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886079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重构记忆
1704886080
1704886081
如果说对于中国的社会学而言，远离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意味着传统的断裂；那么对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来说，则是对历史的集体遗忘。我们引进了“传播”，却遗忘了“交通”；我们反复书写施拉姆访华的盛事，却对杜威、帕克等人的讲学视而不见——尽管后两位社会学大师的学术地位远远高于前者；我们记得50年代翻译的“群众思想交通”、70年代末翻译的“公众传播”等只言片语，却忘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家对帕克、库利、李普曼、拉斯维尔、伯内斯曾经做过系统的介绍与研究；我们在80年代自以为发现了学术的新大陆，却忽略了中国传播研究在20世纪初就曾在此有过短暂的拓殖。
1704886082
1704886083
重拾中国传播研究的早期经验，不是追赶目前对“民国范儿”的怀旧潮流。诚然，怀旧之中并非没有合理的因素。怀旧的出发点是对现实的不满，它虽然看似在时间维度上面向过去，本质上却是面向未来的乌托邦。但是本章并不打算单纯提供仅供瞻仰的“辉煌过去”，因为民国时期的传播研究并不见得达到过很高的水准。然而这些经验的复活却会帮助我们反思当下传播学的学科体制问题，应对追求理论本土化等内心的焦虑。反思和重新解释历史往往是突破学科发展瓶颈和避免内卷化的必经之路。
1704886084
1704886085
对1978年以前的，乃至1949年以前的中国传播研究的遗忘是道格拉斯所说的“社会唆使下的遗忘症”的典型。[54]在这里，社会体制通过人员结构、学科建制、时间意识形态等形成特定的遗忘技术，在建构传播研究从1978年起步的集体记忆的同时，无形之中屏蔽和遗忘了1949年前的学术传统。这反映了中国传播研究固有的一些体制困境。
1704886086
1704886087
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之所以被新闻传播学界集体遗忘，最容易让人想到的解释是人员的变动。20世纪初从事传播研究的是社会学家，而80年代后从事传播研究的主要是新闻学者，后者并不清楚前者的贡献。但是如果考虑到郑北渭、张隆栋等人对之前传统的延续，这个研究人员变动的解释就不太令人满意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传播研究者的结构出现了质的变化。传播学是外来学科，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主要在社会学者和教会学校的新闻系开展，这两者都与西方学界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才会出现上文提到的几乎同步了解西方传播研究的状况。而1949年后大学的新闻系教员以共产党培养的干部为主体，被接收的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者并不受到重用，且在政治运动中处于危险境地。和当时其他学科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的知识体系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必须接受思想改造和不断学习，不敢乱说乱动。
1704886088
1704886089
成为新闻教育和研究主体的共产党干部，大多比较年轻，很早便从事共产党的新闻实践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但并未在民国时期的高校真正系统学习和研究过新闻和社会学，对西方学术的了解多限于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说中了解的只言片语。这导致他们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传播研究非常陌生。比如为中央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社会科学院虽然在新闻研究和传播研究中都走在国内前列，但是当1978年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内川芳美教授来访时，“不到一小时的讲演，现在看起来内容极为浅显的平常[55]，可是当时竟有一半译不过来。然而，他写在黑板上的‘Mass 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已足以使新一年轮的新闻学研究者激动起来，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们那套几十年一贯制的新闻学理论外，还有另外的天地”[56]。
1704886090
1704886091
集体记忆必须借助交流、分享方能存在，甚至个人的记忆也须依赖必要的社会互动才能保存。[57]思想禁锢造成的对中国学术研究传统和西方学术研究现状的无知，导致中国传播研究者对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集体失忆。从个人角度来看，这种对历史的无知是无心之失；然而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这一失忆则是刻意为之，因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和西方的研究恰好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记忆清洗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研究资源的浪费。早在民国时期便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人和理论，又要新一辈人花时间当作新知识重新引进和学习。当时人员频繁互访形成的掌握知识的鲜活感到今天才勉强重新恢复，在此之前只能依靠数量和质量都有限的中译本进行想象，鲁鱼亥豕，其中的误读自然随处可见。[58]
1704886092
1704886093
遗忘的第二个原因与学科建制有关。20世纪初社会学和新闻学引入传播研究时，其视域和语境与80年代新闻学引进传播研究时有明显的差别。20世纪初美国的传播学科建制尚未完成，传播研究是一个正在酝酿之中的模糊地带。施拉姆曾把传播研究比作“十字路口”，而那个时候，连这些路是否交叉还未有定论。未被对象化的模糊体验必然导致知识的碎片化。因此尽管那时有了现在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但却因为未被命名而无法形成有效的言说，这些经验无法从历史和记忆中被召唤出来与我们对话。
1704886094
1704886095
当80年代中国内地重新引入传播学时，以施拉姆为代表的新闻学科已经成功地将传播研究学科化、体制化。学术组织、教材、课程、学位培养计划和就业方向等已经完备且得到承认。1982年施拉姆的来访，与其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不如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的学科观念。他在中国的演讲反复强调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把传播学说成是新闻学发展的新阶段，努力证明传播学科的正当性。[59]听过施拉姆演讲的学者印象深刻地记得他讲过传播学未来将会统一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60]但是，目前中外传播学科史的研究者都对施拉姆所建构的这个狭隘的“传播科学”颇有微词。它将凡是不符合管理研究取向的量化研究都排除在传播学主流之外，比如芝加哥学派、批判学派等。但是这一版本的传播学却成为80年代中国新闻学者理解传播学的主要参照系。从这个框架来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引进与研究，先入为主地去搜索“传播”而忽略“交通”，自然会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仿佛中国的传播研究是从引进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开始，而且只有新闻学者们参与了这个发现与引介的工作。对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缺乏反思，导致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被压缩成了一个单维度的线性过程，失去了那种丰富的多义性与可能性。
