪皇帝学习外语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就被慈禧太后叫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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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放大的帝王来说，下层士子康有为在学习方向上要自由得多。在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康有为钻研西学已经长达十年了，这为后来君臣之间风云际会提供了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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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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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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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康有为25岁。这是一个人生思想初步定型的敏感年龄，这一年在康有为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具有分水岭式的意义。年初，他的老师朱次琦先生去世，享年75岁，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开始全面接触此前所知寥寥的西学，仿佛是一块铁屑遇到了强大的磁场瞬间就被吸引了过去，而自身从此具备了磁性。这一年的五月，在老师的葬礼结束之后，康有为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他和很多中国读书人一样，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增进学问丰富阅历的信条，赶考本身就是一次充满新鲜感的旅行，稍微可以抵消落榜带来的颓废情绪。在康有为后来写就的《我史》中，1882年的回忆中无一字提及这次落榜，可能，时过境迁之后，当初被认为是天大的事情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在这一年的回忆中，康有为最深刻的还是归途中的游历给自己带来的震撼，这些对他后来人生航向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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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归的途中，他经过了香港和上海，两座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香港不用说了，此时的上海经过将近30年的西风吹拂，已经初步繁荣，已非王韬在1848年所目睹的上海。开埠仅五年的上海就让王韬惊为“海外神山”，开埠近30年的上海对康有为的震撼可想而知。和王韬不同，康有为具有“性好穷理”的哲学家气质，透过口岸城市的繁盛表象，他感叹的是“西人治术之有本”，推导出“属地如此，本国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如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于是，康有为几乎购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基督教会所译的全部书籍。这些西学书籍给康有为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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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康有为对西方政治哲学登堂入室的还是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后来革命党阵营里的宣传家胡汉民不无意气地评价说：“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后来不能自信，也未必不因于此。”78排除党争中难免的贬抑口气，他指出康有为的西学来源，并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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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万国公报》直接接触在1894年。这年的7月，《万国公报》登出了一则征文启事，开出了五道试题，全部和推广西学有关，要求应征者全做，字数在四五千字之间。此时的康有为仍然是衰人一个，参加完甲午恩科会试，本想在京城多待些时日，等待时机，不料下车时伤了脚，而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被京城的学者们痛加批驳，御史余联沅上本弹劾，说康“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盛世不容”，请求焚书毁版。不得已，康有为回到广州，一路游山玩水到了桂林，继续他的讲学生涯。他在什么时候看到《万国公报》上的征文启事不得而知，但他确将应题作文寄去，经过王韬、沈毓桂和蔡尔康三人的评选，被评为广东片区第十名，获得奖银四两。这个成绩说明他在当时倾心西学的士子当中并不算一个出类拔萃者，但能被取中，也算是一大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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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万国公报》的结缘，对他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虽然他从1888年就开始上书皇帝，走的是一条书生干谒求进的传统道路，但他从《万国公报》那里看到了报纸开启明智、宣传主张的巨大功效，这使他政治运作多了一项选择，那就是眼光向下，通过报纸进行舆论造势，将传统的书生清议与现代报纸相结合，开启庶人问政的风气。另一方面，以康有为的敏锐，他也看到了《万国公报》背靠的社团广学会，没有广学会的金钱和智慧支撑，《万国公报》不可能风生水起，成为读书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对于结社的力量他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成立强国会、保国会、保皇会，其灵感最初实来自于此。办报、结社，都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的新事物，康有为后来名声鹊起，俨然以变法旗手自居，实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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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万国公报》征文中的获奖似乎是个喜兆，接下来的喜讯含金量更高，这一次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第八名，成为天子门生，一步迈入当时成功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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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春天，康有为重回京城，此时中日战争已接近尾声，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悲愤不安的气息。4月，《马关条约》的条款内容传回北京，愤怒的士子们纷纷联名上书，四月初六到四月十五，短短九天，由都察院代奏的各省公车单独或联名的上书多达37件。一直为鼓动变法积极活动的康有为思有所为，与弟子梁启超四处联络在京举子，也拟了一个上皇帝书。因几年前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次书，所以这次被称为“上皇帝第二书”，长达18000多字，书中论述了他想到的变法的各个方面，内容全面而芜杂。这封写给皇帝的书信是康有为眼里的得意之作，自视为变法的纲领，草成之后在京城里四处传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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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也读到了这封写给光绪的长信，并且在10月份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两人相谈甚欢，有相见恨晚之意。对于那封上皇帝书，李提摩太在给妻子的信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无怪乎他来访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这封信要是让康有为读到了，他心里可能会不是滋味，因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等于说他的观点并非原创。不过康有为后来与一位外国人面谈时坦言：“吾之于变革之主因系两传教士之著作，尊敬的李提摩太和尊敬的林乐知博士。”79作为政治家并非一定要有原创思想，更需要“起而行”的勇气，他只要能选择某种思想作为行动指针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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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上书里，康有为提出了全面变法维新的主张，其中也包含有兴办报纸的建议。皇帝并没有看到他的上书，但他已经行动起来了，另一份“万国公报”将在京城里掀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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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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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称赞莫过于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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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每一个新生事物都必须从历史传统中去寻找合法性，如果找不到，那就制造一个。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都是照这个模式进行的努力，历史，才是新生事物的“准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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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将办报合法性的论证，上溯到《周礼》、《诗经》，然后才由历史传统生发开来，“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再次提出要“设报达聪”，认为“中国百弊，皆由蔽隔”，有了报纸，可使“民隐咸达”，并能“通悉敌情，周知四海”。因此，“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