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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叙事的力量:在多屏世界重塑“视觉素养”的启蒙书 人类书写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力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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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认为,字母起源于公元前1700年的腓尼基(今黎巴嫩地区附近),由讲闪米特语的商人传播,他们用字母符号代替声音,与地中海市场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进行沟通,尤其是希腊人、克里特人和安纳托利亚人。这种原始的文字系统没有元音,只有辅音。在这种文字系统中,人们可以发现希腊字母的雏形和罗马字母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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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技术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体现在希伯来人称为“aleph-beth”的希伯来字母上:这种字母的构造源于它们所代表的自然现象。第一个字母与今天的A类似,在一边有尖角。这与旧希伯来文中的“牛”相符合,是由长角的头转变而来的,与真正的牛角相似。闪米特语的视觉根源也有进一步的表现,比如大卫·艾布拉姆也指出,“mem”或“water”刻画的是池塘中“水”形成的一串涟漪。实际上,在希伯来文中“水”是“mayim”,拼读方法是“mem-yud-mem”,“mem”看起来的确像是水波,“yud”是由于分开两个“mem”的符号。今天在众所周知的字母“m”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到水波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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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就是这样产生的,正如从思想上借鉴自然世界中的事物一样,象形文字实际上是从大地中收获而来的。而且不止于此,它的诞生也是思想运动的一种类型。人们可以涂写、重塑、重组并重新解读文字。人类发出的声音具有稳定的含义,也可能在新的人群中演变成新的语言。这是人类第一项国际化的技术,能够帮助人类跨越社会形态、跨越时间去捕捉并分享思想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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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用字母也需要付出代价。在1998年,心脏外科医生伦纳德·什拉因(Leonard Shlain)出版了著作《字母与女神》(The Alphabet versus the Goddess),他提出了系统性的理论解释人类理解图像的方法。单纯的图像所产生的视觉感官体验主要由人类的右脑处理,右脑支配着哺育和关怀他人等行为,这也是女性价值观的体现。字母文本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失去了关联,在字里行间建立了相互的逻辑联系,以更好地呼应人类意识中数学、理性甚至民族性的一面,而这正是男性价值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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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 OF TH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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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拉因认为,随着书面文本的进化,人性中的父权和武力倾向也逐渐显现,结果女性地位丧失,人们对符号崇拜的整体感受也逐渐消亡,因此“字母”和“女神”的二元对立决定了他所写著作的书名。“任何形式的书写都极大地改变了使用者的认知,”他写道,“在以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文化中,这种改变表明,潜意识里右脑代表的女性价值观的地位正在下降……学习字母以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远离了代表自然图像(image)的偶像崇拜和动物图腾崇拜,开始崇拜抽象的宇宙法则(lo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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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中所隐含的、具有男性特征的交换性是建立跨洋贸易的关键,因此帝国的征服文化开始生根发芽。只要掌握了海洋两岸的沟通方式,在腓尼基或其他从事贸易的港口聚居地就能找到营生。后来希腊人在字母体系中加入了元音,使字母的解码能够更加普及,但文化素养仍然只局限于富人和统治阶层。在罗马帝国时期,知晓如何阅读拉丁语是抄写员和文职人员的技能。如果不是处于险境非学不可,农民阶层都认为掌握这种书写沟通的工具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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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人们甚至因思考书面文字会将人类文明引向何方而惶恐不安。关于“记忆和智慧的片段”最初的记载来自苏格拉底和哲学家费德鲁斯(Phaedrus),并由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公元前370年继续传承。苏格拉底指出了书面文字潜在的危险,将作家比作只为自娱自乐“种植”词语的农民。文字将永远不能取代聆听的体验,聆听的是“知者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的对话,书写的文字只不过是图像”。但是书面文本在跨越时代和地理局限传递信息方面具有优势,这种进步令人难以忽视。对于新技术的恐慌反映了我们对于重返影像时代的不安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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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十分喜欢使用羊皮纸。我们也许可以将Acta Diurna(意为“每日活动”)看成世界上第一份报纸,即便它不算报纸,至少也称得上是公共传播媒介。该刊物于公元前131年创刊后开始面向大众发行,当时,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正急切地追逐名利,格外支持Acta Diurna的发行。他派人定期总结参议院活动、官方声明、节日日期、出生和死亡声明、拍卖通知,将报纸张贴在公众聚集之处的信息板上。有时刊登在报纸上的内容也会刻在石块或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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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活字印刷术才能最终将这些文本推广到不同地区的受众中。早在公元11世纪,中国人就开始利用泥活字印刷文字,但这是一个费力的过程,当时中国文字中包含约4万个汉字,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复杂。欧洲的僧侣也曾尝试过用木材制作印版,在上面涂满墨水,将印版按在一张纸上印下文字。不过,在这些板子上刻字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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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德国美因茨的金匠约翰内斯·古登堡发明了一种更好的方式。古登堡知道如何制作小件工具,在1440年前后,他发明了一套创新系统,即将铸金属的字母块放在转轴压印机上,这种机器与用来挤橄榄油和榨苹果汁的机器相似。用这种方式在两天之内的印刷量相当于一名抄写员一年的工作量。古登堡印刷的最流行的书籍当数《圣经》(21本现存的古登堡《圣经》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图书)。