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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使我们变愚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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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这个新环境太诱人了——永远不知道下次去时会听到什么消息，或遇到什么人——常客经常在里面花上好几个小时阅读讨论，丝毫不觉时光的流逝。英国官员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著名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后来去了咖啡馆”的字样。他在1664年1月11日那天记的日记显示了那个时期的咖啡馆内大事小情任意谈论、四海一家的随意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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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去了咖啡馆，W.佩蒂爵士（Sir W.Petty）和格兰特船长（Captain Grant）也来了，我们谈了起来[旁边的一位年轻人我猜是商人，叫希尔先生（Mr Hill），他到过不少地方，对各种音乐和其他事情非常精通]，谈音乐，谈人的共性，谈记忆的方法……还有别的出色话题。我非常愉快，好久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谈伴了，如果有时间，我很想和那位希尔先生结交……大家还都在谈科隆奈尔·特纳（Collonell Turner），谈那起抢劫案；看来他要被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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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咖啡馆，它们使有些人忧心忡忡。他们不满基督徒居然弃传统的英国啤酒去喝穆斯林的饮料，担心酒馆主人的生计难以为继。但他们抱怨最多的是咖啡馆使人分心，本应做正事，却把时间浪费在和朋友谈论无谓的小事上，这和今天对社交媒体的批评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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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在牛津大学开始流行后，咖啡馆越开越多，于是大学当局提出了反对，担心会造成学生的懒惰，影响他们学习。牛津大学的一位古文物研究者安东尼·伍德（Aathony Wood）对热衷泡咖啡馆的风气作出了严厉批评。“为什么扎实认真的学习越来越少，大学里几乎没有人认真学习了？”他问道。“答案是：因为有咖啡馆，他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里了。”剑桥大学也有人表示了同样的担心，一位观察者注意到，“在教堂做完礼拜后去某个咖啡馆（咖啡馆的数量很多）已经成了习惯，在那里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闲谈，读些无益的报纸，那些报纸不断地从伦敦大量运来。学生们热切地关心（和他们毫无关系的）新闻，别的什么都顾不上。很少有人在祈祷后直接回自己房间，而不去咖啡馆流连。去咖啡馆只为追时髦，完全是浪费时间。在咖啡馆的一片嘈杂声中，谁能认真学习课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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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咖啡馆的人通过写小册子发表批评，这是可以想见的。《解释英国的一大关注》（The Grand Concern of England Explained，1673年）的作者抱怨说，咖啡馆“给国家带来莫大损害，毁了国王的众多子民：它们是勤劳苦干的大敌，断送了许多认真向上的年轻绅士和商人。他们在去这些地方之前是勤劳的学生或店主，知道如何管理时间和金钱；但自从咖啡馆出现后，他们以节约为借口，为了避免一次花多于一便士或两便士的钱，去咖啡馆和朋友聊天，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刚聊完又进来一个熟人，又开始新的谈话，所以他们经常在咖啡馆泡五六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们的学业或生意都被抛在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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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的讽刺作品中常有咖啡馆里的讨厌鬼、无所不知的政治评论家和散布谣言的生意人这类的人物形象。另一本小册子《咖啡馆的特点》（The Character of a Coffeehouse，1673年）嘲讽咖啡馆，说它是“政治小贩麇集的交易所，他们在这里互相兜售一些没影儿的故事和愚蠢的观念，也向大众叫卖。无聊的小册子堆积如山，还有更加无聊的人去读它们……到处弥漫的烟草味比地狱的硫黄更加恶臭难闻，烟雾腾腾，就像咖啡馆常客的头脑一样迷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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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意见形成对比的是，像《旁观者》的创刊人约瑟夫·艾迪生这样的支持咖啡馆的人认为，年轻人去咖啡馆可以自我提高，了解世界，并学习得体的举止和高雅的品位。《旁观者》和比它先创刊的《闲谈者》一样，既对咖啡馆中的讨论发表评论，也鼓励激发这样的讨论。为了给伦敦以外的读者提供全面的概要，《旁观者》实际上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咖啡馆，艾迪生在里面努力向读者灌输“明智健康的情感”。