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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关于中国传统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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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地君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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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对应于我们所关注的舆论监督这个话题而言，则可以大大地简化，那就是“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核心，是传统价值体系的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的背后则是一个伦理化了的自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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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君亲师，这是中国人心中最尊贵的一种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史记·礼书》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解释：“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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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天地，就没有生命，没有自然万物，也就没有人类社会；没有祖先，就没有后代；没有家族，也就没有具体的你我；没有君师呢？就没有人管理这个社会，没有人传授礼仪、文化，也就没有我们所见到的这种组织严密、为人类提供有效的生存保障和充分的文化经验的社会。所以，天地君亲师乃是使我们每个人成为“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有知觉的动物的先决条件。所以，旧时中国家庭的正厅里，几乎都供奉着写有“天地君亲师”几个大字的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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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人，可能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唐僧师徒来到万寿山五庄观镇元大仙的清居之所，爱惹事的孙悟空首先看到一件不合理的事，原来这个道观里没有供奉“天地君亲师”，而是清清爽爽地供着两个大字：“天地。”孙悟空因此嘲笑这里的“道士”太狂妄自大，怎么竟把自己看得比帝王还尊贵！而那仙童却冷嘲热讽地笑孙悟空有眼无珠，说供奉“天地”两个字还是师父谦虚呢，因为我师父自己就是“地仙之祖”！言外之意也是告诉孙悟空：你还不配说三道四！这段故事说明，这种观念至少在《西游记》成书的明代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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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史记》那段话所揭示的，“天地君亲师”这个词组既表示了中国人对自然事物和自然秩序的直观认识，又表示着中国人对现实社会政治结构的认可。按照“天地君亲师”所包含的内容来说，这个世界的秩序有三种层次：天，代表自然的秩序；帝王，代表社会政治秩序；父，代表家庭秩序。三者共生共补，异构同质。中国人必须在这三者的平衡协调中完成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导致了伦理化的自然秩序的出现，导致了自然规律的道德化、人格化的“天人和德”观念的出现，也就形成了从家走向社会、从父亲的儿子变成君王的子民，即社会的特定角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范化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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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发展顺序来说，中国人的秩序观念发端于早期的自然崇拜，而完成于现代社会的典型崇拜。这其中从自然秩序观念向伦理化的自然秩序的观念转换，完成于夏、商、周三代，成熟于汉代。这种伦理化的自然秩序的基本标志是，以帝王为中心，以家庭为基础，以礼为向导，以天地君亲为象征，以模式化的秩序崇拜为归宿。〔3〕我们通常所说的“家长制”，其实就是这种观念秩序的具体体现。它是以“父为子纲”的伦理关系，固化着“一家之长”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与现代社会提倡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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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人群中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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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群体形态而存在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个人总是群体中的一分子，所以，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个人的价值与理想，都附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群体。中国人一直是在人群中做人。人类学家费孝通曾经用一圈一圈的水波纹的形态来比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人圆圈里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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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在宗法观念下，人们生活在从“家”到“国”的圆圈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层层统属，所以，个人在本质上只是国家的附属品。在“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结构中，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是“忠信孝悌，礼义廉耻”。中国人最核心的人格理想是“忠君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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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封建制度下价值观的层次是自上而下的，一个人首先要忠于皇帝，“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其次才是光宗耀祖；最后才是当事者个人得到家庭、家族、乡邻的肯定。所以，在抽象的“国家”背后，人其实只是皇帝的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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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以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在“文革”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以群体为中心的价值观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等等，个体的存在已经完全消失，于是，个人不但在政治结构中失去相应的地位，而且从精神心理的层面被彻底清除。个人权利和个人意志被排除在正常的思维和正常的行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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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文化氛围和精神背景下，舆论监督显然是毫无必要的。因为，社会是以混沌的整体状态存在的，社会的利益区分和古代一样是自上而下一圈一圈的水波纹形态。那么，下层是上层的附庸，个人是集体的附庸，没有监督的主体，也没有被监督的客体。所谓的舆论监督为何而存在呢？人们常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极左路线，是因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方法错误造成的。但是，试想，如果在那时候我们有健全的政治平衡、文化平衡等方面的制约机制，有舆论监督的意识观念，有独立个体的生存意识和文化自主意识，我们是否能看到不同的文化景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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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改革引出思想改革的风潮，政治改革引出民主的观念，加之以后更为深广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中国人才进入到“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人。当我们今天畅谈舆论监督、畅谈文化多元化等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欣喜地看到，其实我们已经跨越了一段长长的历史。如今党和政府以开放的胸襟、睿智的远见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思想，提出以法治国的执政方略，带领中国人民构建民主、公正、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前提下，舆论监督才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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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官本位与人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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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是一种诞生在封建制度的思想观念，是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封建意识，其特征就是人们把“官”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把“官”作为个人职业的最优选择，甚至把“官”的级别、大小作为衡量一个人社会价值的标准或尺度。随着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的深入，现代的民主观念、“人本”思想得到普及，因此，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官本位的弊端和危害越来越凸显、越来越为人们所摈弃的当代社会，舆论监督则在文化的意义上成为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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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本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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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形成于封建社会官员特权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特权制度造成了特殊的利益导向，社会等级制则造成“为官则富”、“为官则贵”、“贵官贱民”的思想意识。在生活和社会管理运行中则表现出“为官独尊”的现象。当然“官本位”在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激励机制有所偏重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但是，必须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当现代社会形成文化多元化、价值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制度民主化、制度建设法制化的开放趋势时，官本位必然成为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利因素，它以文化的形态渗透于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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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看一篇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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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告官”，“官”就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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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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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只要是政府成了被告，法庭的被告席上就常常不见人影，空空荡荡，法院很多时候只能缺席审判。”谈起在“民告官”案件审理过程中，“官”拒绝出庭的怪现象，出席“两会”的法津界全国人大代表说，“缺席审判并不影响法律效力，但却反映了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和领导对法律的错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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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人民法院5年来共审结行政案件近50万件，已受理的行政案件几乎涉及所有行政管理领域。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这些“特殊”被告常常不出庭。东部某市曾有一个统计，在全国2000多件“民告官”的案件中，无一名行政长官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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