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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从进化论到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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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的精神领袖杜威对社会与民主都存有一种多数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乐观精神，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深受进化论的影响。他对于社会进步的乌托邦式的信仰，构成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精神底色。他的学生帕克也继承了他的这一基本理念，以至于把城市比拟成自然世界，提出了“社会生态学”的概念来解释城市社区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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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吸收了进化论者斯宾塞的“区位秩序”与孔德的“道德秩序”学说，提出在从区位秩序到道德秩序之间，社会要经历四个过程：竞争（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适应（accommodation）、同化（assimilation）。他将这一过程理论应用于对种族冲突、移民与城市结构的研究之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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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四个社会过程的总结具有较鲜明的进化论色彩，仿佛群体之间从冲突到整合是一个自然发生的必然过程。它是从无序向有序的迈进，从低级冲突到高级整合的进化。按照这一解释，城市的移民群体从不适应、冲突到最后融入美国社会，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因此，帕克认为移民报刊最理想的使命就是帮助移民美国化。需要改变的是移民个人，而不是可能存在问题的社会体制。正因为以这样带有决定论色彩的社会发展理论为基础，帕克才具有了某种使命感。他的研究无非是帮助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顺利完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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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批评者注意到的，帕克的这个深受进化论影响的理论，包括他的报纸自然史论，都没有给权力留下位置。[32]他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权力随时可能介入。甚至整个同化与整合过程，就是一个白人强势文化压制移民多元文化的过程。这一思维盲点使他对传播的功能做了选择性的阐释。在《反思传播与文化》一文中，他把传播的功能分成“指示”（referential）与“表达”（expressive）两种，前者是客观地传递思想与事实，后者是表达主观的感情、态度和情绪。在他看来，只有指示才能促进群体之间相互理解，而表达（如电影或连载小说）则是“道德败坏”的力量，破坏了社会控制的传统力量。[33]因为表达可能挑战现有秩序，被帕克视为传播的滥用，促进单一秩序的传播功能才被他视为正道。帕克把这样一个处处渗透着文化霸权的过程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过程，这种强烈的美国中心主义不能不说是帕克理论的白璧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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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帕克的另一个批评是他只从群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看待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忽略了个人主观意图所扮演的角色。[34]另一位对帕克影响很大的芝加哥社会学系的教授是托马斯，他们一同从事了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移民报刊的研究[35]，我们甚至可以在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的研究对象与堆砌原始资料的风格中看到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影子。但是不同的是，托马斯等人的研究中对于移民个人的关注在帕克的移民报刊研究中消失了，代之以抽象的报纸机构发展、对报刊内容的分析，乃至对报刊控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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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芝加哥学派衰落的原因时，大多数人都会把哈佛大学的帕森斯所提出的结构—功能主义取代了芝加哥社会学的理论的范式革命作为一个原因。然而芝加哥学派的学者的基本主张与结构—功能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在某些方面双方具有相当共识，至少都接受了功能主义的某些观点。早期的功能主义者，通常会把社会比喻成自然界或有机体，[36]因为这一比喻更容易为功能主义的理论假说提供方便的证据。启发了杜威和库利的斯宾塞就持上述观点。功能主义对帕克的影响虽然不如对杜威和库利的影响那么明显，但是从他的“社会生态学”“区位学”等概念中，仍可以看到他对于社会有机体这一比拟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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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报刊的研究也体现出帕克传播思想中的功能主义色彩。在这个研究中，帕克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移民报刊会兴起。他的调查发现，许多在母国不看报的人，到了美国却变成了报纸的阅读者。“在美国，外来移民对应的外文报纸、期刊出版和阅读量，要高于在自己国家同等人口对应的报刊数量。”[37]帕克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两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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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移民在美国比国内阅读更多，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知道更多事态的变动。而且在美国也有更多新奇的事物和更多的新闻。……外文报刊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满足移民用自己的母语表达这一普通的人类愿望时所体现出的价值。[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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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移民报刊之所以繁荣，是由于它们具有满足移民社会需求的功能。移民不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报纸实现了他们在母国用其他方式实现的社会功能，比如了解母国的新闻、通过母语获得熟悉感和文化身份、适应美国的生活等功能。帕克基本上是在用移民报刊产生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后果，来解释其存在和繁荣的原因，这是十分典型的功能主义思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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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功能主义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假设社会是稳定和谐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发挥着促进社会稳定的功能。