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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新闻学传统的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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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传播研究最早兴起于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国的新闻学界最初对这部分知识缺乏应有的关注。而1978年之后，中国新闻学界对于美国传播学的兴趣与热情显然超过了中国的社会学界。这种前后冷热迥异的态度值得注意，这一问题留待后面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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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新闻学界对学术性较强的传播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传播研究就完全绝缘。与新闻有密切关系的宣传研究及公共关系研究也引起了新闻学界的注意。他们从另一条路径也接受了西方（主要是美国）传播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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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曾留学日本、后任职朝鲜领事馆的季达出版了《宣传学与新闻记者》一书。[39]他从外交实践出发，论述了宣传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该书在宣传学部分介绍了西方20世纪初期关于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并且对于1927年才出版《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拉司维尔（现译为“拉斯维尔”）并不陌生。这些积累在50年代后完全中断，1978年后新闻研究界才知道这本书，直到2003年才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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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系主任（1934—1937）梁士纯1934年在燕京大学开设“实用宣传学”课程。他可能是最早在中国大学开设宣传及公关方面课程的学者。[40]梁士纯认为，宣传“就是要把一种消息或意见陈布于公众之前，藉以左右他们的主张或行动的一种力量”[41]。他所说的宣传概念接近于英文中的publicity。他不仅认为宣传是一种中性的手段，并无善恶之分，而且提出宣传必须要以事实作为基础。梁士纯所说的宣传概念大致等于现在所说的公共关系，它赋予了这种宣传以积极的意义，认为这是社会现代化的表现，并能促成社会进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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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书的结构和核心理念看，梁士纯的宣传观念受爱德华•伯内斯的影响很大。伯内斯是美国公共关系理论的奠基人，早期曾使用过“宣传”来指称后来的“公共关系”，并出版了《宣传》一书。[43]一战后宣传概念具有了负面色彩，专业的公关从业者已经倾向于不用这个概念指称该行业。但是在中国，为了动员全民抗日，“宣传”一词反而成为流行词汇，并具有了正面的感情色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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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纯相信在战争时期，宣传会发挥巨大的团结作用。他认为战争时期“统制”舆论有两个途径：（1）检查——消极的；（2）宣传——积极的。这两者之中，“统制或操纵舆论最有力量的工具还是宣传”。舆论（公众意见）是宣传的关键概念之一。梁士纯对李普曼并不陌生，他对舆论的定义便沿用了李普曼的定义，认为舆论就是由大众的刻板印象形成的。受到精英主义视角的影响，他在讨论舆论时经常使用“统制”“操纵”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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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断裂中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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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举的史料尽管挂一漏万，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两个印象：（1）1978年前，甚至1949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引入了西方的传播观念，只不过没有用当代的“传播”二字，而使用了“交通”一词。（2）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不仅熟悉西方（主要是美国）刚出现的传播研究成果，而且自己也朦朦胧胧地开始了传播研究。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传统后来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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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为什么20世纪初的传播观念和传播研究在50年代后会发生断裂？（2）为什么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历程会从新闻传播研究者的集体记忆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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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让人想起美国传播学者埃利休•卡茨前几年提出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社会学会抛弃传播研究？”[45]无独有偶，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研究中，社会学也充当了实验田的角色，但真正让传播学开花结果的，却是新闻学。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一过程与美国的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惊人地相似。当然，卡茨的问题与回答均基于美国的语境，他在自问自答中极力为哥伦比亚学派辩护，反指责社会学家缺乏耐心、贸然离去。[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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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中国提出卡茨之问，答案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社会学家之所以会离开传播研究领域，首先反映了美国传播研究范式的转变。无论是中国近代的社会学，还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传播学，都是舶来品。20世纪初期对中国社会学影响较大的芝加哥学派，当时在美国社会学界也如日中天。自然，芝加哥学派对传播问题的强调也随着当时流行的社会学思潮传入中国。因此，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学者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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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美国传播研究范式的转变，哥伦比亚学派逐渐取代了芝加哥学派的统治地位。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多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比如有限效果理论的提出导致社会学家对传播的功能失去兴趣，研究基金的兴趣转向工具性的题目，以民意调查、市场调查为代表的注重短期效果的应用性研究取代了纯学术研究，新闻学科接管传播研究后将其学科化与体制化，排除了其他学科的介入等。这些原因在前面提到的卡茨和普里的文章中均有讨论，不再赘述。这些解释是否充分，另当别论。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中国传播研究影响最大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确实经历了由芝加哥学派转向哥伦比亚学派的范式革命。