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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哭泣的多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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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以主动的姿态进入毕加索的生活，但在对方强悍的生活和艺术气场之下，这种姿态迅速被消解和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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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毕加索博物馆从2月22日开始为期3个月的“毕加索—多拉·玛尔”主题展。第一次，策展人没有单纯以“情人”境遇来呈现多拉。观众从250幅摄影和绘画作品中看到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两位艺术家在平等人格意义上的纠缠：一位超现实主义女摄影家如何用自己的创作、思想、激情与大师冲撞，而终以令人心碎的方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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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雷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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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摄影圈里，多拉并非一种陪衬。1926年，多拉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结束学业来到巴黎的时候，法国还处在“美好年代”，大街上飘荡着夏奈尔的黑裙子和蕾丝花边帽，19岁的多拉对此却毫无兴趣。她母亲来自法国北部的图尔，巴黎人看不起的所谓“外省”，建筑师父亲是克罗地亚人，可能身上这两种血液都让她厌弃巴黎空气里无所事事的奢靡。多拉迷恋摄影，投奔到立体派画家安德列·洛特（Andre Lhote）门下学习，她的同门师兄中有法国人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匈牙利人布拉塞（Brassai）。数年后，这两人一个成就了现实主义的决定性瞬间，一个以《夜巴黎》确立了摄影大师地位。她还认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和艺术导师曼·雷（Man Ray）。这个纽约达达艺术的奠基者1921年移居到巴黎，弃画而成人像摄影大师，是巴黎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将多拉引进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圈子，从某种意义上也将她推进了艺术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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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世纪30年代巴黎摄影家的学者马格里·若夫雷认为，多拉有不弱于男人的“摄影本能”，在人像、时尚和现实主义摄影报道上都有非常出色的作品。在摄影风格上她和布列松其实非常相似，主体都放在两个看似冲突的方向：街头摄影和超现实主义图像。多拉在巴黎、伦敦和西班牙的街头工作，她虽为小女子，却比布列松更锐利。她的作品里面少能看到温情的画面，布列松镜头里雨后轻快越过车站积水的男子影像，对于多拉来说已经太奢侈。她着迷的是用镜头营造一种创痛，那些让人不忍注视的难以带来愉悦的生活场景——贫民窟，失业者，残疾人，被社会主流视为下等的行当——街头小贩、捡破烂人、流浪歌手才是多拉反复拍摄的主体。她这种倾向阴郁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同时期前卫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一派的思想在摄影上的体现，这些人都自称为康德“卓越理想主义”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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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也就一步之遥。灵敏的多拉在那个圈子里很快掌握了游戏规则，她将镜头下的现实人物大胆变形，通过后期古怪的拼接来完成某类冲突或者隐喻。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像《云中眼》、《老妇和孩子》、《托举女人双腿的手》，在超现实主义摄影史上都是能被记上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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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毕加索的情人。