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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浅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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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是非”和“完整的是非”是就事件的横向层面作判断，而深浅的是非，则是在一个事件的纵向层面上，在所涉及的现象与本质、直接与间接、浅层与深层、个人与制度的对比中作是非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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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错误，虽然是个人犯下的，却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所以本质上是一种制度之恶。有些问题，表象上看是谁的责任和罪恶，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另一种错误。有些事件，从浅层次上看是一种“非”，而深入地发掘，可能是一种“是”。这需要评论者不满足于表象上的道德幻觉，用自己所掌握的理性、信息和知识去拨开表面的迷雾，去揭示出平常人看不到的、误解了的、更深层次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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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0年7月，舆论曾热议过“坏消息综合征”的问题，说中国人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美国尼尔森发布用户习惯报告，称中国网民最喜欢发布负面产品评论，也只有中国网民发表负面评论的意愿超过正面评论。媒体上暴力、凶杀、灾害、灾难的新闻总能激起更多人的关注兴趣，微博和论坛上，往往是那些负面的消息和批判性的评论更能引起转发和评论。这样的“坏消息综合征”似乎正在改变新闻的定义：坏消息才是新闻，无负面不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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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患上“坏消息综合征”？许多判断都只流于浅显和表象的层次，有的说是源于我们社会的不完美，因为体制问题、腐败问题，坏消息太多，人们才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或者说媒体为了炒作和吸引眼球，而对报道坏消息有特别的偏好。我觉得，这都是浅层次上的理解，“坏消息综合征”有着更深层次的人性因素和利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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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这样看的：说“中国人患上了坏消息综合征”，只是一种幻觉，一个伪问题——哪里只是中国人偏爱坏消息？哪个国家的人都偏爱坏消息。许多人视美国为“最不坏、最接近完美的社会”，可看看美国的报章，他们报纸上的坏消息和负面新闻，他们的暴力、凶杀、灾难比我们多多了。他们的网络上，充斥着更多的负面评论和耸人听闻的消息。不仅美国，全世界的报章和网络都是如此，每个国家的人对坏消息都比好消息有更强烈的关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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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偏爱坏消息，我觉得，这可能首先源于一种自私的人性本能，因为坏消息虽然对别人是不利的，对听到坏消息的人却是有利的。网络戏言，得知你过得不好我也就安心了——其实并非戏言，而是真实的人性体现。通过外在的坏消息来凸显自身的相对幸福感，这是第一层人性。其二，坏消息可以有助于一个人释放压力，当遇到不顺心事情的时候，起码可以将那些坏消息拿出来安慰自己，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当失败的时候，可以用坏消息为自己推卸责任，将不满都推给社会。最后，偏爱坏消息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人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进化中，抱怨和对坏消息保持关注成为一种防止自满的生物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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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的利益原因是：发布坏消息更能让人赚到钱。其一，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普遍相信，只有把事情夸张到极致才能挣到钱，“金钱只存在于极端之中”。环保主义者如果不把环境恶劣形容到似乎明天“2012”就要来到，他们很难从资本家那里募捐到足够他们支配的钱；政客如果不将某种问题描述得非常严重，不解决的话明天就会导致大灾难，他们的政策很难获得支持。其二，社会精英在传播坏消息上推波助澜，对精英来说，情况很糟糕才可以让他们感到比别人更聪明。人们如果都安居乐业，对专家和精英的依赖就会大为减少，人们都会安享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求助于所谓的“拯救者”，求教于专家渊博的知识和寄望于精英“引领人们走出危机”。其三是媒体对坏消息的偏爱，坏消息更容易引起轰动效应，坏消息更容易凸显“媒体在揭露社会丑恶”的正面形象，坏消息可以提升媒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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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掘思维，不满足于对表象的浅层认知，而在别人思考止步的地方再进一层，就能看到更深层次的是非。看到了在“坏消息综合征”上这种源于人性和利益的深层是非，就会对坏消息有更客观和理性的判断：不要把坏消息太当回事，不要以为坏消息这么多，社会就腐败不堪，社会真的像政客、专家、媒体描述的那样糟糕了，仿佛天就要塌下来了。坏消息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媒体和精英营造出的幻象，生活中的好消息还是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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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思维中有许多为了节省时间和方便判断而形成的刻板成见，比如，这个问题是体制问题，那个问题是社会问题，这个是由于贫富差距导致，那个是由于权力腐败引发——这些已形成根深蒂固的成见，以至于一看见与以前经验相似的问题和现象，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归于这些刻板成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为了反抗这种偷懒的思维。平庸的大众在判断时，也许可以偷懒，但作为引领人们思考的评论家们，绝不能偷懒，绝不能让刻板成见去主导自己的思维，而要在大众停止思考的地方作进一步的思考，纠正那些浅见、偏见和谬见，用自己的理性和洞见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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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是社会理性的引领者，是舆论领袖，而不能反被乌合之众的非理性所引领，以迎合大众非理性的狂欢而“被舆论”领袖。