“人说是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艾迪生在《旁观者》1711年3月12日刊中写道，“我不揣浅陋，希望人说是我把哲学带出了密室、图书馆、学校和学院，使其在俱乐部和集会中，在茶桌旁，在咖啡馆里扎下根来。”在一本题为“为咖啡馆辩护”（Coffee-houses Vindicated）的小册子里，作者在赞扬咖啡馆能改善性格的时候提到了另一位经典人物：“简言之，无可否认，这里的人是最礼貌，总的来说也是最聪明的一群；经常聆听他们的交流，观察他们的言谈举止，必定能改善我们的礼仪，扩大我们的知识，使我们的谈吐更文雅，行为更安详，应对更得体，并去除那种（我记得图利有时称之为）“pudor subrusticus”，即本性最好的人经常为之所累的笨拙的谦虚，那使他们在人前腼腆扭捏，乖张可笑。”[这里用了西塞罗的绰号“图利”，17个世纪前，他在写给朋友卢修斯·卢塞乌斯（Lucius Lucceius）的信中谈到自己“笨拙的腼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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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到底能否改善人的举止姑且不论，人们愿意在那里讨论知识性的问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咖啡馆不仅无碍于知识活动，反而积极促进这类活动。它们有时被称为“便士大学”，因为任何人只要花上买一碟咖啡的钱，就能旁听或参加交谈。当时的一首歌谣说得好：“这么好的大学，从未有过；花上一便士，就能当学者。”对当时称为“自然哲学”的科学的进步感兴趣的人特别喜欢在咖啡馆里讨论这些高深的问题。胡克的日记显示，他和他的科学家同行在咖啡馆里进行学术辩论，同制造实验仪器的技工谈判，有时还在咖啡馆里做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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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和合作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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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和几位科学家同事，包括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和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17世纪50年代在牛津大学念书时喜欢上了咖啡，当时他们都是由牛津大学的高级学者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组织的科学爱好者俱乐部的成员。到伦敦后，他们继续保持了在咖啡馆里讨论的习惯，他们的团体和几个其他团体在17世纪60年代共同组成了英国最早的科学机构——皇家学会。学会的成员还包括佩皮斯、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爱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大家经常开完会后一起去咖啡馆继续讨论。比如，1674年5月7日，胡克在日记中写到他在皇家学会的会上示范了对天文象限仪的改进，然后在加拉维咖啡馆又展示了一次，并和约翰·弗拉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进行了讨论；弗拉姆斯蒂德这位天文学家第二年被查理二世任命为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另一次，一群科学家在牛顿和哈雷的带领下，在希腊咖啡馆解剖了一只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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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皇家学会一本正经的会议比起来，咖啡馆的气氛轻松多了，更利于海阔天空地讨论和设想。从胡克的日记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例，可以看到大家如何随意抛出自己的想法，把信息顺手写在小纸片上或记在笔记本里。在曼咖啡馆的一次聚会上，胡克和雷恩交换了关于弹簧反应的想法。“就弹簧运动的表现谈了很多。他提出了一个使晴雨计保持平衡的很有意思的想法……我向他谈了我的另一个想法……我说了我设想的弹簧天平……他告诉我他做的机械绳索天平。”还有一次，胡克在圣邓斯坦咖啡馆和一位朋友交换了治病的药方。这样的讨论使科学家能够把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和同行们讨论，在讨论中设想新的研究方法，启发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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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咖啡馆里的一场争论催生了科学革命最伟大的著作。1684年1月的一个晚上，胡克、哈雷和雷恩在咖啡馆里闲聊时谈到了万有引力的理论。当时人们对这个题目兴趣很大。哈雷一边啜饮咖啡，一边自言自语，说不知行星轨道的椭圆形是否由万有引力导致，而万有引力的力量则以距离的平方反比递减。胡克说确实如此，只用平方反比律即可解释行星的运动，他说他已经为此推理出了数学的证明。但雷恩也曾试图找出这方面的数学证明，却没能成功，他对胡克的话将信将疑，说如果胡克和哈雷两人中有谁能在两个月内拿出证据，他就送给他一本珍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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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没能赢到那本书。但几个月后，哈雷造访了住在剑桥的牛顿。