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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史的话语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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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詹姆斯•凯里所说：“大众传播研究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最近才出现，而且并不是什么热门题目。”[1]由于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才刚刚开始，研究者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线索清晰、逻辑连贯、因果完整的标准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学科发展史的建构，还可以实现其他目的，比如论证学科的正当性、增强某一范式或学派的重要性、整合本领域的不同方向等。因此，学科史与学术思想史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政治的角力场。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叙事，都可能因为追求雄辩有力与连贯的逻辑，强化同一个话语结构，将学科的发展视为某种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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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跳出单一的学科史叙事结构，首先要对学术思想史的元叙事保持反思。正如海登•怀特所论证的，历史因为采取叙事的形式，便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修辞性。[2]最近，胡翼青在他的《传播学科的奠定》中专门对之前传播学科史的叙事作了批判，并身体力行地解构了施拉姆所建构的学科叙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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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采取否定策略直接摧毁神话的做法不是没有风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从反面强化了被否定的对象的重要性。对施拉姆的批判与否定反而制造了学科史中施拉姆的“在场”，成为学科神话的共谋者。正如今日老练的公关炒作策划者所信奉的那样，哪怕是背负骂名，也强似无人关注。那些反对者和崇拜者一起，共同成就了今日的文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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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否定策略相反，肯定策略将眼光投向被忽略的灰色地带。它放弃传统的类型学标准，采取一种反讽的视角，另辟蹊径，关注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那些令人尴尬、无法被嵌入某个连续事件流的“个案”和“特例”，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断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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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学科史宏大叙事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将这些不符合主流叙事模式的特例边缘化，另一方面又以含糊其词的方式，将其收编、重新包装，形成连续的叙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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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传播研究，主流宏大叙事虽然历史不长，却异常顽固，挥之不去。这一叙事在传播学的起源问题上以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这“四大奠基人”为学科形成的主流叙事。[6]在学科发展历程上以经验量化的效果研究为中心，可将传播研究分成三个阶段。[7]一是效果研究的史前阶段，大致存在于20世纪初期，认为大众媒体效果强大的“魔弹论”“皮下注射论”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从30年代末开始，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的学者们仿效自然科学运用实证量化研究方法，对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之前的“魔弹论”根本站不住脚。大众传媒在改变态度和行为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起关键作用的是接触大众传播之前，人们在基本群体与文化社群中形成的既有态度倾向。此外，个人的选择和人际传播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因此大众传播充其量只能强化已有态度，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它。第三个阶段则是第二个阶段的改进与发展，效果研究的传统在修正了传播效果的定义的同时，采用了更精确的调查方法，从而发现大众媒体在某些条件下，对受众的认知会产生较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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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大众传播研究史叙事招来诸多批评。除了欧洲学者对其中将批判研究的传统排斥在外有所不满外，美国本土的研究者也认为该叙事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对美国传播研究作了单向度的诠释。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来自詹姆士•凯里，他提出要恢复美国传播研究中芝加哥学派的地位，重新接续薪火，将其发扬光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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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的批评引起了传播学界对于芝加哥学派的重视，为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他重新钩沉了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对于传播问题的论述，认为他们曾创立过一个与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量化效果研究完全不同的传统。这个传统将传播与自我的形成、共同体的建立乃至民主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它不像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仅局限于讨论大众传播对个体心理的直接影响，而是更注重传播（不仅限于大众传播）对于自我身份、社群、文化等因素的长期的、整体的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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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关于芝加哥学派的文章正式发表于1996年，但是他的这一看法由来已久。在他的指导下，早在1975年，贝尔曼就完成了有关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博士论文，这也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中唯一的讨论这一主题的专著。[10]另一位凯里指导的博士切特罗姆撰写了题为《传播媒介与美国人思想》的博士论文，并且正式出版。该书在华语世界先后有大陆和台湾两个译本。[11]传播研究史专家普里认为，尽管此书写于1982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具有启发性，是观点与档案挖掘结合得最好的传播史著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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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凯里为了与所谓“标准的历史”相对抗，自己也堕入了他反对的宏大叙事的结构之中。他过于匆忙地将20世纪初期彼此没有那么紧密联系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组成一个看似观点一致的学术共同体。[13]不仅如此，凯里还建构了芝加哥学派的精神领袖约翰•杜威与效果研究传统的开创者沃尔特•李普曼的争论，但实际上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二者有意与对方论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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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凯里建构芝加哥学派神话的人，国内学者方师师、於红梅[15]也对此做了进一步分析，可是他们都没有为自己的论断提供确凿的证据，没有说明凯里所建构的芝加哥传统的传播研究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在建构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那些不符合自己需要的个人及事件的？凯里提供了一个关于学派崛起的辉煌描述，但是对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却避而不谈。除了研究者们提到的外部因素以外，芝加哥学派衰落的种子是在何时种下的？在他为了自己的需要解读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时，是否也把那些导致其衰落的因素一并回避了呢？