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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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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李鸿章的“新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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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7月29日，签完《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回到了北京贤良寺。这位73岁忌龄的老人半世名节已经毁于前一年的甲午战争，战争夺去了他亲手创立的北洋海军和作为政治荣耀的三眼花翎、黄马褂，“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是他在战争后唯一的收获，即使死后这顶帽子也很难被摘下。然而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秘密的人应该知道，李鸿章不过是丧权辱国条约的经办人而已，负责站台的后果就是对所有的脏水照单全收，“打折牙齿和血吞”，此刻成为李鸿章最明智的选择。作为回报，李鸿章性命无虞，失去的政治荣耀也将在日后得到返还。清王朝这艘巨大的破船还离不开他这位经验丰富而又忠心耿耿的老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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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8个月之后，李鸿章复出了，作为朝廷特使开始了他的欧美环球之旅，对这位身心俱伤的老臣来说既可大开眼界又可遣散忧怀。这场环球旅行中发生了很多让现代人大跌眼镜的事，折射出一个天朝帝国和世界的距离。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对其中的两个细节有些小小震动和疑惑，从这两个细节中，可以一窥这位洋务名臣、改革开放先驱对“新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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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5月，李鸿章的使团出现在俄国，他是来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庆典的，当然此行还有一个对外不宣的神秘使命——为破落的大清国寻求一把帝国保护伞。沙皇登基庆典持续三周时间，极尽豪华奢侈，各项活动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然而百密一疏的是在霍顿卡广场举行的分发皇帝陛下馈赠的点心的游艺大会。大会组织者对如何组织前来领赏的百姓、怎样分发赠品，在所有的庆典筹备文件中只字未提。5月18日这天，世界近代史上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人群踩踏事故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伦敦的报纸报道说：“不料人众，拥挤欢噪之顷，彩棚忽塌。俄民奔走逃生，遂至互相践踏，死者约二千人。乐极悲生，俄新皇何以为情哉！”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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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史无前例的踩踏事故当天就震动了整个莫斯科。据沙皇政府后来公布，那天早晨共踩死、挤死一千三百八十九人。但这个数字明显被缩水了，根据当时多家报纸的记载，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约四千五百到四千八百人，重伤三千多人，受伤致残的有好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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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鸿章的使团出现在广场时，现场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出就在几个小时前这里发生过死伤数千人的人间惨祸。但李鸿章已经知道这个广场刚刚发生的一切。在观礼台上，李鸿章与负责接待的沙俄总理大臣维特进行了一番对话，维特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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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过翻译问我：“是否发生了一件大惨祸，死伤约达两千人之多？”显然，李鸿章已经知道了详情，因此，我只好回答说，“是的，的确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李鸿章接着向我提了另一个问题：“请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经过禀报皇上？”我说，这没有问题，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以后已经立即禀奏了。这时李鸿章摇摇头，对我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在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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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李鸿章对灾难新闻的看法——瞒和骗。从忠君爱民的政治正确性上来说，李鸿章犯的是欺君大罪。但李鸿章的高明在于他将瞒骗皇上改头换面成另一种忠君形式，让皇上知道灾难真相会生气，会担忧，这些负面情绪会伤身体，让君父快快乐乐是为臣的责任，让君父劳心伤神是做臣子的耻辱。所以隐瞒真相是对皇上真正爱护，这不是对皇上的忠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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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这则史料时，我觉得李鸿章很丢人，以为自己拼命做官的技巧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我对这段历史细节继续追究时，发现李鸿章对沙俄官员“炫技”还是适当的，尼古拉二世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说“这一消息给人留下一个很讨厌的印象”。对他来说，老百姓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根本构不成一个悲剧，而且让他不爽的是这些人死在他登基的良辰吉日，连死都死得不是时候。尽管发生惨祸，沙皇登基庆典的所有内容一个也没有落下，歌照唱舞照跳，他们听不见老百姓的号哭和呻吟。总理大臣维特本来还担心皇上问责，但他发现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这次惨祸的责任最终由莫斯科警察局长一揽子承包了，他受到了“撤销局长职务，发给每年三千卢布终身抚恤”的“严厉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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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实在是一个复杂人物，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说他指导俄国官员如何处理灾难新闻很丢人的话，那么他在美国对新闻所发表的一番高见又确实让后人对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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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美国纽约，美国人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纽约时报》说是“史无前例的礼遇”，这让讲排场的李鸿章相当满意。