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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170486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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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的火焰：1815-1915年的报界与国运 “臣记者”薛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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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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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的报界，有一被人尊为“大哥”的人物，人称“薛大哥”，大名薛大可。在他老家湖南益阳的网站历史人物一栏里，你能找到一个三流运动员的名字，却找不到这位民国年间的报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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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奇怪，在民国新闻界，薛大可一度成为笑柄，“臣记者”三个字像狗皮膏一样贴在他的脑门上，他的个人形象想咸鱼翻身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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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袁世凯一心要恢复帝制，一帮文人跟在身边大吹法螺，梦想成为袁氏王朝的开国功臣，将来也有个好位子坐坐，薛大可就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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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薛大可也是一个半截子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时，受风潮鼓动，参加了革命党，反清排满。1904年，薛大可在上海，是军国民教育会一员，这一年11月，革命党人开大会商量下一步革命方略，计划做得很完备，却没想到革命志士万福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搞轰动效应，谋刺朝廷大员王之春。一帮书生设下饭局，专等王大人“入吾彀中”。这个王大人到餐馆一看，大厅里全是不认识的年轻人，当即明了这是鸿门宴，寒暄两句，托辞尿遁。万福华见谋刺不成，自己扑了上去，他哪里是王之春侍从的对手，立即被扭进了租界巡捕房。革命同志一下子进去了十三个，薛大可也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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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薛大可这次不幸死难了，冯自由在《革命逸史》里肯定要为他记上一笔，但他没死。人没死，后面的事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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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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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薛大可在北京与杨度一道创办《亚细亚报》。翻看那个时段的报纸，火气都特别大，争勇斗狠一个比一个厉害，和今天的网络有些相像。一开始，《亚细亚报》名声也还不错，很有报人风骨，臧否人物，批评时事，管你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从不嘴软。1914年，因为老是让政府难看还吃上了官司，被控违反《报纸条例》。在日本修习过法律的名记者黄远生以被告辩护律师身份两次出庭辩护，《申报》还刊出他的辩护词。最后以《亚细亚报》无罪结案。中国的报人有一个很悖论的定律，基本上越是吃官司坐牢，名望越高，经历这场官司，薛大可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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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接下来的一幕历史大戏让薛大可积累起来的名声跌成了负数。袁世凯要称帝，杨度一心要做帝师，贩卖他的帝王学，做小弟的薛大可觉得有机可乘，做了一个重大决定，用现在一个很滥的词来说就是“华丽转身”，成了帝制的吹鼓手，《亚细亚报》成了帝制派机关报。这次转身让他由正角变成了丑角，由呼喊要撵走皇帝的热血青年变成了拥立皇帝的帮忙帮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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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薛大可跑到上海，袁世凯拔数十万大洋让他到十里洋场去“运动”报界，同时创办上海版《亚细亚报》，掌握南方话语权，为恢复帝制做舆论铺垫。这次差事办得有些难看，行贿的首选对象《申报》就不买账，老总史量才不仅不收钱，还给他上了一堂新闻伦理课，说“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云云，这还不算，还在报上刊登告示：“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上海滩就那么大，新闻圈里的人谁不知那个不光彩的家伙就是薛大可。史量才这一招让薛大可灰头土脸，让自己“美得惊动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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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大可创办上海版《亚细亚报》的经过简直就是惊心动魄的过程。在袁世凯登基前两个月，《亚细亚报》在望平街开张了，先头对外宣称加盟的黄远生、刘少少两个报界大牌都没来，薛大可只好亲任主笔。可是，在出报第二天就被民义社的爱国志士扔了炸弹，吓得职员不敢上班。到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时候，《亚细亚报》率先出版“红报”，首创“臣记者”三字，薛大可上表庆贺，在表文中也自称“臣记者”，好像他们都是跪着写新闻报道似的。