毕加索曾经是我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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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的情感遭遇让人想起和罗丹纠缠了一生的女雕塑家卡米尔·克洛岱尔。都有令人倾心的天才、美貌、激情，最后也都与自己的心愿相违，只能作为一个历史纪念碑般伟大男人的悲剧情人显影在艺术史上。毕加索一生有过两次婚姻、5个情人，唯有多拉，结局在朋友看来到了“令人心碎”的地步。她没有像卡米尔那样被关进疯人院直到凄凉死去，却也相差无几了。和毕加索决裂那年多拉只有38岁，巴黎超现实主义圈子里的女神从此断绝一切社会交往，将自己幽闭在公寓里，靠心理治疗和宗教信仰度过了漫长余日52年。曼·雷为多拉拍过一张黑白的面部特写，有人看过之后惊叹，即便没有毕加索，这般美貌也足以令她留存后世。诗人保罗·克洛岱尔对姐姐卡米尔的描述，几乎就是这张照片上的多拉：“无可比拟的绝代佳人般的漂亮前额，美丽无双的深蓝色眼睛，性感却又倨傲倔强的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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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导人们重新发现卡米尔和多拉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都是女性的眼睛。法国戏剧导演安妮·德尔贝写出了一本充满激情的文学传记来寻找疯癫背后的天才卡米尔，而纽约大学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研究专家玛丽·安·考斯（Mary Ann Caws）则首先对作为超现实主义摄影家的多拉发生兴趣，用一些碎片还原了她真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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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加索为情人所作的画像里面，玛丽·特蕾莎·华特（Marie Therese Walter）和多拉最多。有人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所有玛丽的画像毕加索都用了圆和曲线，而多拉正好相反，画布上的多拉都是由直线和三角组成的。可能这就是毕加索对于两个女人的潜在感受。玛丽平和而母性，多拉美得激烈刚性，他被诱惑，内心深处却有惧意，在多拉身上毕加索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这个影子的思想方式甚至比他更为陡峭和奇特。关于毕加索和多拉的相处，有篇文章里提到，毕加索觉得了解这个女人的心灵边界和思想极限是如此困难的事情，这令他很不舒服却有探索的欲望，所以他会因为矛盾而时常表现得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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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加索之前，多拉的生活里面已经有众多将变得伟大的名字：她是乔治·巴塔耶的情人，曼·雷、布列东和艾吕雅的密友。因为诗人艾吕雅的关系，1935年毕加索才在双偶咖啡馆见到多拉，一眼就被征服：年轻女人有一头浓密黑发和碧蓝的眼睛，独自坐在桌边把玩小折刀，她将手摊开，以极快的速度反复将刀扎入指缝间，白手套里渗出血来……多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难以考证这般超现实主义的场景是不是她精心设计的作品。不过为多拉写传记的女作家尼科尔·阿弗里尔（Nicole Avril）说，当时多拉倾慕毕加索，决心靠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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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这次相遇，多拉28岁，毕加索53岁。毕加索正在创作瓶颈处，油画停笔一年多，只是写诗、做雕塑，间或做些素描，多拉的出现立刻给他带去了激情和灵感。多拉在报纸上开摄影专栏，拍些毕加索的创作和生活照片，也专心做他的模特。和当时大部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一样，多拉是坚定的左派，她参加了著名左派组织“十月”，也是反法西斯团体“反攻”的成员。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现任馆长安娜·巴达萨里（Anne Baldassari）认为，毕加索对于西班牙内战的立场以及他产生创作巨画《格尔尼卡》的激情，都和多拉有很大关系。多拉在摄影观念上对于创痛、苦难的偏好，也在毕加索该时期的绘画中有明显体现。多拉是《格尔尼卡》的原型模特，这已经早为人知。现在人们想问的是，多拉参与创作了吗？从思想的角度，安娜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当毕加索在大奥古斯特街的画室里面创作《格尔尼卡》时，多拉以全部的热情投入进去，用胶片记录每天的工作进展，每一张草稿的细微变化，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是这件伟大作品的诞生背景和最终组成。