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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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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汪梁之争的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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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梁启超从广东省亲回来后，很快卷入到一起“一地鸡毛”的人事纠纷当中。在《时务报》工作的同门梁启勋（梁启超二弟）、韩云台向他抱怨汪康年在这段时间对他们多有不公，甚至连馆中的佣人都拿他们另眼相看。对于梁、韩的抱怨，梁启超在情绪上多少受到感染，他对汪康年的处置方式也有不同看法，在随后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对汪康年便有所抱怨。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封信点燃了黄遵宪对汪康年的积压很久的不满情绪，他一直不主张汪康年一人揽权，在《时务报》创办之初就提出仿照西方的三权分立，将立法、行政分开，设立报馆董事会，但这样的制度建设并没有付诸实践。这次梁启超来信，黄遵宪旧事重提，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提议汪康年辞去《时务报》馆总（经）理的职务，改任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118。黄提议由吴樵或康有为的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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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的提议实际上是一次借题发挥，不能摆上桌面的真实理由是他认为汪康年应酬太繁，不能全面处理馆中事务，故希望汪氏让出报馆总（经）理的位置，而利用自己的所长负责馆外联络应酬。黄遵宪对汪康年的不满其实是由两人生活方式上的不同造成的。汪康年作为传统文人，不免沾染名士风流的习气，素来认为办报“必须吃花酒，乃能广通声气，故每日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119。汪氏的生活方式在朋辈中不乏批评者，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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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公近来多花酒之学（西人认真做事者，断不讲此学），如不常在沪，偶一为之，固属不妨，既办报事，责任甚重，关系甚大，万不可花天酒地自娱。忙正事尚且不暇，何暇及此？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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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代钧的批评尚留余地，可偶一为之，黄遵宪留洋既久，对这种名士生活就难以容忍了，而且青楼酒馆都是高消费的场所，对报馆财务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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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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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致信黄遵宪本无如此深意，不过是想倾诉一下而已。但黄致汪的信则使问题骤然复杂化了。梁虽然对汪的一些举措不满意，但也还没有到要求换人的地步，在他看来，当时《时务报》馆的总（经）理还是非汪莫属。所以他抱怨黄的建议实在是“卤莽不通人情”，反而使自己在报馆中的处境更为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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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康年眼里，黄遵宪的那封信很自然地被解读为是梁黄二人联手排挤自己。他回信黄遵宪予以反驳，自此衔恨在心，“在沪日日向同人诋排之，且遍腾书各省同志，攻击无所不至”121。黄、汪、梁的矛盾逐步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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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汪、梁的矛盾对于刚有起色的《时务报》极为不利，他们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谭嗣同、张元济、夏曾佑、吴德潚、邹代钧等得知此事后也万分焦急，纷纷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正常的意见分歧而影响报馆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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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也正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梁启超主动与汪康年和解，他向汪解释说，这次矛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双方性格差异所致，相互之间又缺乏及时的沟通，至于黄遵宪的建议，也不应从消极及权力一层去分析，黄的建议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为了《时务报》未来的发展，有其合理成分在。他与汪康年共约，既然各自的意见都已讲明，此后当“誓灭意见”，为《时务报》的未来贡献各自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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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梁、汪的和解并没有维持多久，梁启超的文章再次拉爆观念之争的地雷。梁启超在此后所发表的文章中，一反《时务报》创办之初“不以所学入之报中”的承诺，而热衷于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学”以及创立孔教的主张。这种转变可能与梁启超返粤之后与老师的接触有关，或是康有为的授意也未可知。但是，康有为的学说在当时并不为士林所接受，因而势必会引起学术上的争议，对维新同盟则会起离心作用。《时务报》馆中的康门中人称康有为为“教皇”，这种狂妄的说法更是引起了维新同志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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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站出来大加反对的是古文经学干将章太炎，此时他也在报馆主持笔政。他始终不能认同康有为的今文经说，斥康氏学说为“粪球”，那些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壳郎在推滚粪球。这些话传到康门弟子耳中，学术之争则演绎为动作大片，一个叫梁作霖的康门弟子放出狠话说，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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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离职本是学术之争的结果，但地域之争却因此而起。章和汪康年本是浙江同乡，梁启超等一众康门弟子则来自广东，习惯于联想的人开始纷传《时务报》馆“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报馆中人无形中划分出浙、粤两系，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个人矛盾裹挟派系纠纷就无法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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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8月，黄遵宪奉调署湖南按察使，路过上海的时候，与汪康年等人面谈，再次旧话重提主张设立《时务报》董事会。这个建议对《时务报》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梁启超表示同意并劝说汪赞成，但此时的汪对黄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认为这是攘夺他的权力，他对梁启超说：“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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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汪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化了，这直接关系到《时务报》的前程，引起了各方友人的关注，他们纷纷劝说汪康年不必固执己见，认为黄的建议并非针对个人，黄对汪向来也没有贬斥之语，将办事之人与议事之人分开是“至当不易之论”。