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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大清特色的官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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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李提摩太拜访翁同龢时，翁提出了一个要求，请他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简要的条陈。李提摩太提出了七点建议，其中一条就是：“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由外国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培训中国的编辑记者，以启蒙社会大众。”237李提摩太关于开设官报的建议其实并不新鲜，郑观应、王韬等人早就提出过，只是朝廷见不及此，当作耳旁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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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96年，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将康有为等人设立的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除翻译出版西学书籍外，又刊行《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正式拉开清末官报15年历程的序幕。然而官书局在前6年的时间，只办出5种报刊，当然，这样微不足道的成绩发生在“百日维新”被绞杀期间，也不算太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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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慈禧下旨宣布新政，野百合总算迎来春天。到1911年清廷灭亡时，中国平均每年有10.6种报刊问世，官报纸迎来了它的繁荣时代。清廷所办的官报前后有110余种，在当时总数不足一千种报刊中，是一个分量不小的类别，发行数字也相当惊人。但这些数字上的统计并不代表它们在新闻史上有多么重要，在官报存续的十多年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著名报人；虽然发行量不小，但民间却当它们不存在，如果硬要摊派，宁愿交钱也不愿意要报纸。这真是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它确实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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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体系庞大的官报系统是如何创造这一“奇迹”的？这可能是晚清官报留给后人最有意义的遗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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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报15年的历程中，《北洋官报》的出版是当之无愧的标杆和里程碑。袁世凯治下的直隶，是践行新政的模范区，袁本人视创办官报为新政要务之一。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的创设，为各地迅速推广官报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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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官报》一出世就显示它与民间报馆迥然不同，报馆人事架构就是官僚体系的翻版。办报机构称官报局，主管人员称总办、会办和提调，这些称谓都来自洋务运动时期机器制造局、招商局之类的官办企业。官报主持笔政者通常叫总纂、分纂，这是清季刊刻官书时对总其成者的称呼，官报局借用了。官报局的工作人员都是有职衔品级的，不是无路可走的“落魄文人”，《北洋官报》的总办为从四品的观察衔，总办以下人员品级依序递减，其后各省出版的官报在人员结构上一体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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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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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必备的采访部门和专职记者，官报则没有。官报所聘访事（记者）人数不少，往往遍布重要都市、口岸和政府部门，但多系官员兼职，有时索性被称作报告员。这些人送来的稿件文牍味十足，几乎都是各项新政的工作总结，成绩为主，问题为辅。官报的编辑大人也不屑于把这些官样文章改为消息样式，因为他们的新闻理念很特别：“民报以新闻为主，文牍为辅；官报则以文牍为主，新闻为辅”238，他们认为不能将官报混同于民报，官报的“原教旨主义者”甚至宣称“本报只登载官文书，不述新闻，不撰论说，亦不转载别报论说、刊发诗词，及无关政事之文件，以符官报名义”239。一份报纸，没评论，没新闻，也没副刊，堪称“三无”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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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三无”报纸是官报中的极品，为数极少。在报业大发展的清末新政时期，民营报刊已形成新闻、论说、副刊、广告四大板块为主的内容结构，这是读者选择、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他们不受冲击也难以想象，他们是被时代拖着走的。官报上也有新闻，但除了少数层次较高的官报能够直接接收外电或选择外报，多数官报只转录一点民营报纸上的消息，全是二手货，甚至三手货。层次较低的官报简直无新闻可言，以至于连抓获一个小扒手也赫然列入“本省近闻”里。要想在官报上了解政治局势、舆情动向是不可能的，官报严格的审稿标准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漏掉一个”，从文字雅驯到内容取舍，都是官长审查的对象。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不仅制定了《湖北官报》的体例，对文字也极在意，“幕府拟稿，偶不惬意，辄令重改，再三不厌”240。对报纸最具杀伤力的还是对内容的干预，《申报》曾报道过上谕令《政治官报》停发奏折的事情，对此《申报》批评说：“吾国政府瞻徇情面，顾忌太多，所有折奏，大半皆例行公事。如前日详参内务府一折中有某项浮冒若干等语，指斥内务府吞蚀积弊甚详，上月廿四日已由内阁交《政治官报》刊登，排印已就，忽传谕收回此折。《政治官报》只得临时拆版登他稿。”241中央级的《政治官报》如此，地方各级官报更是上行下效，充斥于官报的都是一片歌舞升平，大清的子民，最大的理想恐怕就是生活在官报所描绘的世界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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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办报纸的刺激下，官报也刊登论说，但都是一副羞羞答答的小媳妇模样，不敢有锋芒，不敢直面真问题。《南洋官报》1905年8月10日的一篇论说，提到社会腐败以“京都为甚”时，提出的改进方法却是禁止在道路上大小便、查禁街头春药小广告、路旁种树等等。