[40]在另一篇集中反映帕克传播观的文章《反思传播与文化》中，帕克把传播视为竞争的对立面，前者促进整合，后者促进解体。在他看来，传播的功能主要是两个：扩散信息与文化同化。后者尤其重要，传播可以促进社群的相互理解，进而产生共同的文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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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认为，尽管移民报刊存在一些他认为的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它们在帮助移民美国化方面功不可没。大众传播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他甚至发现，移民报刊中所刊登的美国产品广告也具有同化作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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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移民报刊问题的讨论，随观察者视角的不同，存在一大一小两个社会系统。大的系统是美国社会，帕克关注的主要是城市。小的系统是城市中的移民群体。对于前一个系统，移民报刊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如果它们仅局限在移民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不仅不能促进移民的美国化，反而会导致移民群体与美国人，以及移民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但是正如帕克的进化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移民报刊本身也在被美国同化，在文化、语言、关注的事件、排版等方面都受到美国媒体的影响。[43]他认为，只要对控制移民报刊的其他力量，如美国国内政治团体、母国政治势力、别有用心的协会等稍加留意，让移民报刊和美国主流商业报刊一样，由市场决定其内容，保持“独立自主”，那么它们就可以成为促进移民美国化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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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帕克很少论及的是，这些逐渐美国化的移民报刊对于移民群体本身来说，也起着某种解体和破坏作用。同样关注移民问题的托马斯则对移民群体那种既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又无法回到自己出生的文化家园的窘境做了大量翔实、生动的描述。[44]而这一切，都被帕克的文化偏见选择性地过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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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研究、功能主义和实证量化研究是被凯里诟病的“传递观”传播研究或效果研究的主要特征。[45]在这三项主张中，帕克唯一坚决反对的就是量化经验研究。帕克推崇经验研究，但是他所说的经验研究并不是统计分析，而是接触活生生的社会。帕克认为，在各种变量中寻求统计关系会使一个社会学家偏离对于个体之关系的本性的理解。[46]他甚至将统计学称为“美容院的魔术”（parlor magic）。[47]除了对统计学极度敌视外，帕克已经具备了许多与哥伦比亚学派的效果研究的共识。二者所不同的，只是研究操作方法上的分歧而已。这个分歧并不像之前研究者们想象的那么大。近来的研究证明，其实哥伦比亚学派也不排斥帕克等人所倡导的质化经验研究方法。[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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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断裂中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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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也就解答了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在凯里的芝加哥学派中，帕克会被降格为配角？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反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哥伦比亚学派，凯里想建构一个气质截然不同的芝加哥学派，而帕克身上的太多特质却与他所期望的芝加哥学派不符。鉴于帕克的影响力与他的研究成果，他在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万神殿里又必不可少，于是在凯里的剪裁下，帕克的形象才会显得如此片面与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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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在论述传播研究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的“堕落之旅”时，将李普曼视为两者之间的关键性过渡人物。他认为从李普曼开始，不再将传播作为实现民主的条件。因为他在《公众意见》中发现，自由传播不能保证发现真相，也满足不了实现自由的条件。大众媒体的剪裁过滤，信源及政府的宣传误导，受众缺乏时间、精力与知识，再加之每个个体的刻板印象，导致人们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49]所以，自由的敌人不再是国家和不完善的市场，而是新闻的性质与新闻的采集方式、受众的心理倾向以及现代生活的规模与组织。李普曼将媒体的问题与道德、政治、自由问题转向了心理与认识方式的问题，从规范理论转向心理问题，开创了效果传统。[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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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固然在传播研究转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如果离开了帕克这一关键环节，我们同样无法理解凯里所提出的“为什么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会走向衰落”这一问题。其实，所谓“衰落”很可能也是人为建构的事件。从以上对帕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两个学派存在不少共识。尤其在帕克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芝加哥学派并不像凯里说得那么纯粹。它和哥伦比亚学派一样，也部分认可行政研究，同时也不排斥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甚至方法上的差异也没有后来所夸张的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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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双重围攻下逐渐衰落的话，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并没有“衰落”过，它只是在一定的逻辑下，慢慢地演化到了哥伦比亚学派。这其中关键的一环便是帕克。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早期的传播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关系密切，但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逻辑与社会学并不完全重合，因为传播研究更偏重于实际应用而非理论，它对于现实需求更加敏感。当我们把帕克从凯里所建构的芝加哥学派的叙事中“解放”出来，并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传播思想发展中的连续与断裂时，这一历史脉络就会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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