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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为什么是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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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传播研究尚处于襁褓之中。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已经开始了对传播哲学和传播社会学的初步探索。1922年李普曼的《公众意见》和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问世，1925年李普曼的《幻影公众》出版，拉斯维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927年出版，佩恩基金赞助的电影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到1929年才正式启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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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报纸内容的定量研究早在19世纪末便已开始[9]，然而在当时来看，孙本文这篇1925年完成的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研究，也是比较前沿的。这就使得我们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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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1892年他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的一个教书世家，先后在旧式私塾和新式学校接受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文学院哲学系），1920年考取江苏公费留美生，翌年4月赴美，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他于1926年回国，在上海的大学教授社会学。1929年，孙本文赴南京担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教授，曾于1930—1932年担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53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专业被取消，孙本文从此离开社会学领域，先后在南京大学地理系、政治系、哲学系任教，1979年病逝于南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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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向中国引介社会学。他在《东方杂志》《时事新报》等报刊上介绍社会学理论和流派，编写《社会学原理》等教材，发起创建东南社会学会（中国社会学社前身）和期刊，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周晓虹认为其“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11]。他所代表的综合学派成为民国时期学院社会学的主流。他所编写的《社会学原理》从1935年出版到1949年，重版11次，并被作为国民党教育部规定的“部定大学用书”[12]，甚至到了60年代台湾还将其作为大学的社会学教材[13]。孙本文勤于著述，成果颇丰。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整理的十卷本《孙本文文集》，但是遗憾的是本章所讨论的这篇英文论文并未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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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的这篇论文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学者的盲点，很大一个原因是它有违主流中国传播学史的“常识”。一个在20世纪初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媒体与公众意见作为博士论文？更令人困惑的是，孙本文后来几乎没有提及过这个研究，并且在其后的著述中也没有写过类似的题目。以学术为业的人都了解博士论文在学者的学术生命中意味着什么，而像孙本文这样对待自己的博士论文，确实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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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其放到孙本文社会学思想变迁的轨迹之中，便会觉得这一现象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孙本文的社会学思想曾经历过两次重大转向：首先由心理学派转到文化学派，其后又由文化学派转到综合学派。[14]这两次转向使得他的理论观点明显存在前后断裂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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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早年受社会学心理学派影响颇深。[15]他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时，选修了曾留学日本的康宝忠教授首次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康宝忠及其课程对他由哲学转向社会学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康宝忠非常推崇美国社会学家富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Henry Giddings，旧译“季亭史”）的学说，孙本文也有同样的倾向。1922年他在伊利诺依大学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如愿以偿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追随吉丁斯和奥格本（William F．Ogburn，旧译“乌格朋”）攻读博士。两年后，为节省开支，孙本文从哥伦比亚大学转至纽约大学，师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心理学派的另一代表性人物莱斯特•沃德的追随者彭德尔（R.M.Binder）。从孙本文早年的求学经历看，对他的学术思想起关键作用的学者大多是社会学的心理主义者。因此，他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出这种学说的影响便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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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学中的心理主义（psychologism），是美国社会学发展初期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一切真正的社会事实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心理事实”[16]。以托马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用社会态度这一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及问题。所谓态度就是个人人格中关于某种行为的趋势。孙本文说：“行为的发动，在人格方面观察，有一种行为的趋势。此种行为的趋势，是人格特质可能性实现的动机，可以断定个人的行为。……一切社会行为，其始都发源于态度：态度的交互刺激与反应，产生社会上种种行为。故态度为社会行为的基础。”[17]社会态度的形成不是一个先天的或者社会现实的简单投射，它源于后天环境，尤其是群体的影响。比如他在早期论及社会问题的形成时便认为社会问题的形成固然有其客观性的一面，但更关键的乃在于社会成员的主观认识。“社会问题之产生，其关键全在社会态度。换言之，即使社会状况如何不良，社会制度如何不适用，如其社会上多人不注意，不领会，不承认，则社会上亦自无问题。所以说：社会问题之有无，全视社会上多人态度为转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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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选择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与美国公众意见作为研究对象，便体现了上述思路。首先，他认为美国媒体的评论集中体现了美国精英的对华态度。这些少数人的意见会引导美国的公众意见，再通过民主程序，影响其对华政策。因此通过媒体的对华态度便可以理解和估计其对华行为的趋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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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态度是主观的倾向，那么中国的实际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普通美国人感知到的中国国家形象。按照这个思路，孙本文并不关心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虽然他有时也克制不住有所指摘），而是研究了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的报道。他承认面对同样的信息，美国人的反应未必一致，然而鉴于意见是信息加上思考的产物，信息虽不能决定意见，但它构成了意见的基础。