由施拉姆重新包装的“传播科学”便是新范式的胜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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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等到中国学界结束了政治运动之后重拾传播问题时，面对的已经是改头换面的传播研究。正如凯里所观察到的那样，新兴的传播学把新闻院系作为垦殖的主要目标。[47]施拉姆来中国推销他的传播学时，便主要在新闻系活动，不再关注社会学领域。因此传播学在中国的登陆点由社会学改为新闻学，也反映了美国传播研究学术场域的重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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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离开传播研究的第二个原因与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命运多舛有关。早期的社会学研究直接受到西方影响，比如教会学校由于仿效美国办学模式，人员交流频繁，在理论资源方面几乎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调整和院系改革过程中，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一统天下，社会学被批判为倡导孔德的改良主义，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并遭到取缔。[48]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社会学被腰斩导致这一传统下的传播研究被迫中断。80年代社会学恢复后，补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主流，社会学领域的传播研究被边缘化。再加之新闻学的介入，中国的社会学者遂与传播研究渐行渐远。由于今天传播技术对社会的深远影响，这一相互隔绝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社会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学科藩篱仍未被打破，传播问题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并未恢复到20世纪初期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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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恐怕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传播产业不发达有关。传播技术对于芝加哥及美国其他地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影响促进了美国芝加哥学派对传播问题的关注。这些学者们观察到了铁路和蒸汽船、蒸汽火车对芝加哥城市亟速扩张的影响，也经历了大量移民导致的文化冲突、传播不畅、社会整合滞后，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类城市问题。因此，广义的传播（既包括交通运输，也包括思想的交流）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研究社会时的中心问题。[49]哥伦比亚学派对传播问题的关注则源于商业传媒产业（主要是广播）的高速增长和民意调查产业的兴起，这些行业催生了工具理性研究的增长，基金会和商业资助对研究课题的左右加剧了这一趋势。[50]作为一个与现实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学科，美国传播研究的两个传统都受到社会环境的直接影响。相比之下，中国的传播产业一直不甚发达，社会动荡和经济落后使得传播技术的影响局限于少数沿海大城市。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宣传的需求超过了商业需求，再加之国家对媒体的绝对垄断，强调媒介的政治工具属性，传播学术研究的动力依然不足。20世纪初期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主要还是城市底层问题、农村问题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和社会学关注的其他对象相比，传播问题便显得次要得多。社会学在80年代恢复以后，短期内情况依然如此。传播问题便被“发现”传播学的新闻学划入势力范围，断裂由此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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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领域发生的断裂则主要缘自政治原因。因为强调新闻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均受到猛烈批判。少数对新兴的传播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只能被迫进行私人阅读和思考，无法公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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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正在于它具有顽强的延续性。外在的、人为的断裂与库恩所提出的范式革命或福柯所描述的那种自然发生的知识型的转换不同，它表面上切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但是并不能阻止政治大潮下的暗流涌动。那些之前因为机缘巧合受过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中国学者在相当长的“断裂期”中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对西方学术发展潮流的兴趣与敏感。一旦条件允许，传统又会复活。比如中国内地早期从事传播研究的张隆栋曾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任教——在前面提到的社会学传统与新闻学传统中，燕京大学均扮演着重要角色[51]；郑北渭有美国的留学经历，早在留学期间便对施拉姆和传播研究有所了解[52]。在社会学界，传播研究的传统也未完全湮没。20世纪80年代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沙莲香便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的“集合心理”一章对传播、舆论问题专门做了讨论，而这正是当年帕克关注的问题。90年代沙莲香出版了《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一书。沙莲香当时并不属于以新闻学者为主要成员的传播学研究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完全是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传统进行独立探索。[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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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20世纪初中国对传播学的引介与研究作为背景，便无法理解50年代为何要将“传播”翻译成“交通”，郑北渭、张隆栋、沙莲香等人为何会在七八十年代开始传播研究，对中国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便容易堕入“英雄人物”的套路，仿佛一夜之间，这些学者突然顿悟，开始大谈西方的传播学。这种“创世纪”式的叙事除了归因于传播学界的行为主体缺乏反思外，还与学科的体制化有必然联系。要破除这些束缚，需要对新闻传播研究者的集体记忆本身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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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重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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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于中国的社会学而言，远离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意味着传统的断裂；那么对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来说，则是对历史的集体遗忘。我们引进了“传播”，却遗忘了“交通”；我们反复书写施拉姆访华的盛事，却对杜威、帕克等人的讲学视而不见——尽管后两位社会学大师的学术地位远远高于前者；我们记得50年代翻译的“群众思想交通”、70年代末翻译的“公众传播”等只言片语，却忘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家对帕克、库利、李普曼、拉斯维尔、伯内斯曾经做过系统的介绍与研究；我们在80年代自以为发现了学术的新大陆，却忽略了中国传播研究在20世纪初就曾在此有过短暂的拓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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