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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 [:170488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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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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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社会公正观念更多地包含了道德因素，有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资本主义的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观念则以私有制及保护个人财产为基础，实际上侵害了弱小者的社会权利。当代社会主义制度所代表的社会正义则是以实现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公平对待社会全体成员的一种政治准则。因此，社会正义的观念有利于彰显某些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舆论监督则是用舆论这一社会规范的力量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对权力组织的社会行为所施行的评价和约束。舆论监督是最具有广泛性、道义性的监督形式。舆论监督的属性与人类社会发展和完善过程中的总体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它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合理构建在目标、理念和实践意义方面都与正义精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说，舆论监督是社会正义的象征。批评社会的不平等，追求社会公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个现实目标，它在根本上是人类为了追求社会均衡、社会发展而设的价值前提。这种前提所要达到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和人性的和谐境界，这种境界我们称之为“社会正义”，它是一种理论假设，是一种无限趋于完美的价值向度，它不能完全和永久地实现，但却必须作为人类行为的尺度。舆论监督的意义在于人以这种方式向自己提出了一种为之奋斗的价值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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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正义：舆论监督的价值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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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舆论监督的前提是社会的不平等性和权力的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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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及《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述到：正义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品德，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关系到他人。正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分配财富和荣誉，即分配的正义；一类是在交往中提供是非的标准，即纠正的正义。正义是中道、平衡、均等和相称，正义就是把个人应得的给个人。我们知道，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类群体按照一定的原则、秩序和价值尺度构成的，不同的群体在社会中所得到的权力、地位和利益、义务通常会有显著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的不平等性总是绝对的，而社会的平等性则总是相对的，比如城市人群相对于农村人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相对于只受过中等以下教育的人群等在享受社会利益、运用社会权力和提供改造社会的愿望等方面，可能都存在着几乎是先天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有时是先天性的，有时是制度性的，有时是观念性的，但不管其来源是什么，它所带来的后果则是一致的，这就是机会的不平等和利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也会带来人的精神生长的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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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修正人们先天的地位不平等所带来的后天发展的不平衡，舆论作为一种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制衡力量，就在此时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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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则鸣”是对舆论监督现象的文化属性的一种形象概括，但“不平则鸣”还只是一种“自在”与“自然”的反映，而不是自主的、自发的、自觉的社会文化行为。只有当舆论监督作为社会成员对权力及其代表的秩序结构提出质疑时，舆论监督才获得了现实的必要性。舆论监督就是当社会出现偏失、产生不平衡的时候，代表公众来表达一种倾向性的意见。这种倾向性的意见试图以公众的名义阻止社会出现重大的偏失，使社会尽可能地趋于全面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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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潜在的事实是，舆论并不总是“社会”或“全体”的声音。在通常情况下，舆论几乎总是一部分人——一个团体、一种职业、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甚至一个临时性的利益同盟——的声音。然而舆论监督的意义也就在于，它恰恰是通过一部分的声音或对局部利益的关注，起到对社会偏失的校正和提示作用，从而促进社会在整体上更趋于完善。舆论监督的真实地位是，以部分或局部来代表整体，而不是以局部或部分来代替整体。社会的不平等性是舆论监督存在的前提。事实上，社会的不平等有些是先天的，有些是后天的。所谓后天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制度的不平等，即权力的无边界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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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阿克顿爵士语），即是说，权力必须受到制度的制衡。现代社会的权力，不论出自哪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大都是经过严格的限定，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坚持、退让和协调的结果。也可以说，现代社会的权力都是处于监督和制约之下的有限权力。但是，权力自身具有扩张性。无论制衡的力量来自何方，权力总是倾向于无边界的膨胀，倾向于突破它最初所受的限定。如从我国舆论监督研究者所作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媒介批评曝光的对象及内容最多的是权力组织和权力者贪污腐败、滥用行政权力、执法犯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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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越界和无限膨胀必然会导致社会更大的和更深刻的不平等。在这种时候，舆论监督就自然地上升为社会公共意志的代表，成为权力的边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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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舆论监督所追求的第一个目标是社会公正，即平等——出发点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表达的平等。舆论监督的现实功能，也就是代表公众表达对社会公正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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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孜孜以求的愿望，只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公众没有相应的社会权利，哪怕仅仅是理论上的权利都不具备，所以，社会公正很难进入公众的话题。只是到了近现代社会，出现了君主立宪制、议会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等政治文化体制之后，以平民百姓为事实主体的公众才有了理论上平等的权利、地位。也只有在这之后，公众才具备了追求社会公正的现实资格。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公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普通的社会成员或社会弱势群体如果发现或感觉到社会存在不平等、不公正，他们可以通过有效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以形成舆论的力量，促使社会在相应的方面、相应的环节上作出调整。舆论监督就是把个人或某种群体的感受、观点和意愿，转化为社会舆论，以社会舆论作为公众意志的载体，对现有的社会权力提出某种限定，从而推动社会向“公正”的方向调整。