[20]换句话讲，媒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想象及态度。这非常类似于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媒体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what to think），但可以决定他们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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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会态度为核心的社会学心理主义倾向导致孙本文选择了媒体建构与公众意见作为研究对象，力图从心理层面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后知之明来看，这种立场作为微观或中观理论可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要解释宏观社会问题，恐怕就显得捉襟见肘。孙本文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社会问题研究有了一定积累和反思后，逐渐转向了文化主义，以更宏观的文化因素来解释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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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与其说是一种转向，不如说是孙本文原有理论的扩展和升级。他试图将更多因素纳入解释框架。首先孙本文仍然将人所特有的、非物质的因素作为其理论的中心。受奥格本的影响，他将文化分成物质文化（房屋、车辆、船舶、机器、衣服、食物等）与非物质文化（道德、政治信仰、风俗、科学、哲学等）两部分。他认为社会问题之所以出现，主要在于这两种文化之间出现了失调，常常表现为社会发展了而意识未能跟上。然而无论是援引社会态度还是文化，孙本文还是从个体或群体的意识及心理层面来理解社会变迁的。正因为如此，50年代唯物主义社会学理论一统天下时，孙本文才会因为提倡唯心主义而遭到猛烈批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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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将理论重心转向文化主义时，并未完全放弃心理主义，而是将其融合在了文化之中。这导致他常常在这两种不同层次的解释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他认为是态度失调导致了文化失调，有时又认为这二者之间会相互作用，显得缺乏一致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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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孙本文所使用的“心理”或“文化”概念都与今天社会学领域的概念有一定距离。它们都比较宏观而抽象，基本未有操作性定义，可以被任意扩大或缩小，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常常很难被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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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年代，孙本文的思想又为之一变，开始跳出单纯的文化主义，将物质的和客观的因素也纳入理论框架。比如他在谈到共同生活时，便将环境方面、生物方面、心理方面和文化方面共同作为实现共同生活的障碍。也就是说，他既关注之前的主观心理，又加入了客观事实。他强调：“社会上多人的主观态度，可以发现社会障碍，产生社会问题。但这种（是）就主观的心理方面而言；同时，我们不可忽略客观的事实方面。因为许多社会问题，起于客观的事实的障碍，决不是我们的心理态度所能转移的。”[23]至此，孙本文正式将自己定义为“综合学派”，意即将态度、文化、生物与客观环境均作为解释中国社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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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从心理主义到文化主义，再到综合主义的社会学思想演变中，不断加入新的解释性因素，社会态度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其重要性却在不断减弱。同时，回国后，孙本文的主要学术精力放在社会学教学及理论体系建构上，撰写了大量教材和普及性文章，偏重于研究宏观社会问题，对专门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少，单纯讨论传播问题的内容便很少出现在他的文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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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媒体在美国和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也使得他心目中的传播及媒体问题的重要性有所削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广义的传播（包括交通）在城市化与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芝加哥就是因为蒸汽船的发明和工业化而迅速繁荣起来的。大量农村移民和欧洲移民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群体间矛盾加剧，社会整合成为当务之急。[24]美国20世纪初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传播现象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就连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诸位大师们也纷纷著书立说。然而反观中国，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媒体在学者眼中的地位则远不如贫困问题、农村问题、文化转型等其他社会问题重要。加之媒体产业本身也不够发达，孙本文的关注重点便转向了这些更显著的宏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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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公众意见：从社会态度到社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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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再专门研究媒体与公众意见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注作为一般文化现象的公众意见。他在《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心理学》中均提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研究目的和理论框架的变化，讨论的重点已经和博士论文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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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美国媒体上的中国》一文时，孙本文关注的是大众传播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他明显受到李普曼的影响，将公众意见视为社会态度的一种表现，认为它虽不能被大众媒体决定，但却明显受到后者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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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本文在美国期间，李普曼论新闻、公众与民主的“三部曲”——《自由与新闻》（1920年）、《公众意见》（1922年）和《幻影公众》（1925年）先后出版。前两本还被列为他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李普曼认为大众媒体制造的“伪环境”被当成真实环境，从而限制了公众思考的范围。他将新闻比作探照灯，被照到的地方清晰可见，但光束之外则一片漆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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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与现实的关系上，孙本文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新闻不能等同于现实。他发现，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并不非常精确。一方面，新闻发生地远离本土，媒体倾向于选择与美国利益有关的中国事务；另一方面，涉华报道是由不熟悉中国的记者完成的，且记者受到自身的利益和偏好的影响。“鉴于媒体是信息的主要来源，以上对媒体内容的分析便可以极好地描述美国人关于中国的知识，但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样子，而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它是美国利益加上一些新闻因素综合形成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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