在多位共同朋友的劝说下，汪康年接受了黄的建议，成立了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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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冲突是由“香饽饽”梁启超的去留问题所引发。当黄遵宪刚到湖南长沙上任的时候，得知时务学堂创办的消息，他立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力荐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黄还致信汪康年，主张梁启超担任学堂总教习的同时遥领《时务报》主笔。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向汪康年施压，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启超赴湘，将不惜“蛮拉硬作”，行霸王硬上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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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梁启超本人颇有兴趣。早在强学会被封、《时务报》未创之际，他就有到湖南的想法，“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即陈宝箴，作者注）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若报馆不成，弟拟就之”123。他对湖南推行新政寄予了厚望。这一想法虽然因《时务报》的创办而中断，但眼前的一地鸡毛让人烦心，湖南方面的邀请对他来说是一个抽身的良机，所以梁启超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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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来自湖南的建议和压力，让汪康年左右为难。他既希望梁启超能不伤和气地离开《时务报》，又不太愿意梁在湖南遥领《时务报》。思前想后，汪康年最终明确拒绝了黄遵宪，不同意梁离开《时务报》前去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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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的拒绝并没有使湖南方面放弃努力。熊希龄致函正在南京的谭嗣同，请他亲到上海向汪康年“哀吁”，如果汪康年还是不肯松口，就是翻脸也要把梁启超“豪夺而去”。谁知道谭嗣同到上海之后，汪康年向他大倒苦水，诉说自己长期积压的苦闷，让谭嗣同大为同情，汪康年的反游说硬是把一个说客拉成了自己人，谭嗣同不仅改变了初衷，还建议汪“毅然决然不允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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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去不去湖南，决定性的一票还是在梁启超自己手里，当他执意要去湖南时，最终妥协让步的还是汪康年。1897年11月中旬，梁启超如愿以偿赴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同时兼任《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比以前更加忙碌了，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狂，他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时间就算真的像海绵里的水，你也不能把一天挤出25小时来。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这里还是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当一个人在做甲事的时候，很难同时处理好乙事，梁启超的两份工作其实都需要他付出全身心的努力。就人的一般心理而言，更愿意在新鲜事物上全力以赴，梁启超也不例外。当梁启超忙于教务的时候，对《时务报》主笔的义务就难免有交差敷衍的状况出现。他于湖南寄出的三篇文章就很难让汪康年满意，汪认为不是梁的认真之作。这三篇文章都是序文，分别是《南学会序》、《俄土战纪序》、《经世文编序》，这种序文性质的文章多属应景之作，不可能是什么干货，这在汪康年看来显然与“主笔”的身份不太相符。如果《时务报》靠这种文章来撑门面，受损的必然是报纸本身，事实上自梁启超遥领主笔之后，因为不能安心作文，报纸的发行量已在急剧下降。这让实际主持报纸的汪康年不能不设法弥补因梁启超离开造成的空档，以阻止报纸发行量的急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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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看中的新人是郑孝胥，他欲请郑为《时务报》总主笔，改梁启超为“正主笔”，同时准备对《时务报》加以改版，将原来以梁启超为主的“论说”栏进行调整，“主选外来文字登之报首”。在汪康年看来，既然梁启超不能保证寄回的文章的质量与数量，干脆“割肉”不要。对于这次大调整，汪康年及时通知了他的合伙人梁启超和黄遵宪，并说自己将亲自到湖南面陈一切。在信中，汪康年在谈到《时务报》面临的困境时，对梁启超不能如约供稿也略有指责。然而，梁启超的反应却异常激烈，他的回信可以看作是一封绝交书，他说：“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二十五前后与弟一电，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124梁启超的爆发当然不是因汪康年要换主笔那么简单，这是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自梁启超赴任湖南之后，汪康年不满梁启超和康门弟子的文章，而梁启超则不满汪康年对文章的改动。争论的焦点还是在于双方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看法截然不同，汪康年自称“不附康”，而康门弟子在文章中屡屡引用乃师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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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绝交书当然不会使汪康年放弃已经掌握的《时务报》，真正撒手的是梁启超自己。对于汪梁之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洋务派和维新派之争，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安插在《时务报》中的一颗棋子，当《时务报》的言论逾越张所能接受的尺度时，他就通过汪康年来施压从而控制维新派的宣传。这种看法窄化了维新同盟构成的复杂性，想当然地将康有为一派视为维新派全体，是维新运动的唯一推动者和领导者，凡不能同意康有为学说和反感其为人的都划入反对变法维新的洋务派阵营，而被贴上改良标签的康门一系所有主张和行为都被先定为正确的，并不去细究这些主张和行为本身有无瑕疵或者是否合时宜。汪康年本人的一生活动确实有依政治强人去推行政治理想的一面，但如果认为他的思想和座主之间毫无区别，不独汪康年本人不会同意，就是座主也不会认同。以他和张之洞之间的关系而言，他并不是张最宠信的幕僚，张并不看重他的思想，而是看重他的办事能力。当汪康年决定创办《时务报》而试图保留教馆职位时（他是张之洞孙子的老师），张之洞通过梁鼎芬的答复是“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125，这种不为汪预留后路的答复显然并没有将汪视为可以信任的自己人，这也可以说明汪参与创办《时务报》并非来自张之洞的指示。但是，来自张之洞方面的压力是硬邦邦的，毕竟他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属于绝对强势的一方，汪康年不可能完全无视张之洞的意见。但是，即便是张之洞恐怕也没有料到最初汪居然以“总理不能干预主笔”为由对他说“不”，所以汪康年之后的转变不可简单地视为他对张的屈服，更不能把他简单视为是张安插在《时务报》里的一颗棋子。汪梁交恶的真正原因在我看来，还是在于他不能认同康有为的学说，这和张之洞不能同意康说是一样的。仔细考察汪梁之争的开端，恰好是从梁在文章中援引乃师学说开始的，而这种引用同时引起了张之洞方面的反感，这刚好给世人一个假象，汪是察言观色，伺张而动的。汪梁二人同办报馆，学说之争必然引起人事之争的连锁反应，谁都希望和自己思想相同或相近的人进入报馆。这些冲突纠结在一起越缠越乱，最终造成汪梁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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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离开《时务报》之后，报纸失去了那支“笔端常带感情”的生花妙笔，影响力开始急剧下降，但报纸远没有走到消亡的边缘，品牌影响力还在延续，但已接近尾声。当另一个重要人物走上前台，则直接导致《时务报》这块招牌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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