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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170488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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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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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西迪布吉德（Sidi Bouzid）城26岁的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布瓦齐齐（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和秤被警察没收。他经常遭到官员的骚扰和侮辱，这一次他忍无可忍，去地方政府告状。当省长拒绝接见他的时候，他一边喊着“你们让我怎么活？”一边在身上浇上汽油自焚。布瓦齐齐的抗议立即引发了西迪布吉德街头小贩的示威，一大群人聚到省长办公楼前抗议。第二天的和平抗议被警察用催泪瓦斯冲散。国营媒体对布瓦齐齐的遭遇只字不提，但他在病床上的照片和手机录下的抗议示威的视频开始在脸书、YouTube、博客和其他社交网站上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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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上的一段录像被半岛电视台的记者看到了，于是这个总部设在卡塔尔、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播出了那段录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其他的卫星电视台随即跟进，播出从社交网站上截取的遍及突尼斯各地的示威的照片和录像。这使得突尼斯人口中三分之二上不了网的人也看到了这些照片和录像。以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抗议，比如几个月前在本盖尔丹（Ben Guerdane）镇的抗议，但很快就遭到警察的无情镇压，动乱的消息没有传播出去。不过这次情况不同了。到布瓦齐齐在2011年1月4日死于烧伤的时候，抗议已经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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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当局企图封闭脸书、推特、YouTube和Dailymotion这样的视频分享网站。但此时抗议活动已经太多太广，无法压制了。突尼斯的年轻人早已因腐败猖獗、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缺乏就业机会、没有政治自由而愤懑不平，社交媒体和卫星电视的有力结合使他们看到，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促使他们采取集体行动。布瓦齐齐的表亲阿里（Ali）和家里的另一个人用手机录下了第一场抗议活动，他后来解释说：“我们尽量把发生的一切都录下来，在互联网上传播，因为突尼斯的媒体总是不让我们发声。我们是第一个发出这些照片的，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的回响。”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宣布紧急状态，解散了政府，许诺要举行新的选举，但抗议示威依然故我。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弃国出逃，结束了他23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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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革命的胜利激励了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起而仿效。在埃及，和突尼斯一样，年轻的积极分子形成了活跃的地下网络，他们熟谙博客和其他社交媒体的使用方法，并与居留国外、同情他们的侨民在网上相连。2010年，他们在传播哈立德·赛义德（Khaled Said）的照片中起了很大作用；赛义德是个28岁的埃及人，因往网上上传了一段腐败的警官进行毒品交易的视频而被两个警察殴打致死。警察开始时的报告说赛义德是吸毒后窒息而亡的，但他的一个家人得到了一张他遗体的手机照片，显示他曾遭到痛殴，这张照片张贴到网上，引起了公愤。开罗和亚历山大爆发了示威抗议，出于对赛义德惨死的义愤，在谷歌驻迪拜的公司工作的29岁的瓦埃勒·古奈姆（Wael Ghonim）在脸书上创建了一个叫“我们都是赛义德”的网页。古奈姆创建网页时使用的笔名是“ElShaheed”（意为“烈士”），很快在埃及国内外吸引了35万追随者。古奈姆通过匿名的网上电话对一家埃及报纸说：“我想告诉人们，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或任何其他人身上。”2010年末，支持赛义德的人利用这个网页协调组织了几次静默抗议，抗议的人群身穿黑衣在街上游行。他们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埃及宣布了紧急状态法，禁止呼喊口号。这个网页还呼吁人们在纸币上写下“拒绝酷刑，拒绝紧急状态法”的字样，使这一口号随着纸币的流通而得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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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下台后，古奈姆在网页上发帖，呼吁埃及人在1月25日这个全国节日走上街头。他的网页成了积极分子团体动员群众的工具，很多人在上面呼吁举行一天反政府示威。古奈姆回到埃及去亲自参加示威。接下来发生的全国性示威抗议部分的是通过手机和社交媒体协调的，于是政府在1月26日企图完全关闭埃及的通讯网络。古奈姆说，这是政府的一着错棋，因为它表明政府害怕了。“民众的恐惧是政府借以维持的主要因素。但你一旦切断互联网，你就是告诉所有人你害怕了。所以人们才上街示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力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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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日子里，示威抗议连续不断，其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徒然地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拒绝辞职。古奈姆一度失去了踪迹，原来是被警方拘押了12天，获释后他接受了埃及电视台的采访，情绪激动地侃侃而谈。这次采访使他成为抗议运动的一个象征，在抗议运动后继乏力的时候给它注入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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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过了两个星期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辞职。一位支持革命的埃及电讯业的亿万富翁纳吉布·萨维里斯（Naguib Sawiris）在2011年盛赞“这项技术给我的国家带来的巨变。革命成功99％都归功于它”。像在突尼斯一样，埃及的革命被西方的有些媒体欢呼为“脸书革命”。这样说有些言过其实，但脸书和其他形式的社交媒体在激发革命中确实起到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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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微博和其他的网上论坛给人们提供了发泄的渠道，也是政府监督舆情的方便的工具，正如17世纪英国的手抄新闻网络和大革命前法国流传的诗歌。中国《人民日报》的一个下属分支“人民网”对社交媒体的内容进行分析，每周汇编为《网络舆情》（Online Public Sentiment）供高级官员阅读。2008年，中国当时的主席胡锦涛对《人民日报》说：“网络是我们了解群众关注、吸收群众智慧的重要渠道。”尽管对微博和其他互联网论坛有所控制，但在一定限度内对政治讨论的容忍无疑使民众有机会利用这个新手段发表他们的关注，也使得政府正视渎职和腐败的情况。2011年7月温州附近发生的高铁撞车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事故发生几个小时后，撞坏的火车车厢以及事故的细节，包括车厢被切割掩埋过程的照片，很快就在微博上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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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随之大哗，铁道部的解释也引起了网上一片嘲笑——比如，它说掩埋车厢是为了便于救援——这迫使政府很快调整对策。