1704886096
1704886097
遗忘的第三个原因与当代历史书写中的时间意识有关。在官方政治史的书写中，1978年被建构成为一个断裂和新的开始，它意味着执政党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重新向世界开放。1978年也就成为邓小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分界线。作为1978年的参照甚至对立面，1949年就被缺席建构为与西方隔绝的开始。传播学术史的书写者常常忽略了学术研究的逻辑与绵延性，不加反思地把学术研究视为政治的附庸，接受了政治史分期的影响。这一书写有意或无意地建构了一个封闭的系统，以1949年为参照，将1978年不仅作为中国政治的转折点，也将其设定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将之前的历史排除在外。
1704886098
1704886099
对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的考古，也可以让我们对新闻传播学界流行的辉格史观的学科发展进化论叙事有所警惕和反思。[61]学科的发展未必都是向前线性发展的，甚至还会有倒退。如果任由政治和经济力量干预学科的发展，这样的倒退未必不会重演。80年代传播学刚进入中国时，新闻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同时对它产生了兴趣。最后新闻学取得了对传播学的专有权。如果在成王败寇的主流历史书写之外，同时将目光投向那些可能被遗忘的片段，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发生本章所描述的断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新闻学一起依然参与中国的传播研究，今天会是怎样的情形，是否会给这个学科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1704886100
1704886101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如果不是外部条件的干预，中国的传播研究可能会沿着一条不同于今天的道路走下去。这会为我们批判地看待今天的传播研究现状提供新的想象维度。比如，讨论20世纪初期传播研究如何实现多学科参与、思考当年对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努力、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观念的思考、反思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制问题等。也许，这段历史会以新的方式参与未来的中国传播研究。
1704886102
1704886103
[1]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李彬：《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李彬主编：《大众传播学》，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袁军、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内地》，段鹏、韩运荣编：《传播学在世界》，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廖圣清：《中国20年来传播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年冬季号。
1704886104
1704886105
[2]〔美〕华伦•K.艾吉：《美国报纸的职能》，郑北渭译，《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2期；〔美〕乔治•马立昂：《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刘同舜译，《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期。
1704886106
1704886107
[3]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其实20世纪初“新闻学”本身在中国的建构也有着与“传播学”相似的命运，也存在过度学科化的想象。见刘海龙、连晓东：《从默会的知识到公共知识：〈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与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新闻记者》2011年第3期。
1704886108
1704886109
[4]例如在引进传播研究方面最有力的《国际新闻界》在介绍“传播学”时，刊发了《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1982年第2、3、4期）、《日本的大众传播学》（1982年第2期）、《西德的大众传播学》、（1982年第2期）、《意大利的大众传播研究》（1982年第3期）和《法国的大众传播研究》（1982年第3期）。可是严格来说，作为学科的“传播学”只在美国存在。
1704886110
1704886111
[5]黄旦：《传播的想象：兼评中国内地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径》，冯应谦、黄懿慧编：《华人传播想象》，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704886112
1704886113
[6]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演讲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1704886114
1704886115
[7]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孙本文文集》（第八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704886116
1704886117
[8]《辞海（修订本）》1—4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2页。
1704886118
1704886119
[9]〔美〕约翰•杜威：《杜威五大演讲》，胡适口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704886120
1704886121
[10]这里不仅communication的翻译与今天不同，值得注意的是medium/media也与今天的“媒介”“媒体”有所不同。见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1704886122
1704886123
[11]同上书，第112页。
1704886124
1704886125
[12]同上书，第128页。这句里的“交通”对应的是现在的“传播”，而“传播”对应的则是现在的“扩散”。
1704886126
1704886127
[13]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孙本文文集》（第八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
上一页 ]
[ :1.70488607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