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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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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时代的手稿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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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臣圈子内诗作的流传只是当时一个更广泛的现象的一部分；到16世纪中叶，收集诗作以及其他的手稿并在朋友和家人之间交换已经相当普遍。至此，印刷机已经发明了100年，但抄录和分享手稿并未因印刷术的发明而过时，手抄本的重要性和普及性反而有所增加。印刷提升了全欧洲对纸张的需求，纸张的生产因此而大量增加，价格下降了（15世纪期间，纸张的价格降低了40％），也更容易得到。印刷的书促进了识字率的提高，教人写作的手册也大批出现。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教人如何写信的书籍极为流行，这证明写信对许多人来说是一门新技能，人们学习这门技能的热情十分高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读和写，各种手写文件开始大量流传。在羊皮纸的时代，用手工抄录或重抄文件非常费力，但到了印刷时代，手工抄录反而普遍起来，这真是个矛盾的现象。一份文件抄好后，就拿出去和别人分享，或传给下一个人。这样建立起来的手稿流通网可以用于自我提高（收集教育性或励志性的文件）、自我表达（一个人传给别人的文件反映了他自己的性格和品位）和自我推销（因为诗作和其他的作品起了赞助人和受赞助人之间社交沟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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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活动集中反映在一种大型笔记本里，这种笔记本被称为诗文杂集、选集或摘记簿，里面把好的作品的某个部分或全文抄录下来，成为抄录人自己宝贵的知识储藏。这类书通常为个人所有，但偶尔也在家人之间或朋友圈内分享，《德文郡手稿》就属于这一类。诗文杂集中录入的新内容没有特定的秩序，哪里有地方就抄在哪里，而摘记簿组织得更加整齐，按具体的标题分门别类，以便以后查找。1512年，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建议为拥有摘记簿的人制订详细的指南，把值得记录的隽语妙文按内容、结构、文体等分列在不同的标题下。（他和当时其他的学者一样，面对欧洲的印刷机吐出的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书籍，发现使用摘记簿是应对这种信息超量的好办法。）一些有意思的事实或修辞一旦抄录保存下来，主人自己作诗、写信或起草演讲稿时即可随时查阅参考。摘记簿或诗文杂集所记录的内容显示了主人的兴趣或喜好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迁。保留摘记簿的做法是从过去教士集锦（florilegia，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采花”）的传统演变而来的。集锦是从基督教经文和经典文献中摘录节选，汇编起来，作为撰写布道词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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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时期存留下来的诗文杂集和摘记簿内容庞杂，包括信件、诗歌、药方、散文、笑话、密码、谜语、语录，还有绘画。十四行诗、叙事诗、讽刺短诗与日记、食谱、各类船舶名称或剑桥大学各学院的名单以及演讲稿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收集各种有用的信息以便需要时查找，或温故知新，激发新的主意和联想，这只是摘记簿众多彼此重叠的功能中的一项。书的主人通过把诗歌、语录或其他信息抄在书里来加强自己对所抄内容的记忆。如伊拉斯谟所说：“这个办法除了使你善于利用读到的丰富知识，还将使你把读过的知识深深地烙印在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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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7世纪的一本共用摘记簿中的一页，上有以不同笔迹写下的多位作者的诗作。（藏于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书及手稿图书馆，詹姆斯·马歇尔和玛丽-路易丝·奥斯本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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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保留诗文杂集和摘记簿，并与他人交换所抄的诗文，这也是一种自我定位的方式：一个人选择抄录或转给别人哪些诗歌或格言很能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摘记簿就是其主人的特点和个性的表现。人们有时会把自己的摘记簿或诗文杂集借给朋友，而朋友翻阅了内容后又会把感兴趣的东西抄在自己的书里。汇编这样杂集的人就像初次开立博客或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个人简介的互联网用户一样，似乎很高兴有机会使用新学会的读写能力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某个特定形象。流传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原创，大多数都引自其他来源。现代社交媒体也是一样：人们在博客、脸书和推特上基本都是转发链接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消息；在某些平台上，如Pinterest和轻博（Tumblr），所分享的信息80％以上都是其他用户过去张贴过的“转贴”或“转博客”。那时和现在一样，人们喜欢通过编集和分享别人创造的东西来表明自己的兴趣，确立自己的特性。换言之，分享某些东西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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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摘记簿和诗文杂集中，可以辨识人们借以交换抄文、保持联系的分享及抄录系统的踪迹。诗歌写在单张纸上流传，有些被收入诗文杂集中得以保留，虽然通常会把诗抄在书中，而不是把传到自己手中的诗页直接装订或粘贴在书里，因为需要把原文归还主人或转给别人。较长的散文或诗集也许是以“叠”的形式转手——“叠”是几张纸对折起来缝在一起，做成一本小书。