温家宝总理亲临现场，他批评了铁道部，并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当调查发现是管理失职和信号系统失灵造成了事故之后，铁道部的几个官员被撤职。不过，政府部门对网上有关撞车事故的发帖密切监视，以防事故激起的愤怒转变为对政府的广泛批评，也为了防止有人组织民众抗议。微博的出现使中国的网民得到了发表意见的新自由，但仍然有由政府仔细界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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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火车撞车事件也表明了中国网上对政府的批评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不同。在突尼斯和埃及，领头要求推翻暴君式国家领导人的是年轻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机会，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网民担心，他们在中国迅猛的经济发展中积聚的财富会被贪赃枉法的官员据为己有。他们参与政治是因为有钱，不是因为贫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手持智能手机的中国中产阶级和政府官员都希望进行渐进式改革，不希望发生剧烈的政治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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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初的通讯录到最新的微博平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发表变得越来越容易。有了推特之类的平台，用户发表任何东西都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在智能手机屏上轻击几下，发出的文字或图片就有可能到达数百万受众。纽约大学的丹尼斯·佩利（Denis Pelli）和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查尔斯·比奇洛（Charles Bigelow）在2009年发表了一项研究，内容是自印刷机发明以来，每年发表作品的作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他们发现，从1500年到2000年，每年发表作品的（有100人以上读者的）作者从100人左右增加到约100万人，还不到总人口的0.01％。21世纪之初出现了博客、社交网站、微博和媒体分享服务，结果发表作品的人数飙升到15亿，约占世界人口的20％。佩利和比奇洛指出：“作者曾经是少数精英，但很快就会成为多数。”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个人把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分享，可触及的受众越来越多，今天的社交媒体可以视为这股源远流长的历史潮流的顶点。很可能要不了许多年，全世界所有人就都能用上互联网上的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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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50年的时间，人对人的媒体被广播模式的集中化大众媒体所湮没，现在钟摆又荡了回来。流行几世纪之久，基于分享、抄送和个人推荐的社交形式的媒体如今借互联网的东风强势回归。现代社交媒体使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迅速与他人分享信息，因此使普通人获得了集体设置议题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过去只掌握在大出版公司和广播公司手中。确定这一新的媒体环境的影响及其长期的后果是人类目前集体进行的一场巨大实验。实验刚刚开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一些有用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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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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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 了解的历史越久，对未来看得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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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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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真正老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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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互联网普及以来，人们常在基于数码技术的“新”媒体和之前的“老”媒体之间作出区分。但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老媒体其实是历史上的非正常现象。它起源于1833年纽约《太阳报》的创立，该报采用了创新性的大众媒体模式，招揽大批读者，再把他们转卖给广告商。然而，回顾1833年前那几世纪的情况——可以称其为“真正老的”媒体时代，可以看到，那时基于社交关系网中人对人传播信息的媒体环境同今天有许多相似之处。21世纪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与17世纪的小册子或18世纪的咖啡馆相通，和19世纪的报纸或20世纪的电台和电视却大相径庭。简言之，新媒体和老媒体很不一样，但和“真正老的”媒体相差无几。中间插进来的老媒体时代只是暂时现象，并非正常情形。媒体经过了这段短暂的间隔——可称为大众媒体插曲——后，正在回归类似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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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社交媒体现代的（数码）形式和它古老的（模拟）形式并非一模一样，两者间有几处重要的分别。如纽约大学教授、作家兼互联网学者克雷·夏尔基（Clay Shirky）指出的那样，在互联网发表可即时传出，到达全世界，永久保留，并可以搜索，这是像莎草纸卷、诗歌和小册子这类早期社交媒体的形式做不到的。但社交媒体的历史形式与现代形式在基础的社会机制方面、在激起的反应方面，以及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方面，还是有足够的共同之处，可以帮助我们评估今天的社交媒体和关于它正在进行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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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社交媒体的政治影响及其引发抗议和革命的作用的辩论中，历史显然是最有用的借鉴。一段时间以来，这一直是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而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又使争论进一步加剧。争论的一方是像夏尔基这样的人，他们强调积极分子和革命运动对社交媒体的应用；突尼斯和埃及当然是最突出的例子，但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另一方包括作家马尔克姆·格莱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和叶甫盖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他们对网上对某个事业的支持一定会转为实际行动表示怀疑。怀疑论者说，事实上，在网上支持某个事业反而更不会使人采取实际行动，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已经出过力了[莫洛佐夫称其为“懒散行动主义”（slack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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