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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为什么是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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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芝加哥学派，多数人恐怕不会首先想到传播研究，而是会想到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或名头更响的以城市研究、社群研究、质化研究为特征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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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或更准确一些，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是后人重新阐述的产物。在这些成员进行研究时，传播学科尚不存在，甚至没有人把传播研究作为一个明确的领域。而当时芝加哥大学却有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也拥有经济系。被列为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另外四位被施拉姆封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学者一样，并不是为了研究传播而进入这个领域，只是因为其他课题偶然经过了传播研究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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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传播学界甚至对于谁属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主张是什么，也没有达成共识。贝尔曼重点研究了四个人：杜威、库利、帕克和伯吉斯。[16]切特罗姆重点讨论了库利、杜威和帕克。[17]凯里的论文中着重提到了杜威、米德、库利与帕克。[18]罗杰斯的《传播学史》里提到的人比较多，但是重点论述的人物是库利、杜威、米德和帕克。[19]胡翼青研究传播学芝加哥学派的专著中提及的学者人数最多，如果以一、二级标题提及的人物来计，共有杜威、库利、帕克、伊尼斯、麦克卢汉、米德、戈夫曼、梅洛维茨、布鲁默、拉斯韦尔十人。[20]这个范围显然过大，虽然这些人与芝加哥学派有一定联系，然而如果以学界承认的“学派”概念来看，像麦克卢汉、拉斯维尔、伊尼斯、梅洛维茨等人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并没有构成密切的人际互动网络，关于传播的视角与观点也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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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关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来看，杜威、库利、帕克是公认的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米德的身份有一定争论，但提及率仅次于前三者，可算是主要成员。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来看，杜威无疑居于中心，所有人都与他有最直接的关系：库利和帕克是他在密歇根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前者还和他属于同一俱乐部），米德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学的同事，后来又被他推荐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四个人的交集产生于密歇根大学，库利终生在密歇根大学任教，与芝加哥大学并无直接关系。因此，这个小团体叫“密歇根学派”远比“芝加哥学派”更准确。只不过芝加哥大学当时得风气之先，风头更盛，尤其是帕克主持下的社会学系在美国基本上处于一统江湖的地位，遂约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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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在芝加哥学派四个主要成员中，帕克的位置颇为特殊。杜威、米德和库利虽然也讨论传播问题，但是他们都未有过媒体从业经历，主要是从哲学和心理学基础理论的角度，思辨地和抽象地讨论传播问题，强调传播在自我形成和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他们三人并不是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典型，偏好思辨而不是经验研究。帕克则不同，他有十一年的报纸采编从业经验。他的传播和新闻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研究，基于大量的质化材料与实际调查。帕克也是四人之中唯一对传播和新闻问题做过专题研究的人，不仅写作了《报纸的自然史》《作为知识的新闻》等论文，还撰写了一本大部头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可以说在芝加哥学派的几位核心人物中，帕克在新闻传播问题上用力最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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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提起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时，帕克恰好是最尴尬的一位学者。他的名字毫无悬念地被列入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主要成员的名单，但他的观点却很少被提及。最早“重新发现”并不遗余力地推广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凯里在介绍芝加哥学派时，提及最多的是杜威的传播民主论、传播仪式观，米德的象征性互动以及库利的镜中我、基本群体等观念，关于帕克的学术贡献及观点却语焉不详。他顺便提到帕克时是在“传播创造社群”的基本论点下，认为帕克补充了一个与其他几位学者不同的角度。和杜威、库利等把大众媒体看成是创造公共生活的观点不同，帕克也提出了媒体可以成为冲突与竞争的场所，因此各方势力都要控制媒体。[21]且不说凯里没有全面地总结帕克的贡献，仅就他所涉及的这一点，也仅做了片面的解读。这个问题下面会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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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切特罗姆的著作之中。[22]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是上述几部传播学史中给帕克篇幅最多的一部，但是却主要集中于他的生平与社会实践，真正论述其传播思想的，只有一页多，和书中提到的其他几位芝加哥学派的大师比起来，基本谈不上有什么实质内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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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的传播研究在学界似乎也未得到认可。他唯一独立完成的学术专著是《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然而如胡翼青所观察到的：“这本书却很少出现在社会学思想史的视野中。在社会学界，似乎帕克的论文集《城市社会学》和经典教材《社会学引论》更受青睐和抬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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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帕克的名声与传播学术研究如此不相称？为什么他生前唯一正式出版的、独立署名的学术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在传播研究史中被提及得多、评论得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帕克在凯里版本的芝加哥学派中被塑造成一个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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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帕克本人并不是一个学者型教授，他的兴趣主要不在著书立说，而在于教学与实地调查。