安娜把多拉和毕加索相爱的过程形容成一种“消耗”，那并非世俗理解的“摧毁”，而是无可避免的“同类相食”。多拉以主动的姿态进入毕加索的生活，但在对方强悍的生活和艺术气场之下，这种姿态迅速被消解和吞噬。1937年毕加索画了那幅肖像《哭泣的女人》，因为那时候多拉确实经常哭泣。同居关系在时好时坏的激情中又持续了8年，当1943年毕加索开始追求年轻画家弗朗索瓦兹·吉罗时，他们不可挽回地破裂了，1945年多拉彻底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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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作为艺术家的独立人格始终不肯向毕加索屈服，而作为女人她其实早就被对方打败，这种分裂的痛苦伴随她一生。离开毕加索之后她极度抑郁，一度被送进圣·安娜精神病院，艾吕雅不忍看她被电疗摧残，将她接到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诊所接受治疗，从此多拉终生为拉康的病人。多拉将自己幽闭，是因为不能忍受在公开场合被人指为“毕加索的情人”。1997年7月16日多拉在巴黎的寓所里去世，她在垂暮的日子里还要请身边的人记住一句话：“我不是毕加索的情人。毕加索曾经是我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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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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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没有归属的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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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最活跃的二三十年代，有人说她家的沙龙装下了整个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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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夫·圣·洛朗和皮埃尔·贝杰收藏的这批艺术品被公开后，很多人对他们的鉴赏品位感到惊奇。价值相当的私人收藏也不是没有，但像他们这样，从东方古董、欧洲古代大师绘画、19世纪印象派、20世纪现代绘画和装饰艺术都在收藏视野中的人还是极为少见。贝杰说，他们的收藏趣味深受玛丽－劳瑞·德诺雅伊（Marie-Laure De Noailles）夫人的影响，是这位夫人家中的艺术品教会了他们欣赏无所顾忌的率性和混搭，也是这位夫人，引导他们成为最早收藏20世纪装饰艺术品的先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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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欧洲，能够呼风唤雨的艺术赞助人，德诺雅伊夫人算是一个。在她最活跃的二三十年代，有人说她家的沙龙装下了整个巴黎。报纸上不提名字，直呼“Mecene”，也能使人知道说的是这位子爵夫人。法语的“mecene”一词从古罗马而来，罗马皇帝屋大维身边有个重臣名叫梅塞纳斯（Caius Cilnius Maecenas），他喜欢充当文学艺术的保护人，诗人维吉尔和贺拉斯就在他的资助和庇护之下。“Mecene”后来就被用来代称那些慷慨赞助文学艺术或者科学研究的人，他们有丰厚的家族资产，交游广阔，品位超前，乐于用金钱和人脉帮助那些无人识得的天才人物出人头地。在和子爵联姻之前，玛丽－劳瑞也有显赫出身，20岁出头就继承了大笔遗产。她的父系家族里有德国犹太银行世家的血脉，母亲是法国贵族后裔，情色文学鼻祖萨德侯爵是她曾曾祖父，而她的祖母劳瑞·德萨德，曾被大作家普鲁斯特作为人物原型写入《追忆似水年华》。小时候，玛丽－劳瑞曾把普鲁斯特写给祖母的信随便撕掉，这样的琐屑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要被反复谈论的，佐证玛丽－劳瑞从小便有睥睨一切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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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同时代的另一位沙龙女主人路易丝·维尔莫兰，家中也多有文学和政界名流，但维尔莫兰有着坦诚的虚荣，只有那些已经身为名人的人才有资格坐在她家的壁炉旁边喝咖啡。德诺雅伊夫人不一样，她热爱贫穷的天才，有兴趣和世俗的眼光豪赌一把，拿自己的钱为巴黎和法国制造名人，超现实主义小团体的成就至少有一半是她豪赌的成果。早期那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靠山就是德诺雅伊夫人，美国摄影家曼·雷，西班牙画家达利、导演布努埃尔都曾在她的庇护之下。