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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第六章 孙本文与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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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传播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开始于1978年。[2]这个论断基于两个隐含的前提：一是新闻学界引进并开展的传播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二是在施拉姆“创立”传播学之后才有真正的传播研究。这两个可疑的前提将新闻学界以外开展的传播研究以及被施拉姆所钦定的“传播科学”（science of communication）以外的传播研究排除在外，使研究者忽视了本可被列为中国传播研究的那些成果，继而对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采取简单的线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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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被排除在外的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学家孙本文于192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China in American Press, 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3]国内传播学界最早提到这篇论文的是张国良[4]，但系转引自阎明的《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中国社会学史》[5]，并未对其作深入讨论。拜网络技术之赐，目前可以通过ProQuest的学位论文数据库，看到这篇论文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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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一直被忽视的文章除了令人眼前一亮外，又因其不符合主流传播史叙事，进而引出更多现有传播学术史框架无法解释的新问题。本章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为什么它应该算作传播研究？（2）孙本文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就对传播问题感兴趣，他的研究目的是什么？（3）为什么孙本文后来放弃了继续做类似的传播研究？（4）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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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为什么是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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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上的中国：美国媒体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研究》要研究的问题从题目上便一目了然：（1）美国人从媒体上所了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公众意见的基础）；（2）美国人通过媒体表达了对中国的什么看法（公众意见的趋势）。概言之，就是美国媒体涉华报道呈现的信息/知识（information/knowledge）和意见（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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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部分，该文运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主题分布，并且横向比较了美国媒体对华报道、对美国本土报道、对其他国家报道三者间主题的差异（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纵向比较了美国不同时期对华报道的侧重点和主题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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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发现，不同报刊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和侧重点差异较大。但总体上政治新闻最多，文化新闻其次，经济新闻再次。[6]政治新闻在总数中超过70%，其中约50%是对外关系，对美关系超过20%，对日关系约19%；中国国内新闻占总数的20%，其中约14%是内战和叛乱新闻。文化新闻多为美国传教和教育援助新闻。财经新闻中绝大部分是外债新闻。对华报道的主题分布与美国媒体对本土新闻的报道差异巨大，后者的文化议题多于政治议题。纵向看，1900年是转折点，之前少有中国新闻，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其后中国报道显著增加，且多与美国利益有关。从横向看，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总体上数量很少，在报道数量位居前七的国家（英、法、德、意、俄、中、日）中，中国总体上排在第6位，仅高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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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点部分，论文分析了美国媒体关于排华条约、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华盛顿会议四个问题的言论，发现尽管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对立的两方面意见，但总体持同情、支持中国的态度。美国舆论背后的动机都是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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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美国媒体中呈现出这样的中国形象：对外关系矛盾重重，国内政治混乱，需要大量美国的教育和宗教支援，永需借债，最好的市场，落后于欧洲。由此美国人民可以推断：中国积弱，不能得到所需；中国需要美国援助，不会损害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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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美国专攻社会学。20世纪20年代传播学还尚未从社会学中独立出来，包括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杜威、库利、帕克等几位大师，也都曾将传播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孙本文的论文研究了媒体与公众态度的关系，这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这篇论文又使用了传播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内容分析法研究了大众媒体的内容。如果以目前的学科划分，孙本文的这篇论文更像是地道的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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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目的来看，它试图从信息环境建构的角度理解和预测中美关系的走向，又与国际关系研究有关系。尽管论文整体上做到了专业化的客观中立，但作者在行文中仍透露出一定的民族主义情感，在未论证的情况下，便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报道并不全面、公正。同时他也希望这个研究能帮助中国的执政者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然而在理论框架上，该文主要使用了李普曼等提出的媒体与公众意见关系的理论，基本未涉及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只能算旁涉国际关系，不能算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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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眼光看，孙本文将国际新闻、公众意见和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对外国媒体上的中国形象和对华态度进行描述，俨然是现下十分热门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路数。这篇论文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中国这类研究的滥觞。文中详细区分了涉华报道的类型，勾勒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对比了美国媒体上对欧亚主要国家的报道数量，并视其为国家地位的体现。在观点部分，他的分析程序包括确定报刊的党派属性，分析观点背后的动机。最后他得出结论：美国媒体对华言论的出发点都是美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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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大部分从事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这篇论文，但形形色色的国家形象和外国对华报道研究，绝大部分仍停留在该文的框架里：通过对西方媒体报道的文本的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得出西方媒体扭曲中国形象的批判性结论。且不说这种研究路径带有媒介中心主义的色彩[7]，就和孙本文的这篇近一个世纪前的文章相比较，也能看出理论的粗糙和学术创新能力的不足。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孙本文这一研究的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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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为什么是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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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传播研究尚处于襁褓之中。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已经开始了对传播哲学和传播社会学的初步探索。1922年李普曼的《公众意见》和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问世，1925年李普曼的《幻影公众》出版，拉斯维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年出版，佩恩基金赞助的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到1929年才正式启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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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报纸内容的定量研究早在19世纪末便已开始[9]，然而在当时来看，孙本文这篇1925年完成的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研究，也是比较前沿的。这就使得我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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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1892年他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教书世家，先后在旧式私塾和新式学校接受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文学院哲学系），1920年考取江苏公费留美生，翌年4月赴美，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他于1926年回国，在上海的大学教授社会学。1929年，孙本文赴南京担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教授，曾于1930—1932年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53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专业被取消，孙本文从此离开社会学领域，先后在南京大学地理系、政治系、哲学系任教，1979年病逝于南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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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向中国引介社会学。他在《东方杂志》《时事新报》等报刊上介绍社会学理论和流派，编写《社会学原理》等教材，发起创建东南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学社前身）和期刊，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周晓虹认为其“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11]。他所代表的综合学派成为民国时期学院社会学的主流。他所编写的《社会学原理》从1935年出版到1949年，重版11次，并被作为国民党教育部规定的“部定大学用书”[12]，甚至到了60年代台湾还将其作为大学的社会学教材[13]。孙本文勤于著述，成果颇丰。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整理的十卷本《孙本文文集》，但是遗憾的是本章所讨论的这篇英文论文并未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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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的这篇论文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学者的盲点，很大一个原因是它有违主流中国传播学史的“常识”。一个在20世纪初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媒体与公众意见作为博士论文？更令人困惑的是，孙本文后来几乎没有提及过这个研究，并且在其后的著述中也没有写过类似的题目。以学术为业的人都了解博士论文在学者的学术生命中意味着什么，而像孙本文这样对待自己的博士论文，确实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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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其放到孙本文社会学思想变迁的轨迹之中，便会觉得这一现象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曾经历过两次重大转向：首先由心理学派转到文化学派，其后又由文化学派转到综合学派。[14]这两次转向使得他的理论观点明显存在前后断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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