哈雷向牛顿转述了他那次在咖啡馆与雷恩和胡克的谈话，并向牛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万有引力的平方反比律是否会造成椭圆形的行星轨道？牛顿和胡克一样，说他已经推证了这一点。虽然当时哈雷要看证据时他拿不出来，但他经过埋头研究后，很快把证据送给了哈雷。后来的事情证明这只是前奏而已。哈雷提出的问题推了牛顿一把，促使他把多年的研究结果正式组织起来，写出了科学史上一部最伟大的著作——《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通称《原理》。在这本1687年出版的不朽巨著中，牛顿展示了他的万有引力原则可以解释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运动，从（可能是杜撰的）坠落的苹果到行星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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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坚持说，是他在几年前和牛顿的通信中提出了平方反比律的想法的，牛顿是受了他的启发。但是，1686年6月《原理》第一卷提交皇家学会后，胡克在咖啡馆的又一次讨论中没能说服其他的科学家。在咖啡馆那种任想象翱翔的环境中提出一个想法和证明该想法的正确无误，两者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胡克和牛顿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发表或正式向皇家学会提出过他的想法，可他又总是说别人的想法是他先想到的（虽然在很多情况中确实如此）。哈雷写信给牛顿说：“到了咖啡馆，胡克先生想说服大家相信他早就有了这个主意，是他最初给了您这项发明的提示。但我发现别人都认为……您应该是发明者。”咖啡馆作出了裁决，裁决的结果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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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的讨论和创新精神不仅限于科学问题，而且延伸到商业和金融领域。胡克最喜欢去的咖啡馆之一，乔纳森咖啡馆，靠近皇家交易所，因此而成为交易证券和股票的地方。股票交易人和商人在乔纳森咖啡馆各自有固定的桌子，就在那里做生意。各个咖啡馆竞相向顾客提供情报，派人去港区搜集传言，记下船舶到港和离港的情况。这样的消息贴在咖啡馆里的看板上，有时也汇编为新闻信札。乔纳森咖啡馆有自己的新闻信札，它的一位常客乔纳森·卡斯坦（Jonathan Castaing）自1697年3月开始，每周二和周五也从他“在乔纳森咖啡馆的办公室”发表《交易所情况及其他》（The Course of the Exchange and Other Things）。卡斯坦的新闻信札里列有各种汇率以及黄金、白银、各公司的股票和各种政府证券的价格。它发送到许多咖啡馆，逐渐被伦敦内外的商人视为值得信任的消息来源，至今仍在发行。（它现在叫作“证券交易所每日价格单”，这个数据库的历史一直追溯到1697年。）伦敦证券交易所也是在乔纳森咖啡馆诞生的，它始于1761年一群顾客建立的一个正式的股票经纪俱乐部。1773年，俱乐部的有些成员挪到了一座新建筑里，起初叫新乔纳森，但这个名字没用多久。《绅士杂志》（Gentlemen’s Magazine）报道说：“新乔纳森决定把名字改为证券交易所，并将把名字写在门上。”这就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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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乔纳森咖啡馆出门拐一个弯，就到了朗巴德街，那里的劳埃德咖啡馆经常聚集着许多船长、船主和商人。他们去那里打听最新的海事新闻，参加船舶和货物的拍卖。咖啡馆主人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开始收集总结这些信息，加上他国外关系人的来信提供的情况，编成新闻信札定期送交订户，信札最初是手写，后来改为印刷。劳埃德咖啡馆自然而然地成了船主和为他们的船只提供保险的保险商聚会的地方。有些保险商开始租用劳埃德咖啡馆中固定的座位。到1771年，79家保险商共同组建了劳埃德社团，延续至今。伦敦的劳埃德保险社如今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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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的奠基之作——牛顿的《原理》——起源于咖啡馆，同样，经济学中具有同等意义的著作——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也是在咖啡馆中诞生的。《国富论》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斯密在大英咖啡馆里写成的，这家咖啡馆是他在伦敦的基地和通信地址，来自苏格兰的学者都喜欢在这里聚会，斯密就是在这里把写好的各个章节分发给他们阅读，听取批评意见的。无疑，如同批评咖啡馆的人所指责的，泡咖啡馆确实有浪费时间之虞。但咖啡馆也提供了一个生动活泼的知识和社会环境。人们在这里聚会，思想的碰撞产生了意料不到的结果，导致了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发明创造。总的来说，咖啡馆的出现远远利大于弊，因此，那些担忧互联网的社交平台可能浪费时间的人不要忙着下结论。推特的全球咖啡馆里可能会酝酿着哪些新颖的思想和意外的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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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奥尔登堡已经添加你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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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不是17世纪中叶出现的唯一进行学术讨论的新平台，还有一个同样鼓励讨论和合作的新场所，不过讨论和合作是远距离进行的；这个新场所是科学期刊。