从美因茨开始,铅活字印刷术迅速传遍欧洲,形成了乡镇印刷产业,当时创办这种印刷厂与今天建立互联网公司一样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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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57年,印刷商理查德·托特尔(Richad Tottel)曾说:“我劝诫无知之人应通过阅读而善工,摆脱卑鄙粗俗之气,因为卑鄙粗俗之气会令香甜的马乔莲也失去芬芳,让人兴味索然。”自然,他也将这段话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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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世纪末,已有2000万册书在市面上流通,考虑到当时世界上有5亿人,而只有小部分人能够读书或得到教育,这一数字显得十分重要。(从当时往前推50年,书本还像蓝宝石一样稀少和珍贵。)年轻的传教士马丁·路德的作品在当时销量很大,宗教改革在一系列纸质材料中袭来,威胁着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一些手册上的内容攻击教堂的腐败操作、讽刺教皇或者指明并辩论经文中的细节问题,这些手册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印刷出来在市场上流通——这似乎便是网络口水战的前身,因为人们带着越来越深的敌意与蔑视回应他人。看起来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到这一讨论和争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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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以德语、英语和其他方言印刷、发行,拉丁语已经失去了通行语言的地位。到1550年,一位叫作安顿·多尼(Anton Francesco Doni)的作家抱怨道:“(有)太多的书了,我们甚至连阅读标题的时间都没有。”今天,沉浸在YouTube视频库中的访客可能也会产生相同的感受。我们需要对信息进行综合管理,找到一种组织、整理、去粗取精的方法。印刷者在经营传统业务的基础上,自己也会开始偏爱某些书和作者,因此,以市场为中心的出版业确立起来:高销量的图书都会得到相同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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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印刷术不仅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可以大规模传播信息的媒介,也对文化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经,“咕噜”声和嚎叫声被塑造成了大众能够理解的标准声音,而印刷时代的到来弱化了以口语为中心的沟通方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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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证词也从对缺乏文化的长官口述向目击者的书面证词转变。知道如何口头沟通不再重要,会操持某种语言也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能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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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们产生了恐惧的味道,从维克多·雨果所著《巴黎圣母院》的片段中就可见一斑。这部作品于1831年写成,故事背景却设立在15世纪80年代,当时具有变革性的活字印刷术正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也鼓励着年轻人花时间来促进这一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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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宣过誓的书商安德里·米尼耶先生欠身,贴着王室皮货商吉勒·勒科尔尼先生的耳朵悄悄说:“先生,我告诉您,这是世界的末日。我从未见过学子们会有这样的越轨行为。这都是本世纪那些该死的发明把一切全毁了,什么大炮啦、蛇形炮啦、臼炮啦,尤其是印刷术,它是从德意志传来的另一种瘟疫!再也没有手稿了,再也没有书籍了!刻书业被印刷术给毁了。世界末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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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鹅绒业日益繁荣的状况中,我也确实看出来了。”皮货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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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雨果写的是虚构小说,但却精准、生动地描述了活字印刷术给当时人们带来的恐惧。这不仅是对天主教会力量的恐惧——暗指着“德意志瘟疫”马丁·路德,也是对新技术的担忧,他们担心它会击垮经济,腐蚀年轻人。虽然古登堡在教会内部也有盟友,但书籍最初由古登堡印刷出版后,美因茨大主教下令,新书印刷之前必须获得准许。其后50年中,天主教会出了一本《禁书索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罗马教皇还下令焚烧所有质疑教皇权威的书籍。第一个翻译英文版《圣经》的人是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他最终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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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强大的力量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不仅可以在封闭的会议室中推广,也现身于大众可见的公共场合。在神权问题上,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即选择权威来自教会还是来自印刷版《圣经》的魔力。马丁·路德将印刷机称作“上帝最高级的、最大程度的慈悲行为,由此将福音书事业推进向前”。瑞典路德宗的教会决定,每个阶层的人都应该能自己阅读福音书,正如评论家约翰·弗里曼(John Freeman)所说,瑞典人的识字率在之后1个世纪内都保持在100%。英国经历了相似的转变,但速度稍慢一些,其民众在400年间识字率从10%上升到了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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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将这种印刷文字的“怪兽”带到这个世界上,但当时,他们自己面对印刷机时也会产生绝望和后悔的情绪。他们怀疑这种机器会引发反叛和骚乱,而且让查禁书籍变得尤其困难。国王查理二世当权时,负责审查的官员罗杰·莱斯特兰奇爵士(Sir Roger L’Estrange)向大众发问:“印刷术的发明为基督教徒带来的益处是否比混乱更多?”他可能是在试图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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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世界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地区几乎全然没有受到古登堡伟大发明的影响。15世纪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对外界漠不关心,甚至直接反对印刷材料的大规模生产。阿拉伯文化并非对科学和发现毫无兴趣,事实恰恰相反,在8世纪时,巴格达已经成为知识传播的中心,在那里,希腊伟大哲学家的作品在卷轴上复制出来。科尔多瓦摩尔古城的图书馆里有着十分丰富的书籍馆藏,甚至超过了欧洲馆藏量最大的修道院图书馆。但据古登堡的传记作者约翰·曼恩(John Man)记述,印刷出版在伊斯兰国家不被认可,因为古兰经的吟诵之美应该大声诵读出来,不应该用于书面浏览,《古兰经》的核心价值在于人类的表演,而不是书页中一系列冰冷的符号。据说,不能讲阿拉伯语的人只能错失《古兰经》美妙的节奏和言语的律动。曼恩写道:“阿訇不会自愿允许人们直接获取知识,让自己失业。”在这些国家,等级制度依然存在,而欧洲的君主制却很快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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