如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孙志刚案件，最初是记者出于正义感介入此事，首先在新闻媒体曝光，把信息传播给社会公众，随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于是有三位法学博士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上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人口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检查；有五位法律专家联合上书，提请对收容遣送制度启动特别调查；还有互联网上众多公民对制度的反思、对争取宪法权利的呼唤，由此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样，媒介的影响力加上现实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孙志刚案件最后终于得以解决并在中国社会引起了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反思和一系列相关政策的调整，充分体现了舆论监督追求社会公正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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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社会的不平等，追求社会公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个现实目标，它在根本上是人类为了追求社会均衡、社会发展而设的价值前提。这种前提所要达到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和人性的和谐境界，这种境界我们称之为“社会正义”。事实上，它是一种理论假设，是一种无限趋向于完美的价值向度。它不能完全和永久地实现，但却必须作为人类行为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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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说：“正义所提示的是一种自然秩序，而社会的秩序由法治来规定。正义最初的含义就是指宇宙中单一的秩序。”〔54〕那么，什么是“自然秩序”或“宇宙中单一的秩序”呢？就是和谐，是世间万物之间关系的协调。把自然之中的正义精神引入人类的社会生活，那就是合理，即合乎人性。具体而言，正义表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理想目标和价值准则，即“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化、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化、人的付出和获取的对称化、人对效率与公平的正当需求和满足的刚性化”，它“侧重于制度、秩序、法则、权力、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的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无论人们道德境界高下都必须服从正义的要求”〔55〕。可以说，正义之于个人是德性之善，正义之于社会是制度之美。舆论监督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合理发展在目标、理念和实践意义方面都与正义精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社会正义观念多是从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以政治和法律为手段的社会秩序是承认“社会公正”这个价值尺度的。更早以血缘、亲情和道德为链条的社会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社会正义”的观念。但不管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传统社会，人们对社会公正的追求都包含着太多的私欲：权力组织担心权力被弱化，强势群体不愿意把既得利益拿出来与人共享，而小团体或边缘人群则渴望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得到特殊的关照。由于每一个人、每一层次的人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于是在面对社会整体的发展平衡时，所谓的社会公正就加上了浓重的现实功利色彩。舆论监督在实践中努力追求的正是让公众在观念上跳出现实功利的追逐，把社会公正作为全社会都应当坚守的价值前提，从而使人们获得一种超越的眼光和一种开放的姿态，能学会从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愿望出发，去谋求或塑造我们所追寻的社会正义的境界。在追求这种境界的过程中，人们当然会依靠法律、政治和经济乃至科技的工具，但这些工具的运用在人的理性层面将不再是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本质性目标。人的发展将是人性的完善和精神的生长，而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使人与人更加和谐地相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地相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正义是一种文化的状态和精神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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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界定和描述通常与政治学、经济学或哲学的观点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以往的论述多侧重于社会正义的法律地位和道德地位，而这里则更多地关注了社会正义的精神地位。因此，我们要强调说，社会正义是一种引导人类生活和谐化、完美化的价值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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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实生活的层面来看，由于人性本身的弱点和社会结构的弱点，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们所追求的地位平等、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随时都面临着主观的障碍和客观的干扰。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干扰，使人类自我完善的努力充满曲折，备加艰难。从世界与人类整体的角度看，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有种族与民族的冲突，有宗教观念的冲突，有社会政治制度的冲突，也有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间的冲突。从一个国家内部看，则有党派、阶级、阶层、地区、民族、社会行业甚至男女性别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无论程度如何，都源于对现有社会不平等的强烈否定。这时，就凸显出舆论监督的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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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76年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性运动，就是社会舆论对持续十年的社会发展方向的迷茫和价值观迷失的一次强力纠正。而2003年春天世界各地爆发的大规模反对美国单方面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也是舆论为保持人类良知而做的自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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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论事地看，有时舆论监督所起的作用似乎只是提醒社会管理者关注某件事或某一社会现象，这种作用有时显得过于琐碎，所以社会管理者也常常把它看得若有若无，甚至排斥、拒绝。在乔云霞教授主持的“对安徽省媒介从业人员和受众对新闻舆论监督认知状况的调查分析”中有这样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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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在搞批评报道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来自（选项不限）〔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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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认为批评报道难搞的原因是（选项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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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者的社会调查中表明：媒介从业人员在进行批评报道时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当地领导，他们认为监督会影响政绩、影响稳定。其实，如果把舆论监督看作一种连续的人类行为和人类精神生长的一种文化策略，我们就会认识到，舆论监督不仅是现实政治行为，它也是人类自我完善的文化行为。作为公众、社会和人类整体利益的代表，舆论监督总是在现实的层面，通过对细节和局部的强调，来推动和促进社会的整体协调。通过对具体人、具体事、具体现象的价值评价，来协调和规范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管理者不应该阻碍和排斥舆论监督，而应该欢迎和支持舆论监督，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张扬社会正义的观念，正确理解社会心理承受力和社会稳定问题，让正义观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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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公正到社会正义，舆论监督的意义并不在于告诉某位权力者或某个权力部门如何行事，而在于人以这种方式向自己提出了一种需要为之奋斗的价值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