浅层的是非，永远只是浮于舆论表层的道德泡沫，只有挖掘深层的是非，才能对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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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种对深层是非的挖掘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常情常理和逻辑，而不能为了表现自己很深刻，对事件作偏离于事实和逻辑的阐释，那就是过度阐释了。对一些个案进行无限的发挥，对一些特例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动辄上升到制度层面和体制层次进行貌似“深刻”的反思，这些过度阐释反而会遮蔽真正的是非，在“故作高深”中让真正深层的是非反而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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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像校园杀人案之类的罪恶，明明是偏执、偏激、病态的人做出的，非要上升到“贫富差距引发的阶层分裂”的层次，将个人的恶归咎于社会之恶和体制之恶，这明显是迎合偏激思维的过度阐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浅层的是非其实就是真正的是非，无须故作深刻、牵强附会地去挖掘并不存在的“深层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为准绳，而不是迎合某种偏见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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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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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是非”和“完整的是非”针对的是一件事中一连串事实，“深浅的是非”是针对一件事的表象和本质，而“比较的是非”则是对两件事或更多的事情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分辨是非，在对比中作出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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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就事论事，这确实不对，可相比另外一件事另外一种行为，这已经算好的了。还有的人说，某种制度确实有缺陷，但相比以前的制度，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还有的说，相比某种罪恶，这个恶只是一种小恶，我们必须把眼睛盯着比这个罪恶恶百倍的那种行为，追问大是大非，不要被小恶遮蔽了双眼……这些，都是在比较中凸显是非，在反衬中彰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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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是非”信奉这样的原则：很多是非不能单纯去论，要在比较中才能凸显出更丰满、更有张力、更现实、更有说服力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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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是非”喜欢对现实中存在的诸种价值进行排序，比如，自由和平等，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法律和道德，在这些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进行排序。某种行为，虽然违反了道德，在道德上看是恶的，却没有违反法律，甚至能在法律上带来善的后果，“道德至上论”者可能视此行为为非，而“法律至上论”者可能会视此为是。不同的人，对价值的排序是不一样的，于是有了“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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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掉大堤淹掉万亩良田，单纯地看，当然是一种恶。可如果炸掉大堤能分流洪水，挽救下流城市数百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当然是一种善。大善和小恶、大利和小弊的比较权衡中，能凸显出“大是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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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个好东西，可民主制度有没有问题？当然有，可能有多数人暴力，很多时候也缺乏效率，可相比不民主所带来的问题，对民众权利和利益的伤害，民主那点儿危害已经算不上什么了。所以，有人说，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或者说，民主是既有制度中最不坏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追求完美和至善，只能去追求“避免最大危害”这个次优的、最不坏的结果，这就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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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过一句话：自由只有因自由的缘故才能被限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罗尔斯的价值排序中，自由是居于首位的。只有一种限制和约束能给人带来更多的自由，或者是为了保护自由时，这种限制和约束才是正当的。这也是“比较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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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著名的“范跑跑事件”上，“比较的是非”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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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光亚学校的教师范美忠，地震时弃学生于不顾第一个冲出教室。——如果说这种求生本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事后接连写文洋洋自得、沾沾自喜地为弃生逃命辩护就让人难以理解了，仿佛这是值得炫耀无比光荣的事，他发帖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范跑跑”这番言论引发轩然大波，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当时，我也写了好几篇文章批评“范跑跑”，不过后来当我看到“范跑跑”学校的校长说的一句话时，我改变了自己的批判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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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媒体就“范跑跑”那番言论采访都江堰光亚中学校长卿光亚时，这位校长说：希望骂那些修楼修垮的人。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很明显：与其在这里集中舆论炮火讨伐和痛骂范美忠，不如去骂那些修楼修垮的人。我觉得，在对范美忠一边倒的舆论围殴中，这是非常冷静和理智的一句话。他没有沉浸在某种简单的道德义愤中，没有被某个抽象的道德议题遮住双眼，而是敏锐地紧盯住关键问题；他不是在为自己的下属开脱，不是借机转移话题和矛盾，而是提醒公众不要停留在某种群殴快感中，而应去关注最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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