这方面的关键人物是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他和其他几个人做“情报员”，撰写大量信件，利用广泛的社交关系网把17世纪的欧洲科学家联结在信息分享的网络中。奥尔登堡声称，自己在外国“有幸认识许多聪明的朋友”，意思是说他与欧洲许多顶级科学家经常通信。他生在德意志，有几年的时间在欧洲四处旅行，以当家庭教师为生，其间接触到很多人。后来，他定居在伦敦，自皇家学会成立伊始就参与了学会的活动。他有几十个通信人，包括发现了土星光环、发明了钟摆的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因编制了月面图而闻名的波兰天文学家约翰内斯·赫维留（Johannes Hevelius），著名的荷兰哲学家贝尼迪克塔斯·德·斯宾诺莎（Benedictus de Spinoza），还有住在牛津、靠奥尔登堡通报伦敦科学界最新发展的罗伯特·玻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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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登堡单枪匹马，成了科学新闻的情报交流中心。他把通信人寄来、载有值得注意的新内容的论文和信件提交给皇家学会，在会上宣读，再写回信给通信人，简要报告伦敦和全欧洲最近发生的事情。1664年奥尔登堡写给玻意耳的一封信很是典型，信中总结了皇家学会一次会议的情况，说会上宣读了沃尔特·波普博士从意大利写来的描述特大风暴的信；制定了计划，要在圣保罗大教堂建造一个巨大的钟摆；还讨论了煤矿矿井中有毒气体的性质。这样，奥尔登堡使无法出席学会会议的人得以远程参加学会的讨论。奥尔登堡和其他早期的“情报员”——如英国的塞缪尔·哈特立伯（Samuel Hartlib）以及法国的尼古拉-克洛德·法布里·德·佩雷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和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通过收集和再分配信息，他们网络中的关系人得以在称为“无形的学院”的非正式组织中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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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意味着一切都要用手写。1662年，奥尔登堡的一位通信人写信给他说：“我一直纳闷你为什么从来不屑印刷你的通信，那是最近新出现的方便办法。”既然印刷的新闻可以作为信件寄出，而不必费劲手写一条条新闻，科学通信何不也如法炮制呢？巴黎的另一位通信人提供了进一步的启发，他写信告诉奥尔登堡说，有计划要出版一份印刷期刊，介绍“欧洲在哲学和政治知识方面发生的一切事情”，包括书评、著名人物的讣告、图书馆和大学的消息、对科学新发明和艺术新成就的介绍，以及值得注意的法律裁决。因为奥尔登堡人脉极广，所以请他担任这份新期刊在英国的记者，为它撰稿。这份志向大得惊人的出版物是《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çavans），1665年1月初版。奥尔登堡受到了启发，决意也办一份类似的期刊，但只集中于报道科学工作。他对一位通信人解释说，他的目的是“告诉好奇的人们在知识和哲学界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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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印刷期刊来汇报皇家学会最近的讨论和奥尔登堡通过信件了解到的科学方面的其他消息，这样做有几方面的好处。一个好处是，奥尔登堡可以更高效地向伦敦以外的人传播最新的科学动向。和几十位科学家保持联系，给他们写详尽无遗的信，这些事情使奥尔登堡不堪重负；若是把他对会议的总结以及信件和论文全文印刷出来，像新闻那样更加广泛地传播，那就简单多了。确实，英国内战后，印刷材料在英国仍然背着粗鄙而不可靠的名声，但皇家学会有王室的授权，信誉非同一般。无法出席皇家学会会议的人将能读到会议的情况，在其他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研究，然后提交他们自己的论文在会上宣读，并在期刊上发表。新期刊既扩大了接受皇家学会通信的人群，还为学会的活动，因而也为科学知识的进步，提供了永久性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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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为重要的是，在利用期刊的渠道进行讨论的人们看来，这本期刊是一个中立的公共论坛，供科学家抢先宣布自己的工作。正如奥尔登堡在给玻意耳的一封信中说的：“对首个实验者的嫉妒……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自告奋勇，愿意登记下您，或任何人，通报的新成果。”撰写大部头的科学著作令人尊敬，但在印刷的小册子里公布某项新发现的详细情况并宣称自己是第一发现者却被视为粗俗和自夸。然而，写信给皇家学会报告自己的新发现，在学会的期刊上发表，这是一种比较合适、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确保消息传达给大量受众，而且比给许多人单独写信效率高得多。因为期刊要有学会的许可，所以奥尔登堡请学会的理事会审查每一期的内容——这是“同行审查”做法的起源。它意味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学会的明确认可。期刊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能提醒读者出版了哪些新书，并提供总结和书评。以文献目录、内容总结、书评等方式提供关于书籍的信息，这种做法（和在诗文杂集或摘记簿中记下有用的只言片语一样）是知识人士发展起来的一种手段，用来应付印刷造成的信息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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