不过，这两个令巴黎上流社会着迷的女主人至少有一处是相同的，她们都爱诗人让·科克托。让·科克托也是超现实主义小团体里面的成员，和曼·雷这些漂在巴黎的外地艺术青年却不一样，艺术和诗歌对他来说都只是华丽生活的道具，毒品、双性恋，关于他的各种传闻一直都没有断过。科克托和超现实主义这帮人一起谈主义，同时也是毕加索身边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出入巴黎上流社会，活得轻盈自在又叛逆颓靡。他是子爵夫人终生渴慕却无法得到的人。玛丽－劳瑞还只有十四五岁的时候，27岁的让·科克托已经是她家中的常客。小女孩就这样陷入了爱情，传记作者称她为“科克托的洛丽塔”，一生都被这段感情囚禁。在这帮艺术家里面，子爵夫人另一个好朋友是法国作家雷内·克勒维尔。雷内认为自己有通灵天赋，1922年把催眠术和困倦术引入到超现实主义圈子里，很多诡异事件因他而起。1935年克勒维尔在家中用瓦斯自杀，遗言被他用别针缀在胸前，上面写了一个单词：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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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诺雅伊夫人曾说，她为优雅和品位而生。在和科克托发生了一段短暂的恋情之后，1923年她和子爵成婚，家族赠与他们的礼物是位于法国南部海滨小城耶尔（Hyere）的一片土地。他们决定在上面建一幢住起来有意思的小屋，而不是海边常能见到的那种豪宅。子爵夫人找来建筑师罗伯特·马勒－斯蒂文斯设计建造她的幸福城堡。和同时期几位现代主义建筑师相比，比如勒·柯布西耶，斯蒂文斯显得毫无分量，他为十几部电影做过布景设计，人们便觉得他更像一个装饰设计师而不是建筑师。他倾心几何造型，被视为立体派艺术家，可以满足子爵夫妇对于房子的各种古怪想法。别墅1928年落成，但到1933年才完成所有内部装饰，整个过程像是在做一件临海的现代装饰艺术品。而且也早就不是一幢小屋了，除了40个卧室，还有电影放映室、室外游泳池，德诺雅伊夫妇差不多把当时巴黎观念最前卫的装饰艺术家都请来了，门窗交给路易斯·巴里尔特（Louis Barillet），家具由弗朗西斯·乔丹（Francis Jourdain）和皮埃尔·查里奥（Pierre Chareau）亲手设计制作，室内室外雕塑是亨利·劳伦斯（Henri Laurens）和雅克·利普希茨（Jacques Lipchitz）的作品。诺雅伊别墅最终成了法国蔚蓝海岸的一处名胜，超前的现代建筑形态只是其一，女主人在这里举行的宴请和狂欢才是这幢房子真正神秘诱人的地方，那些被邀请过的客人一生都在回忆过往。1929年诺雅伊别墅还并非一件完整作品，曼·雷被它强烈吸引了，女主人资助他拍了那部25分钟的著名短片《骰子城堡的秘密》。另一位超现实主义导演布努埃尔也小住了一些日子，写出剧本《黄金时代》，子爵夫人又资助他和达利一起拍成了电影，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超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1930年，她为科克托投拍了《诗人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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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也是诺雅伊别墅的黄金时代，战争开始后，这幢房子慢慢也就清冷了，不复盛时景观。1970年德诺雅伊夫人去世后，子爵把别墅转让给了耶尔市政府，但早已失修，几近荒芜。1980年，诺雅伊别墅被法国政府列入文化遗产名单，修缮之后变成市府文化中心向公众开放。法国现在有一个“时尚和摄影节”放在这里举行，大牌设计师、超模的到来让这幢老屋又热闹起来，但它失去了德诺雅伊夫人，也就已经不再是那座有秘密的传奇城堡了。诺雅伊别墅在2005年夏天再次见证了子爵夫人超前的鉴赏眼光：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为斯蒂文斯举办了一次个人设计作品展，在法国现代建筑史上一直被低估的斯蒂文斯重新进入学术评论界的视野。在他去世60年后，德诺雅伊夫人喜爱的这位建筑师被奉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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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德诺雅伊夫人从父母手中继承了另一幢老宅，位于巴黎的美国广场13号。她和丈夫多半时间住在那里，这幢宅子也因她收藏的艺术品和沙龙里那些客人的身份而成为巴黎一个传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在巴黎时装界露脸的伊夫·圣·洛朗被人引进德诺雅伊夫人的客厅。对于这个天才少年，她仍然是保护人的角色，为他在时尚界铺路，伊夫·圣·洛朗也从这个令他进去就要屏住呼吸的客厅进入了艺术收藏的殿堂。子爵夫妇去世后，老宅被转卖给奢侈品牌Baccarat公司做了水晶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留下的装饰风格被新的奢华抹去，而那曾经是德诺雅伊夫人邀请极简主义代表人物让·米歇尔－弗兰克留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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