在突出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对立的同时，凯里是否回避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以下将以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核心人物帕克为突破口，尝试解答上述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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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为什么是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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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芝加哥学派，多数人恐怕不会首先想到传播研究，而是会想到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或名头更响的以城市研究、社群研究、质化研究为特征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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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或更准确一些，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是后人重新阐述的产物。在这些成员进行研究时，传播学科尚不存在，甚至没有人把传播研究作为一个明确的领域。而当时芝加哥大学却有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也拥有经济系。被列为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另外四位被施拉姆封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学者一样，并不是为了研究传播而进入这个领域，只是因为其他课题偶然经过了传播研究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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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传播学界甚至对于谁属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主张是什么，也没有达成共识。贝尔曼重点研究了四个人：杜威、库利、帕克和伯吉斯。[16]切特罗姆重点讨论了库利、杜威和帕克。[17]凯里的论文中着重提到了杜威、米德、库利与帕克。[18]罗杰斯的《传播学史》里提到的人比较多，但是重点论述的人物是库利、杜威、米德和帕克。[19]胡翼青研究传播学芝加哥学派的专著中提及的学者人数最多，如果以一、二级标题提及的人物来计，共有杜威、库利、帕克、伊尼斯、麦克卢汉、米德、戈夫曼、梅洛维茨、布鲁默、拉斯韦尔十人。[20]这个范围显然过大，虽然这些人与芝加哥学派有一定联系，然而如果以学界承认的“学派”概念来看，像麦克卢汉、拉斯维尔、伊尼斯、梅洛维茨等人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并没有构成密切的人际互动网络，关于传播的视角与观点也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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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关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来看，杜威、库利、帕克是公认的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米德的身份有一定争论，但提及率仅次于前三者，可算是主要成员。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来看，杜威无疑居于中心，所有人都与他有最直接的关系：库利和帕克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前者还和他属于同一俱乐部），米德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后来又被他推荐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四个人的交集产生于密歇根大学，库利终生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与芝加哥大学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这个小团体叫“密歇根学派”远比“芝加哥学派”更准确。只不过芝加哥大学当时得风气之先，风头更盛，尤其是帕克主持下的社会学系在美国基本上处于一统江湖的地位，遂约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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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在芝加哥学派四个主要成员中，帕克的位置颇为特殊。杜威、米德和库利虽然也讨论传播问题，但是他们都未有过媒体从业经历，主要是从哲学和心理学基础理论的角度，思辨地和抽象地讨论传播问题，强调传播在自我形成和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他们三人并不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典型，偏好思辨而不是经验研究。帕克则不同，他有十一年的报纸采编从业经验。他的传播和新闻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研究，基于大量的质化材料与实际调查。帕克也是四人之中唯一对传播和新闻问题做过专题研究的人，不仅写作了《报纸的自然史》《作为知识的新闻》等论文，还撰写了一本大部头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可以说在芝加哥学派的几位核心人物中，帕克在新闻传播问题上用力最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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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提起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时，帕克恰好是最尴尬的一位学者。他的名字毫无悬念地被列入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的名单，但他的观点却很少被提及。最早“重新发现”并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凯里在介绍芝加哥学派时，提及最多的是杜威的传播民主论、传播仪式观，米德的象征性互动以及库利的镜中我、基本群体等观念，关于帕克的学术贡献及观点却语焉不详。他顺便提到帕克时是在“传播创造社群”的基本论点下，认为帕克补充了一个与其他几位学者不同的角度。和杜威、库利等把大众媒体看成是创造公共生活的观点不同，帕克也提出了媒体可以成为冲突与竞争的场所，因此各方势力都要控制媒体。[21]且不说凯里没有全面地总结帕克的贡献，仅就他所涉及的这一点，也仅做了片面的解读。这个问题下面会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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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切特罗姆的著作之中。[22]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是上述几部传播学史中给帕克篇幅最多的一部，但是却主要集中于他的生平与社会实践，真正论述其传播思想的，只有一页多，和书中提到的其他几位芝加哥学派的大师比起来，基本谈不上有什么实质内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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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的传播研究在学界似乎也未得到认可。他唯一独立完成的学术专著是《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然而如胡翼青所观察到的：“这本书却很少出现在社会学思想史的视野中。在社会学界，似乎帕克的论文集《城市社会学》和经典教材《社会学引论》更受青睐和抬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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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帕克的名声与传播学术研究如此不相称？为什么他生前唯一正式出版的、独立署名的学术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在传播研究史中被提及得多、评论得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帕克在凯里版本的芝加哥学派中被塑造成一个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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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帕克本人并不是一个学者型教授，他的兴趣主要不在著书立说，而在于教学与实地调查。他的名言是“宁可指导别人写十本书，也不愿自己写一本专著”。他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也认为：“帕克博士对美国社会学的强烈影响来自他的著作的远不如他对学生的身教和口授。”[25]但这并不是凯里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忽视帕克的唯一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帕克身上具有许多与凯里眼中的芝加哥学派迥异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传播研究向着凯里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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