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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称赞莫过于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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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每一个新生事物都必须从历史传统中去寻找合法性，如果找不到，那就制造一个。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都是照这个模式进行的努力，历史，才是新生事物的“准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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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将办报合法性的论证，上溯到《周礼》、《诗经》，然后才由历史传统生发开来，“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再次提出要“设报达聪”，认为“中国百弊，皆由蔽隔”，有了报纸，可使“民隐咸达”，并能“通悉敌情，周知四海”。因此，“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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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广变法，康有为将传统之路与现代之路糅合在一起，一面上书皇帝，争取最高政治权威的支持，一面在士大夫中“广联人才，创通风气”，方法是开学会办报纸，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泰西之强也，在开启民智，开民智之故在报馆也。”不但西方，且“日本之强，盖在报馆”。他的弟子梁启超也认为：“度欲开会，非办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80通过报纸的鼓吹，壮大民间力量，制造舆论声势，最终的目的还是推动上层以权力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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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事纷繁的1895年上半年，后来成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办报的机会。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需要一位中文秘书，他毛遂自荐愿意为“鬼子大人”服务。在李提摩太居留北京期间，梁启超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对于梁启超短短几个月的秘书生涯，虽然各种史料只是一笔带过甚至略过不提，但可以推想，他们之间一定讨论过办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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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创设的《万国公报》出版发行，免费赠阅，读者对象锁定为在京的士大夫，“以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而京师无人敢创报以开知识，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81。这一思路与当初李提摩太的“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殊无二致。而具体发行方法则与送《京报》的报贩们商量，把《万国公报》夹在《京报》里一并送出，和今日的夹报广告差不多。这是一份“借壳上市”的报纸，它的纸张、印刷和《京报》完全一样，而它又与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同名，很多文章直接重印自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多年来《万国公报》在京城里一直畅行无阻，无人反对。“从外表上看，与政府的机关报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容上，它介绍的却是广学会所宣传的西方的观念。”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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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内这份来历不明的报纸让人一头雾水，有人认为是外国人办的，也有人认为出自总理衙门。李提摩太看到康记《万国公报》是既诧异又窃喜，他一面指出不应与上海广学会刊物同名，一面又认为这是广学会刊物深受欢迎的标志，这是对他们的奉承。一位英国外交官评价说，北京士人“办了一份杂志，甚至也取名为《万国公报》，真是‘称赞莫过于摹仿’。这份杂志看起来就像是完全转载我们在上海出版的文章一样”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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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记《万国公报》只是康门弟子初学办报的练习本而已，梁启超、麦孺博是报纸的实际操办者。梁启超后来回忆：“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84这种说法当然有事后谦虚的成分，它的成效可以从发行数量上体现出来，由几百份而扩大到三千份，“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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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初尝办报的甜头，继之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的主要是维新之士和同情变法的官员，其中不乏朝廷大佬如孙家鼐、张之洞和后来的袁大总统。这是一个名义上讲求自强之学的学会，但实际上是近代政党组织的滥觞。强学会成立后，“先以报事为主”，康记《万国公报》在李提摩太的抗议下改名《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1895年12月16日，《中外纪闻》正式出版，仍为双日刊。“政党”加“机关报”的模式由此出现，影响了中国其后百年的历史，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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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舆论风潮渐起的时候，谣言接踵而来。首先感受到压力而心生惊惧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送报人，梁启超回忆说：“然谣诼已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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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是事实的影子，如同雷声之于闪电。