因为在美国的访问是不带政治任务的，李鸿章的美国之旅相当愉快和轻松，美国的报纸像追逐偶像明星一样，对李鸿章的报道长篇累牍、事无巨细。9月2日，李鸿章愉快地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畅谈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谈到了中国的教育和投资，让我惊讶和佩服的是他所说的观点即使到今天我们依然在践行。如果不是生不逢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头衔完全可以归至他的名下。对于新闻，他的说法和在沙俄的那一番指导完全判若两人，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一点也不落后。那段专访，摘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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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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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责任。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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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对中国新闻弊端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我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追求真相是人类的本性，报纸不说真话，不报道真相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最终死的是自己，而新闻还活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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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转交中国皇帝给美国总统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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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题在于李鸿章为什么对俄国官员说要隐瞒真相，而对美国记者说新闻要讲真话，这两种说法如此矛盾，哪个才是真实的李鸿章？我想了很长时间才算想通了，我想试着分析一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一言一行都服从于真实的格局和利益，他的内心当然有自己真实的理念，但如果现实不允许的话，他绝不会践行，甚至连说都不会说。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写文章做清流可以，真的玩政治只会造成灾难。这么说不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刻薄，我很敬重他们，但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次那些想把人们送进天堂的理想，直接把人们送进了地狱。现实主义者如果只以自己的得失为进退依据，自然有害，但理想主义者理念先行罔顾现实，危害可能更大。最好的状态当然是理想主义者有现实分寸感，现实主义者有前瞻眼光，思想家指导政治家，慢慢来，积小变为大变。有了这么一番交代就可以来说说李鸿章对新闻的矛盾说法了。当他在俄国时，现实感压倒一切，他有谈判任务，在心理上必须压倒对手，所以他才对灾难事故的处理方式要指手画脚一番，显示一下一个老吏的风采，而他对沙俄的政治生态判断是准确的，所以话一出口对方就心有戚戚，既展示了自己的能耐，又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热心人而生好感，这对谈判的顺利进行不是很有好处吗？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说什么新闻要说真话那才是迂腐可笑呢。而李鸿章到了美国就不一样了，他是纯粹来观光的，来展示大国风范的，这个时候没有现实利益的纠葛，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说几句真话。他清楚西方的新闻观是什么，他完全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思想深度，来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不落后于世界，毫无疑问，这会给中国形象加分，也能给自己加分。这个时候，他自然要说几句正确的话，让美国人想：嗯哼！这个人很有思想。事实上，这同样是一种炫耀，和他在沙皇俄国的另一种炫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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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闻，李鸿章有两张面孔，既矛盾又和谐，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理想和现实的分裂，显示了他的生不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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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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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报屠”蔡乃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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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场有“三屠”：张之洞花钱如水，人称“屠财”；岑春煊性好劾人，被称为“屠官”；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三屠”之外其实还有一位“报屠”，名蔡乃煌。之所以不能并称“四屠”，是因为他官阶不够高，名气不够大，不够格与三位政坛大佬比肩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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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乃煌，广东番禺人，字伯浩，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蔡乃煌在政坛上发迹始于1907年的“政治PS事件”。当时，预备立宪进入权力重新洗牌阶段，各方政治力量展开有你无我的殊死角斗，是为“丁未政潮”。庆亲王、袁世凯能在政潮中完胜，蔡乃煌亦有贡献，他通过合成康有为和岑春煊的合影照片，让岑春煊彻底失宠。据刘厚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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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伪造康有为与岑春煊合拍的照片，依我所知是在上海所办的。承办此事的人就是蔡乃煌。主使的人无疑是端方。此事在上海并不秘密，知者很多。所以泄漏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不会照相，而委托照相馆代办，此照相馆之主人为广东人，颇与商界往来，亦为我所素识，所以我知道得最早。春煊罢官之后，曾一度为上海寓公，亦深知此事之原委。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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