他的名言是“宁可指导别人写十本书，也不愿自己写一本专著”。他的学生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也认为：“帕克博士对美国社会学的强烈影响来自他的著作的远不如他对学生的身教和口授。”[25]但这并不是凯里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忽视帕克的唯一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帕克身上具有许多与凯里眼中的芝加哥学派迥异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传播研究向着凯里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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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正是凯里认为连续的地方存在断裂，相反，他认为存在断裂的地方其实具有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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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连续中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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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建构的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确有勉强之处。这些成员具有一个核心人物（杜威），但是他们之间因为研究的旨趣不同，并没有形成一个小圈子，尤其是帕克。他与其他三位思辨型的学者相比，主要兴趣在于运用经验性材料，探讨在现代城市中如何消除不同文化社群之间的冲突，实现文化与身份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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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对于群体行为的关注由来已久，他在德国求学时完成的博士论文《群体与公众》即显示了这一学术兴趣。其后他长期研究的种族、移民问题都是这个早年题目的继续。在欧洲，他受到了西美尔等人的影响，对于现代性问题尤其敏感。城市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连根拔起。移民在进入城市后，力图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维持对外封闭状态，缺乏对城市和国家的认同感。与此同时，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又令这些移民无法退回乡村或原有文化之中，传统道德约束正在解体，新的道德约束又未完全建立，导致群体冲突与社会无序。[26]这些现象，正是帕克研究的起点。他的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集中体现了上述旨趣。窥一斑而见全豹，下面将重点以此书为例，探讨帕克的传播研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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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三位被确定为属于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不同，帕克的这一研究具有对策研究的特征。在该书原版前言中，明确表明该书是由纽约卡内基公司提供资金，并引用了该基金理事们的看法：“一项研究如果不去阐述社会改良的理论，而是描述不同机构从事这种工作的方法，那么它对这项事业本身和对公众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帕克在这本书中，忠实地遵循了基金会的这一要求，没有抽象地讨论理论问题，而是使用了大量的经验材料，描述了移民报刊的现状及其兴起的原因。该书由四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移民报刊的土壤”“外文报刊的内容”“移民报刊的自然史”和“对报刊的控制”。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最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讨论了移民报刊为什么会繁荣的问题。第二、三部分基本只是现象描述与原始资料的展示。最体现基金会影响的是最后一部分——“对报刊的控制”。这一部分突然偏离了之前学术的、中立的语态，处处显示出以美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帕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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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任何报界的念头都会让言论自由的热爱者厌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中介机构和利益集团基于敌视美国的目的，已经成功地尝试去控制移民报界。如果诚实的和忠诚的美国人拒绝在此事上采取任何步骤的话，他们就会将其潜在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不那么规矩的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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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胡翼青评论的那样，帕克“摒弃了欧洲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学术立场，将学术与日常社会生活更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位典型的专家型知识分子”[28]。帕克的移民报刊研究明显有为社会管理者提供对策的目的。他把移民报刊看成是消除移民文化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手段。他对于社会秩序相当看重，以至于把城市与乡村对立起来，制造了一个可疑的二元对立：前者是失序，后者是有序。[29]仿佛只有恢复田园牧歌式的传统小城镇或农村的秩序，才是城市生活的理想状态。对一元秩序的崇拜使他在移民问题上丧失了对个人自由或社会正义的基本敏感。对于那些通过移民报刊阻碍实现这一目标的协会、政治组织，他都表示了相当的敌意。当然，与后来更具有行政管理取向的对策研究不同，帕克对于移民报刊的研究是为了服务于他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抽象的国家和社会秩序，在那一代人中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朴素感情，多数人对此还缺乏反思。但不可否定的是，把“社会的问题”凌驾于“社会学的问题”之上，开启了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拉扎斯菲尔德手中发扬光大的“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的大门。后者的旨趣与方法正是凯里要反对的，也是他重新祭出芝加哥学派的大旗以拯救美国传播研究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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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帕克毕竟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政府的智囊。他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客观的、价值无涉的，不能受到研究者本人的道德评价的影响。并且他主张把社会学家与社会工作者区分开。社会工作者致力于社会改良，而社会学家则不受直接解决社会问题的影响。[30]既然帕克如此看待专业的学术研究，为什么又会在自己的移民报刊研究中，越过自己曾划定的“不直接解决问题”的红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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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恐怕还要在帕克的学术思想的基本理念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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