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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治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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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有某种“根治预期”，就是苛求某个制度必须治本，而不能仅仅停留于治标。在他们看来，“治本”才是制度存在的价值，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制度才是一个好制度，否则的话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是“治标不治本”，就是“隔靴搔痒”，在他们看来，“治标”毫无用处。其实这是不理性的，制度存在的价值并不都在于“治本”，很多时候“治标”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因为现实的约束，环境的局限，或者说文明水平尚未达到一定层次，有些问题只能选择暂时性的治标，而无法去根除和根本上解决。在无法治本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通过治标缓解一下问题、控制一下影响、力所能及地治理一下呢？找不到痒的根源，隔靴挠一下又有何不可？反腐败、治公车、治公款吃喝都是如此，无法治本，治标的努力也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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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些问题根本就无法治标，只能诉诸尝试性、渐进性的治标。比如治理酒后驾车，怎么治本呢？除非禁止所有人喝酒，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酒后驾车，可这是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许多问题都是如此，如果要“治本”的话，它涉及与其他价值的冲突，利弊衡量中只能选择降低目标的治标，为了公民自由权而不得不容忍一些不能根除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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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竿见影的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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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立竿见影的苛求”，就是苛求制度要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颁布就要药到病除，一实施就要看到效果。其实这也是制度设计者的理性所不能及的。现实比想象的要复杂多了，很多时候制度的执行并不能按照设计的预期那样运行，一切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能是通过实践去试错，去试制度的效力——在试错中进行调整和完善，在试错中对效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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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三种比较典型的批评误区，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我还曾在专栏里谈到过：以“想象的腐败”否定一种改革尝试，这也是不理性的。设想各种可能对制度进行缜密的防腐设计是必须的，但不能纯粹靠想象、推理和成见去看待制度创新。很多制度要靠实践去试错，靠现实尝试去证明会不会导致腐败，而不能靠逻辑推理。想象是想象，现实是现实，现实比逻辑上的想象复杂多了，想象中可能发生的腐败，现实中并不一定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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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第八讲 评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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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笑话，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恶搞成“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搞笑之处就在于违反了逻辑同一律。评论中经常有这样的概念偷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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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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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是一种讲理的艺术，在我看来，这种“理”，起码包含三个层次，其一是理性，其二是逻辑，其三是伦理。理性是知识论上的，逻辑是方法论上的，而伦理则是道德层面对这个职业的规范。三种“理”中，最基本的“理”应该是方法论层面上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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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评论，一般人都注重看评论的结论，看评论者对一个事件或人物的判断。这是外行人阅读评论的习惯。而在内行人眼中，作为判断的结论当然重要，但他们更注意的是方法论，即作者是通过什么“方法”得出这个结论的，论据能不能支撑结果，论证和推理合不合规则，引用的事实是不是真的，等等。如果“方法”不对，结论再怎么符合公众的期待，都不是一篇成功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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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论据和结论联系起来的论证过程和方法，就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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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写作十讲 一、一个典型的逻辑谬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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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大家对评论的逻辑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先引用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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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和他们的长期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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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主编、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陈桂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50岁。这是继54岁的蔡定剑教授之后，又一位中年法学家因为癌症英年早逝，在微博等网络论坛里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叹息与惋惜。有网友感慨：做法学的，难免长期抑郁悲愤，积劳成疾，继之以英年早逝。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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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易郁闷成疾甚至致癌？这种判断显然纯属臆断，没有科学依据。轻易下这样的结论，更多是一种感慨，算不得科学结论。至于这种感慨本身该怎样认识，还是值得琢磨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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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随着社会对于法治的重视，法学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很多法学家成为这个社会的香饽饽：从政、挂职、搞法制讲座、接受媒体采访、各种司法考试辅导班……可谓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但另一方面，很多知名法学家的确有郁闷的一面，因为他们对于法治水平的期待更高，对法治困境认识得更透彻，所以忧虑也就要更多一些。笔者就曾在不同场合分别听到过陈桂明先生对于法院独立性不强、人为因素干预民事诉讼的忧虑；听到过清华大学王保树先生对一些“负一定责任的官员”对于法治态度的漠视表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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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感觉对法治状况感觉“忧虑”的学者们都有一个相似的来源，那就是权力对于法治的挤压。比如为了政法系统政绩大搞“公审公判”，比如政府悍然给法院发公函指导法院某某案子应该怎么判，再比如有的地方官员拿“维稳”这个幌子大搞“稳定压倒法治”的非法截访……这使得如江平先生这样的老法学家也感慨，虽然“总的对中国的法治的前景，还是抱乐观态度的，但是不能够排除在一段时间之内，在一定的政策引导下，法律出现倒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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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状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光是立法条文数量的大大增加，以及依法治国的口号喊得很响，还不足以构成我们对于法治的信心。面对远远谈不上完美的法律水平，该持何态度？不排除有些法学家欣然接受现状，甚至如鱼得水自得其乐；但也有大批法学家像江平先生说的那样，“对于一些倒退现象指出来并一再地呐喊”，因为“一个搞法律的人如果允许法治倒退是很悲哀的事”。这样的选择，或许也就注定了“郁闷”的如影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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