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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革命派的辩论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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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保皇与革命两派合作无望之后，零星的笔战一直在开打，1905年，大决战拉开序幕。那一年，是清廷、保皇党、革命党三大势力形成“鼎立”之势的真正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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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慈禧太后的面前摆着两份奏折，一份是说，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内部大乱，民众纷纷要求立宪；另一份是说，在日本东京，孙文已将多个乱党会社合并成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慈禧问张之洞如何平息革命。张之洞答：只需立宪，革命自然平息。慈禧太后点点头，决定下诏立宪。在亲手扼杀维新6年后，慈禧不得不接受维新的逻辑，侩子手摇身一变成为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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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下诏立宪，这是保皇派的福音，支持改良的报刊一片颂扬之声。但对革命党来说，却是噩耗，也意味着动手的时刻到了。作为立宪的重要步骤，首先是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还未走出京师，便遇上了安徽桐城人吴樾的一枚炸弹，这枚炸弹不仅把吴樾自己炸得血肉模糊，也把考察宪政的脚步炸停了。革命党很清楚，立宪是一个釜底抽薪的狠招，让革命党的存在毫无理由，为了革命具有正当性，必须狙击立宪。此时，革命党人全然忘记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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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出洋的脚步停了，在日本，一场舆论战也开打了。1905年年底，在东京创办的《民报》出版到第三期，即对梁启超下战书，就中国的存亡问题展开论战。议题包括清王朝的性质、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国民素质、土地革命、革命会不会引起列强干涉导致瓜分之祸等。这些议题不乏学理和法理上的价值，双方的论战对于唤醒国民也有极大好处。但论战的焦点还是要不要革命排满的问题。革命派说，只有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才能共和立宪，开出的公式为：革命、共和、立宪。梁启超则说，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动乱，平息动乱会带来变本加厉的专制，所以革命不能带来共和，只会得到专制。梁启超等人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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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发现，两派在目标远景上都是建立立宪民主政府，区别仅在于手段和方法不同。但双方摆出的都是一副有你无我的架势，革命党声称：“本党各报所以集中全力抨击保皇者，盖当时为本党革命宣传之梗者，保皇党甚于清廷，非以言论战胜保皇，则宣传无由得力也。”176改良派也认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77。这就决定了这场论战根本不是在讨论真理、寻求共识，而是如何在舆论上斗垮对方，赢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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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者勒庞在讨论宗教革命时有这样的断语：“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不宽容，比起那些差距很大、互不熟悉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宽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178这句断语对同是追求立宪而手段各异的革命派和保皇派来说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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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双方的阵营极不对称。保皇党这边几乎是梁启超一个人在战斗，革命派参与论战的人数很多，几乎是全党总动员，当然主角只是那么几位，汪精卫、胡汉民是前锋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是侧翼，孙中山则是教练，进行幕后部署，有些文章是直接按照孙的口授纲要而写。在孙的指挥下，几位基本上不到三十岁的革命小将轮番上阵，挑战“言论界骄子”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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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索当时革命派所写文章时，有一个发现让人迷惑：当时的《民报》主编，学问极大、笔锋犀利的章太炎只写了两篇文章，而且都是学术商榷性质的。这和他在革命阵营中头号笔杆子的地位很不相称。疯子章太炎怎么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论战中摆了个君子范儿呢？胡汉民在他的自传里说：“章炳麟由沪狱出，至日本，《民报》已刊行半年，余让编辑事于章。精卫与余等已足制胜保皇党有余，故章炳麟未尝加入论战。”179胡汉民的自言自语是个大牛皮，章炳麟没有加入论战其实另有原因，查他的自编年谱即可发现他对论战有着不同的看法：“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180原来他并不认同胡、汪的文风，情愿在一旁为二人纠偏，也不愿添柴加火。连有骂人前科的章太炎都看不惯自己人的文风，可见革命派小将的那些战斗文章看点不在以理服人。章太炎看到了辩论双方风度的不当，但他没有去反思他是这种战斗手法的滥觞者。他更没有想到，暴力语言也是有加速度的，1912年，革命小将戴天仇将这种革命文风发展到极致，24个字的短论“杀”字连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他也名列被“杀”之列，他真应该为之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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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对胡、汪的文章评价为“辞近诟谇”，但因为是自己人，这个问题不能细说，自编年谱里也就没费笔墨给出具体证据，但只要查查历史资料，即可知章氏所言不虚。汪精卫的雄文《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未曾开口，就将对手鉴定为“无耻”，这种出言不逊大泼污水的文章有什么道理可讲？在另一篇雄文里，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直接给梁启超扣上“汉奸”的帽子，这顶帽子当然无需论证，也没法论证。只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汪精卫本人后来成了一个无法翻案的大汉奸，连民族大义的底线都没守住。胡汉民原名胡衍鸿，论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论战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姓名革命化”在那时很流行。他在论战中不管有理无理，都要摆一个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正义姿态，他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为自己沽名钓誉，骂梁启超思想上反复是“出尔反尔”的“反复小人”，以人身攻击为能事。刘光汉原名刘师培，参加革命后在“姓名革命化”的潮流中改名光汉，他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居然从史籍中“考证”出满洲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开了学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先河。这个考证出满洲是“外夷”“敌国”的大学者后来背叛革命，投到满人端方门下，不知他在投效端方时对自己的考证成果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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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胡、刘等人虽然文风不佳，但还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阶段。胡汉民吹嘘说他和汪精卫联手就能把保皇党打趴了。其实，他们俩加一起根本不是梁启超的对手。