袁称帝之日，召薛大可等“报界代表”入新华宫赐酒，用一个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着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赐酒罢，薛大可等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享受了一把“元勋之臣”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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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几天后报馆再次被人扔了炸弹，这次报社总经理差一点成了炮灰，薛大可自己也吓得在楼上不敢下来。两次爆炸让报馆的邻居们吃够了惊吓，你这哪是报馆，分明是火药桶嘛。邻居们一起到租界当局告状，租界当局也不给面子，勒令报馆限期搬家。翻翻报业史，堂堂报馆被邻居起诉搬家也是绝无仅有的。其实也不用搬家，袁皇帝治下四处狼烟，不久自己取消了帝制，回头做大总统。一个以“鼓吹恢复帝制为宗旨”的报纸自然也混不下去，只有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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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薛大可是一文人，无势力也无靠山，事后清算帝制祸首，薛大可之名赫然在榜，成为八大罪魁之一。其实他只是一个小角色，是被拉进来充数的，真正拥护帝制的军阀巨头还在台上风风光光呢。这一点，当年的湖南青年毛泽东也看得清清楚楚，他在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八人者，闻亦多逃矣。”355当局之所以要通缉八人，完全是为了塞责舆论，通缉令虽下，却无人认真究办，所以薛大可虽忝为罪魁，但一天牢也没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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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记者”三字让薛大可名声扫地，但他热心帝制之心却没有降温。到了张勋辫子军入京搞复辟闹剧，薛大可又一次兴高采烈，秘密进京，给张勋投了门生贴，要求觐见宣统。张勋问他有何目的。薛大可说：“门生不愿为官，但求圣上给我几万银子，到上海开设一帝国日报馆，竭力鼓吹，使反对复辟之徒，渐次归化也。”但张勋这个老顽固一向视报纸如蛇蝎，一听这话，反唇相讥说：“余方欲将全国报纸消灭净尽，始泻老夫之恨，汝还想开报馆耶！此举我极端反对，你老实寻些个别事干干罢。”356薛大可悻悻而去——“臣记者”在张勋这里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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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薛大可一直主持《黄报》，时隐时现，十年之后，“大哥”之名渐次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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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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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整个中国被军阀们闹得乌烟瘴气。张宗昌在北京权势熏天。8月5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了生平最后一篇时评文章，骂张宗昌的心腹红人潘复为“肾囊”。肾囊者，卵蛋也。这么骂人让潘复情何以堪，他哭哭啼啼找张宗昌，求张给自己出气，当天夜里，林白水就被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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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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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凌晨，薛大可被一个电话吵醒了，心急火燎地出门，直奔张宗昌官邸，他要去营救林白水。他和张宗昌颇有交情，张宗昌好赌，终日与骨牌为伍，当地人称玩牌九为吃狗肉，张的“狗肉将军”之名由此而来。而薛大可也是一个无赌不欢的人物，且不像一般赌徒，赢了就高兴得吹小曲儿，输了就红脸，他对输赢从不计较。薛大可说：“吾之博有别于寻常之博，人以博敛财，吾以博遣兴。谓之文明之博固可，谓之高尚之博无不可。”357他是把赌博上升为哲学的人，如此高不可攀的赌品，好赌之人自然都喜欢他，张宗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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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薛大可赶到张府的时候，不出意外，张宗昌正在打牌。和薛大可同时赶到的还有杨度，他也是来劝张大帅枪下留人的，但张大帅牌局未散，任由杨薛二人百般劝说，全不理会。这真是一场要人性命的牌局。薛大可看牌局一时半会不能完，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说：“大帅，少泉（注：林白水字少泉）实不可杀！若杀此人，报界人人自危，首都民心尽失，连外国人都会指责大帅钳制舆论。某等乞留少泉一命，非为少泉惜，实为大帅全誉耳！”虽是情急之中，却说得字字妥帖，入情入理。张宗昌听了，摸牌的手停住了。杨度赶紧再敲敲边鼓，大帅终于发话了：“‘立即执行’改成‘犹预执行’吧！”就是不要立即杀掉的意思。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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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林白水的命到底没有保住，张大帅的手令刚到，宪兵司令王琦便报告：半小时前枪决已执行。林白水被枪决的地方，正是100天前邵飘萍的死难之地——北京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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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水被枪决的消息第二天被登在《世界日报》上，这个消息又差点让另一个著名报人命丧黄泉。7日晚上，《世界日报》报社突然人声鼎沸，报人成舍我看完报纸大样，刚刚上床，几个宪兵蜂拥而入，说：“宪兵司令部王司令（即王琦）请你谈话。”成舍我随即被带上卡车就走。路透社为了抢新闻，发出电讯：“成氏已被处决。”好在这天张宗昌在娶不知多少房的姨太太，春宵苦短，手下不敢打搅，没向他报告，也不敢擅自定夺，这就为营救赢得了时间，使这条新闻成了皆大欢喜的假新闻。薛大可得到成舍我被捕的消息，又去救人。好在这回成舍我另有贵人帮忙说项，众人齐心合力，才被有惊无险地被送了回来。359军阀治下的报人命运就是这样的波诡云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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