以这种形式流传的手稿可以很长，比如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阿卡迪亚》（Arcadia）和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的《一位摄政王和治安法官的对话》（A Dialogue Between a Counsellor of State and a Justice of Peace），这表示读者不介意抄写长篇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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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书中的页侧笔记会说明某一篇文字从何处传来，解释抄写者是如何得到它的，或给借阅者提示；以下列为例：“托马斯·斯科特先生把约翰·怀特博士的这些诗作送给了沃尔特·罗利爵士”、“J.T传来的‘对欲望的告别’”、“维西·马特·培根兄弟希望你看完或抄好后把这转给他的母亲。J.T.”、“多德雷奇法官的手稿更全”。不过，通常诗文的来源并不标明，甚至有意掩饰。一份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手稿中有一篇淫秽的诗，诗页背面写着：“我祈祷上帝别让人知道这首歌的出处，我因有它而羞愧。”牛津大学汇编的几部手稿集多有相似和重叠之处，这表明，在牛津大学的学生以及导师之间，分享单篇作品和整本诗文杂集的做法极为普遍。大学、伦敦的律师协会（法律业界的中心）和皇家宫廷是手稿交换最活跃的地方，各种作品在学生、律师和廷臣各自的圈子里迅速流传。手稿也在以家庭、政治派别或宗教团体为基础形成的社交网络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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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心要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来说，参加这些交换手稿的网络是自我推销和晋身的机会，因为这给了他们和赞助人经常联系的借口。诗作和其他作品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可以用来建立并维系有用的关系。会写诗的可以把诗作献给有权有势的赞助人以图赢得青睐，并使自己的诗作被转给别的大人物。高效的手稿流通系统意味着英国那些以赞助人或其他廷臣为对象而写作的诗人可以完全依靠手稿的流传来传播诗作，不需要印刷。许多当时最有影响的诗人，包括托马斯·怀亚特、菲利普·锡德尼、沃尔特·罗利，还有约翰·多恩，他们的作品几乎全是以手稿的形式流传的。一说这表明精英人士蔑视印刷术，视其为一种下等、可鄙的商业媒介。但事实是，他们的诗作主要是为专门的读者群而写的，而那些读者只要通过传抄就能看到他们的诗；传抄是最合适的传播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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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诗作偶尔也会流出所针对的读者群的小圈子，甚至付诸印刷。菲利普·锡德尼从未将他的任何作品印刷出版过，他告诉他的妹妹，他写《阿卡迪亚》“只是为你，只是给你”，但《阿卡迪亚》的手稿已经广泛传播了出去。到1586年他去世时，他的抒情诗在都铎王朝的传播网络中随处可得；在所有的英国诗人中，他的作品是以手稿形式传播分享得最广的。同样，16世纪90年代，威廉·莎士比亚把“甜蜜的十四行诗交给他的密友”传阅，但那些诗很快就流出了密友的小圈子。159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提到了他的十四行诗，其中两首还被列入1599年印刷的诗集《激情的朝圣者》（The Passionate Pilgrim）。约翰·多恩说到，他的一些诗“泄露到外面的世界，我却毫不知情”。他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对触及更多的民众不感兴趣。他们把诗看作娱乐朋友、取悦赞助人和自己晋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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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皮教子的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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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里，诗歌的作用仍然重要。伊丽莎白和父亲一样，喜欢用诗句谑笑，自己也写诗（有些诗是她年轻时被囚禁期间写的）。伊丽莎白的宫廷中想高升的年轻廷臣若是有诗才，就有机会出名并获得晋升。今天，有些人利用发送博客或推特成为名人，找到好工作，或得到写书出版的机会。同样，伊丽莎白时代的年轻人通过写诗、编讽刺短诗，或在轻松的谈话中用诙谐风趣的话奚落别人来表现自己知识的广博和头脑的敏捷，以此证明他们适合担任官方职务——约翰·哈林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的生涯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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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顿的父亲也叫约翰，在亨利八世的宫廷里做侍臣，在伊丽莎白还是公主的时候曾服侍过她；他的儿子小约翰后来成了膝下无子的女王102个教子教女中的一个。他是个聪明绝顶的学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诗歌的热爱（他父亲收集了很多怀亚特和萨里的诗），还在伊顿公学上学的时候就显示了用拉丁文写讽刺短诗的能力。他在剑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在伦敦学习了法律后，于1581年21岁时第一次在宫廷露面；他的诙谐短诗——这次是用英文写的——使他立即声名大噪。那些诗语带讽刺、幽默大胆，但主要目的是表现作者那光芒四射的才智。哈林顿对任何情况都能风趣应对，还经常带有挑衅性的话外音。伊丽莎白宠着他，对他那些口无遮拦的玩笑一笑置之，显然女王比她父亲更有容人之量。在哈林顿16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张肖像中，我们看到他带着白色的皱褶领圈，蓄着优雅的胡须，下方修成尖形，上唇留着唇髭，露出调皮的微笑。很快，人们给哈林顿起了个绰号叫女王的“顽皮教子”，因为他的俏皮话十分大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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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者绝不会成事，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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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成了事，就没人敢说他叛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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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哈林顿风格：风趣的玩笑下面隐藏着严肃的政治观点。