两派论战，本来都该在笔墨上下功夫，就算是骂街也还算“文攻”之一种，只是风度稍差而已，但革命党所长在行动、在暴力，论辩无效，便棍棒上场，“文攻”变“武卫”，风度就更等而下之了。革命党人说自己在论战中战胜保皇派，其实棍棒亦有贡献，不全是嘴上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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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棍棒上场的是革命阵营中打架高手张继。这个燕赵大汉曾与陈独秀和邹容等人亲密合作，找了个桃色绯闻，剪了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留下过光荣的革命战史。1907年10月，由梁启超领衔的政闻社成立大会在锦辉馆召开，梁启超登台演讲，听者甚众。张继先是扮成听众，听到梁宣讲光绪皇帝时便大呼“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跳上台去，举起枣木杖一通暴打，“于是平刚、陶成章、夏重民、马伯援等四百余人齐声喝打，簇拥向前，梁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堕（作者注：原文如此，应是指在楼梯拐弯处掉了下来），或以木屐掷之，中颊”181。此后，每逢保皇党开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就提着枣木杖上场。保皇党虽然人多，但都不擅长打架，看到张继来了都为之胆寒，一来二去，声势还真给打下去了。既然棒喝比辩论管用，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有样学样，保皇党徐勤在新加坡演讲，逃得不快，生生挨了一顿好揍，揍得他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这些有辱斯文的事情，后来在革命党的历史叙事里，都被传为佳话。在革命党人看来，只要政治正确，暴力似乎不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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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前后进行了十五个月。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甚至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1906年11月，他委托好友徐佛苏前往游说《民报》主编章太炎，又拜访宋教仁，说梁“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182。宋教仁将此番话告知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两人皆不以为然。因政见迥异，两派论战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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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新民丛报》因长期不能定期出刊，已失去期刊的意义，宣布停刊，两派论战划上句号。革命派声势经由论战而高涨，《新民丛报》停刊，意味着保皇派主动偃旗息鼓。在革命派看来，他们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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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论战中的革命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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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打笔战，革命党说自己赢了，这是单方面宣布，也是一种宣传。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的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是外交部长。可见即使到辛亥年，康梁在年轻人当中还是有市场，而不是像革命派宣传的那样再也无人问津。但是，毛发表的政见将孙排在康梁之前，也可说明在一般年轻人的印象中，孙的影响已经超越康梁，革命党在论战中确实获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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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以后的晚清政局，有三种力量在较劲。一是孙文的革命党，一是梁启超的立宪派，还有一个就是孙、梁共同对付的清政府。孙主张推倒清廷，然后才可立宪，只有换人才能换思想；梁主张保留清廷，实行政改立宪，只换思想不换人。这两派居于跷跷板的两端，谁能胜出实际上取决于清廷。清廷若顺势而为实行改良，则革命党势消；清廷如果踯躅不前，则更多的人会倒向革命。清末新政到底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争论至今。不用说，当年的革命派一口咬定是假立宪，立宪派则心存疑惑，戊戌政变阴影未散，谁知道老佛爷突然掉头是不是引蛇出洞的阴谋。所以变法上谕颁布两个月，地方督抚居然无片字回奏，都在伸长脖子四处观望呢。他们的心思和慈禧是一样的，保权固位最重要，国家前途无可无不可的。清廷的改革被视为作秀，责任并不全在一两个中枢人物身上，走到这一步似乎谁也无可奈何。梁启超也认为，清廷扮演了一个“制造革命”的角色，“大小官僚以万数计，夙暮孳孳，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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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梁氏悲叹不能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但他反对激进革命的态度没有变，他反复论述暴力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尽管他和革命党人在论战中都摆出有你无我的架势，但实际上争吵的两派有着相同的敌人，那就是专制制度。就对专制批判的深刻性和影响力而言，梁启超比革命党的那些宣传家贡献要大得多，他实际上是那些革命宣传家的启蒙老师。严复曾说：“梁氏实为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这句话其实并没有多少夸张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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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吊诡的是，革命派在革命成功之后，却发现历史正朝着梁启超所反复阐述的方向在走。论战中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被悄然改成“五族共和”，而这正是梁氏所持的“民族主义”。民国建立之后，先是假共和、独夫专政、帝制复辟，随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中国确实走上了梁氏一再警告的“革命导致专制”、“革命复产革命”的历史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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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梁老师当时都说了，人们不仅没有听进去，还认为他说的不对。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相信革命就是天然正确，而把一个思想家的谆谆教导当作耳边风呢？革命的激情消散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已“错过任公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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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梁启超是一个一流的思想家，三流的政治家。他长于思辨而不长于鼓动，长于批判而不长于行动，他的短处恰恰是革命党的长处。检索梁氏的思想历程，常有目眩神迷之感，他的著述之丰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亦甚多，这就让他的读者无所适从，不可能都能跟着他的聪慧的大脑进行“脑筋急转弯”。诚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说，民众不大可能跟着一个宗旨摇摆不定的人走，他们也不擅长理性思维，但他们有一种追随领袖的奴性，通过追随他们获得群体的安全感和认同感。他认为信仰坚定是政治领袖的特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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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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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勒庞断言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在《革命心理学》中，勒庞指出情感是革命的催化剂，革命必须诉诸情感才能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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