即使批评官场，那也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以上级的面孔吓唬吓唬办事不力的下级官员。当时民间报人已经认识到报纸“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功能，认为“报纸者，人民之喉舌也，官吏之监史也”，但这样理念即使为全世界报人所尊崇，也不代表这就应该是大清官报人对报纸的看法，他们认为官报是“代官立言，而谕斯民”，“官所已言者，固为述而刊之，官所未言者，又必为详而揭之，如此乃可尽官报之天职”242。这些官报人的唯一贡献，就是丰富了办报思想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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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报为官代言，完全不顾新闻规律、读者市场，能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们享受垄断的政治资源。官报以公帑开办，以“派销”为主，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层层分摊，强制销售。像中央级的《政治官报》就分配到省，“每大省销报三百余份”；省级官报则分摊到县，根据县的大小从几十份到一百份不等。为了销售报刊，甚至干脆以地亩作为核算报刊摊派数量的依据，每亩钱一二百文到三四百文不等，形同加赋；派销数额的多寡，与官员政绩考核挂钩，不怕下面的官员没有积极性。超过派定数的，由官通报表扬；不足者除刊登札文点名申斥外，还要受到降职处分。这样强力的行政干预，使得官报的发行数量遥遥领先于民报，如《四川官报》期印1.1万份，《晋报》期1.13万份243，要知道当时在报业中心上海，印数过万的报纸在也只有三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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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印刷数字并不代表官报的社会影响有多大，读者的钞票其实就是选票。虽然办报者“总期实销在民”，即理念上是要面向普通绅民，但是实际上却只能在官员这个圈子内活动，民间除向学堂、阅报讲报所强制派销一些外，自愿购买者很少。在官报一片虚假繁荣的1908年，《南洋官报》曾志满意得地宣称：“二十世纪之新中国，其以吾官报为之代表！”可是《申报》却揭露《南洋官报》订户中竟有“愿照交报资而不需报馆给报者”，可谓反讽至极。《湖南官报》则是“历有年所，惟于社会毫无影响”，为此，端方只得手订章程，加以改良，改为旬报。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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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报被读者唾弃，最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新政运动只是一场片面的改革，办报是与改良派及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的手段，官报在经历了1908年的轰轰烈烈之后，几乎都是赔本赚吆喝，因亏空而难以为继。到了辛亥革命成功，各地纷纷光复，官报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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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喉舌的官报，它的命运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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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讲报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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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报业史上，曾有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是报人，但与报纸息息相关；他们可能是志愿者，也可能是职业人。他们是报纸内容的传递者，他们有一个简洁的称谓——讲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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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知识分子一个切肤之痛就是暴民之害，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启迪民智的重要。让每一个人都具备现代社会的一般常识，改变上智下愚的现状，国家才能一点点好起来。他们想到的方法之一就是办白话报纸，叫那些粗通文墨的人也能看得懂。有学者估算，18至19世纪的中国，粗通文字的，男性大约有30%到45%，女性则约为2%到10%245。尽管识字率很低，但因为人口基数庞大，数字也相当可观。如果能使这个庞大的下层群体头脑开通，将是了不起的成就。理论测算让人乐观，但操作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在当时的环境下，那些粗通文墨的下层人士为求温饱而忙碌奔波，要他们掏钱买报，还要花功夫阅读，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把这群人培养成为报纸读者，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免费的阅读资源，20世纪初中国城镇特有的公共设施——阅报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不甘沉沦的爱国志士们拿出自己不多的钱财，自发地办起了阅报社。阅报社多设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寺庙和茶馆里，简陋一点的则直接把报纸贴在木牌或者墙上。1904年以后，开设阅报社在全国各地城镇蔚为潮流，开设者有乡绅、官员、和尚，也有潜伏的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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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阅报社纷纷成立，但对于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人来说，还是毫无意义。于是，讲报人应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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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5月，傅增湘为《大公报》所出的白话文小册子《敝帚千金》作序时说：“因为我中国教化不讲，识字者十人中只好得一人，此书纵然浅显，也要识得字，才念得过。若只一人能看，那九人岂不向隅。……我今奉劝诸君，如喜看这种白话，有钱人家，可以请人按时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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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的想法不是孤立的，代表了爱国志士们的一般想法。由中国传统的圣谕宣讲和评弹、鼓书，转化为讲报纸，只需要更换一下讲材就可以，即旧瓶装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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