哈林顿自己的父亲曾几度被关进伦敦塔，所以他清楚廷臣的生活是多么危险。他应对的办法是做聪明的弄臣，在伊丽莎白宫廷当局外人，嬉笑玩闹，把自己对道德和政治的批评包在乍听无关紧要的俏皮话里，而它们的真正含意要等人们的笑声落后才回味出来。当时有一本《廷臣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很受欢迎，是关于宫廷礼节的指南，作者是卡斯蒂廖内（Castiglione）。哈林顿遵从卡斯蒂廖内的劝告，“戴着面具能给人一定的自由和挥洒空间”，听者“事后发现”廷臣说的俏皮话“表面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会大吃一惊。哈林顿利用女王对自己的宠爱，对女王手下官员和教士的腐败进行含蓄的攻击，甚至批评女王的父亲动辄把自己的妻子斩首的行为。在他写的一首讽刺短诗中，一位贵族女性接到国王的求婚，但她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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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多多拜谢国王，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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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名如雷贯耳，令我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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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愿意，我的头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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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廷臣竞相把哈林顿的妙语彼此偷偷转告，还写在纸上在宫廷内外流传。哈林顿自己也把讽刺短诗诗集的手稿给亲朋好友传阅。用诗歌在宫廷中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后，还可以用它请求得到提拔，如果失宠，也可以用它为自己的失误道歉。哈林顿有一首诗是为女王写的：“在我离开时放在了她的靠垫后。”那首诗代表了诗歌和政治晋身之间的明确联系。他在诗中恭维女王说，他的一首诗由于得到了女王的仔细阅读和修改而大为改善，请女王对他个人的情况也给予同等待遇，仔细看看他的情况，并予以改善；他以玩笑的口吻要求：“像您看我的诗一样——看看我的命吧。”诗的签名是“陛下顽皮的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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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还真给了哈林顿几个不太重要的官职，不过虽然哈林顿开了个好头，但他后来做了一件越界的事：他把意大利史诗《奥兰多·富里索》（Orlando Furioso）的一部分翻译成了英文并在宫中流传。翻译的那部分是诗中最粗鄙的部分，故事中又套着另一个下流的故事，有爱情、性、婚外情，还讲到一个女王和侏儒睡觉。女王的女侍臣传阅这个粗俗故事的手稿，不巧被女王发现，于是哈林顿就倒了霉。但伊丽莎白没有简单地把他赶出宫廷了事，而是找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来惩罚他。她要他必须把《奥兰多·富里索》这部巨型史诗全部翻译出来——她认为他根本做不到——否则就别进宫。哈林顿证明女王错估了他，他带着全部翻好的史诗回到宫廷，把诗献给女王，又重新赢得了女王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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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久他又陷入了麻烦。1596年，他出版了一篇奇怪的关于粪便的作品，题为“埃阿斯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 of Ajax），借家庭卫生这个匪夷所思的题目进行复杂精巧的政治讽喻。作品标题中的“Ajax”和伊丽莎白时代称呼厕所的俚语“jakes”是谐音词，哈林顿描述的“Ajax”（即a jakes）的变形是他的新发明——抽水马桶。（据说现在代表厕所的俚语“john”就是出自他的名字“约翰”。）哈林顿描述了抽水马桶的功能后，进而写到在广义上“如何把令人作呕的地方变得清新宜人”。他把借助他的发明驱除了疾病的清洁家居与政治的清明相比拟。他大声谴责毒害社会的“粪便”，特别是当时对他的叔父进行的政治攻击。哈林顿做的这些政治暗示再次引起了女王的不悦，又一次把他逐出宫廷，“直到他冷静下来”——不过女王倒是同意在里奇蒙（Richmond）别宫安装一个哈林顿发明的“水柜”。哈林顿后来被授予骑士爵位，那是在爱尔兰的一次伤亡惨重的作战后由埃塞克斯伯爵授予他的——这也使女王非常不满。但是，哈林顿的机智一如既往地救了他，他直到1603去世前仍然一直是女王的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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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林顿使用大胆俏皮的诗歌吸引人们的注意，这启发了别的同样胸怀大志但不像他那样家中有关系的年轻人，引得他们群起效仿。比哈林顿小9岁的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以更尖锐的讽刺短诗一举成名，赢得了女王的支持，后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他的有些诗作是离合诗，里面暗含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名字。）伊丽莎白驾崩后，戴维斯是去苏格兰迎接詹姆斯六世国王到伦敦登极的小组中的一员；在詹姆斯国王（作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戴维斯也是靠写诗获得国王的垂青。约翰·多恩（John Donne）走的也是哈林顿的路；他先是写讽刺短诗，因此被任命为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杰顿勋爵（Sir Thomas Egerton）的秘书。但是，多恩未经允许就娶了埃杰顿的侄女，这下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多恩继续写诗，在宫廷的圈子内流传，力图吸引政治赞助，却徒劳无功。最终，他被授以牧师职，除享有诗名外，还成了著名的布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