十二月初七日，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之折出炉，内容除了指摘报馆“惑乱听闻”的老调外，更在经济问题上指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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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报馆之毁誉，定于贿赂之有无，任意抑扬，凭空结撰，岂可信以为真？乃近来台馆诸臣，自命留心时事，竟敢呼朋引类，于后孙公园赁屋，创立强学书院，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计此二宗，每月千金以外。犹复籍口公费，函索各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故开办未久，集款已及二万。口谈忠义，心薰利欲，莫此为甚。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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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伊直指康有为等人借报生财，嘴里谈的是主义，心里想的是生意。他紧接着进行发挥，以揣测的口吻大谈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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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目前以毁誉要公费，他日将以公费分毁誉，流弊所极，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其端皆基于此。相应请旨严禁，并查明创立之人，分别示惩，以为沽名罔利之戒。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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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指控虽然无根无据，但御史纠弹可以闻风奏事，不必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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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伊弹劾强学会的原因，传闻很多，其一便是李鸿章怂恿说。李与杨是儿女亲家，李当时想捐银加入强学会，但因为背负汉奸名声而被拒，因而心怀愤恨，“不带我玩，也不能让你们好好玩”。于是怂恿亲家上书纠弹。但此说被人否定，说李曾因借贷不还处罚过杨，两家关系并不怎样。再说李鸿章支持变法，即使在戊戌政变之后，仍然在太后面前说“臣实康党”，百日维新期间他虽没有参与，但也没有捣乱。另一种说法近乎小儿闹剧，一位日本公使向国内报告说，杨崇伊想加入强学会但又不愿缴纳会费而被拒，怀恨在心，才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弹劾。虽然各种说法莫衷一是，但也很难说是同一种原因。强学会拒绝满人入会，导致满人对其不怀好感当是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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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封还是不封，朝廷极为纠结，朝廷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即便是顽固派像徐桐这样的人也认识到大清非得变法不可，强学会的成立本身就是朝廷官员背后支持的结果。军机处拟旨查禁的时候，最有可能出面回护的军机大臣、清流派首领李鸿藻却没有机会参与。那一天他恰好和奕劻、徐桐、荣禄等军机大臣前往普陀峪，视察慈禧陵寝工程去了。当天入值的军机大臣有恭亲王奕、翁同龢、刚毅等。翁同龢本人的态度和他支持变法的历史形象很不相符，他在日记里说：“言者以城南强学会为结党敛钱，大干法纪，有寄谕令都察院封禁，盈廷之是非如此。”89翁同龢没有明说自己的态度，实际是保持了沉默。等到李鸿藻知晓强学会被封，却已覆水难收。这事在朝廷之上引起了争议，因为按照程序，查禁强学会先要由都察院奉旨“查明”，然后出奏请旨予以定夺，而此次直接封禁，未走都察院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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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就这样遭遇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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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谣言四起的时候，康有为就在朋友的资助下逃离北京，并不像杨崇伊奏折中说的那样“不差钱”。《万国公报》实际上是康有为独资捐助的报纸，每期出纸墨银二两，共出了四十五期，合九十两，数字不算大，但对康有为来说，也应当是不小的负担，他曾把衣服典当了付纸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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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禁之事传出后，舆论大哗，贻笑中外。京城的洋人当面讥讽，并在报纸上广为报道，各方面的反应让朝廷颜面无存。这时候御史胡孚宸上奏“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禆时局”，请将强学书局改为官办，此奏正是找回面子的机会，朝廷准奏。于是官书局设立，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但只能翻译，“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作为当时官方的报纸，只能如此。朝廷固然可以封学会封报馆，把头埋进沙子里依旧歌功颂德，但一股变法自强的风潮已起，无所不在的绝对权力不能把所有的风口都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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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时务报》吹响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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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离开京城抵达上海，张之洞立即派专人将他接到南京，康有为开始了他与两江总督张之洞之间的蜜月期。张对康有为极为倾倒，认为他是杰出人才。康有为在南京的短暂过访极为舒心，隔日就与张之洞畅谈至深夜。二人议定在广东、上海办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由张之洞派其亲信汪康年办理，广东一处由康有为亲自办理。因汪康年此时尚在湖北，上海强学会暂由康有为、梁鼎芬等人先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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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正式发刊。和北京的《中外纪闻》相比，《强学报》政治色彩更为鲜明，批判火力更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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