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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它可能是空前的，但却无法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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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筑本身成了博物馆最有价值的“馆藏”，要它成为艺术品的陪衬就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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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158座博物馆的巴黎，开春之后又将有一座新的国家博物馆加入：原始艺术博物馆（Musee des Arts Premiers）。新博物馆造价2.35亿欧元，设计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在欧洲建筑界留下过好几个大作品，像巴黎的阿拉伯世界研究所、卡地亚基金会大楼，以及马德里的索菲亚皇后博物馆。希拉克总统在10年前提议建这么一个博物馆，卸任之前终于满足心愿，外界不免把它和政绩工程扯上关系。《费加罗报》说，法国的博物馆多年来习惯了和政治权力孪生：密特朗和卢浮宫扩建，蓬皮杜和蓬皮杜艺术中心，德斯坦和奥赛博物馆……现在轮到了希拉克。博物馆的“孪生”讨论好像还远不止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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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和谁“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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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和建筑师最成功的“共谋”当属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不甘没落的欧洲古城，或者那些盼着一朝名满天下的平庸的现代城市，无不把它看成城市复兴的旗帜作品。数字确实叫人眼热心跳：1997年10月博物馆落成，第一年参观人数就有136万人次，其中85%以上是慕名的外来客，里面又有84%专门为了看博物馆建筑而来，仅门票收入就占了当年毕尔巴鄂市财政总收入的4%。三年后，这座博物馆的收益已达4.55亿美元。毕尔巴鄂本是西班牙过气的老工业中心，转眼成欧洲旅游热点和文化中心——倘若只论名气，现在把它归进国际性大城市也不算过分。至于建筑师盖里（Frank Gehry），本来也在大师行列，获国际建筑大奖无数，但完成这件作品后老头变成了巨星：从前他只是建筑界的法兰克，现在他是和古根海姆基金会一样通行无阻的“另一个法兰克”。同为大师级人物的库哈斯这样评价这位同行的巨大名声：“向更大、更重要项目的过渡已将他从极端的率真变成了极端的虚假。”但谁又敢确定，库哈斯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一点失落呢？2002年库哈斯工作室完成了纽约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设计，很出色，但显然不如毕尔巴鄂项目那么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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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建筑师都极其了解权力诠释者的心态。匹兹堡安迪·沃霍尔艺术博物馆的设计师理查德·格拉克曼就说，他通过一次次会谈和竞标，发现那些为博物馆建筑筹集基金的董事会看中的多半是壮丽的工程规划——无论哪个建筑师的设计，能够令他们着迷的始终是建筑本身，“有时很难解释为什么会对某种建筑做出承诺。它们造价都相当昂贵，都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据说在毕尔巴鄂博物馆动工之前，执行建筑师和馆负责人对复杂的曲线形投影设计感到畏惧，盖里宽慰他们：“如果你打算建造什么东西，它就是社区的一部分。”他很明白，当一座建筑上升为城市的某种象征或者载体之后，不管多难，总能有人帮你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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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就是“展现人最高贵面目的场所之一”，博物馆的姿态在任何时代都最合时宜：建筑师争相奉献造价昂贵的设计是因为人人都渴望成为建筑创新艺术的先锋，那意味着全球性的名气和来自全球的金钱。而对于城市权力层，博物馆建筑是募集资金、提高知名度的重要砝码。美国丹佛市长公开表露过勃勃野心：如果丹佛艺术博物馆扩建工程完成，这座综合性建筑将使丹佛成为“地图上可寻的世界一流的目标城市”。在这样的目标之下，资金庞大、设计另类根本不是问题。大规模扩建艺术博物馆的国际潮流大约从1990年开始，在2000年前后达到高峰，仅美国就有近百亿美元的投入：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扩建，10亿美元；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重建，6.5亿美元；休斯敦美术博物馆扩建工程投资几十亿美元，洛杉矶国家艺术博物馆扩建工程算是微型，预算也将近2亿美元。这还没有算入有些建筑因为材料奇特而带来的后续维护开支。5年前已经有报道披露，毕尔巴鄂古根海姆馆使用不过3年，就需要定期刮扫外壳钛材料带来的红棕色残留物。另一建筑师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设计一座以玻璃为主体的艺术中心，建时耗资4300万美元，现在专家却认为材料导致的长期强采光极有可能使得陈列艺术品受损伤，不得不重新改建整修，费用估算又达1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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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博物馆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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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Andre Malaux）就在艺术论《无墙的博物馆》里断定：“在欧洲，如同在日本和美国一样，越来越少的人把大规模的收藏传之后代，越来越多的人把它们捐献出来，最后它们都将来到博物馆。它们将会来到一个正在寻找其形式的博物馆，并且无疑会与我们的博物馆不同，就像我们的博物馆跟过去的画廊不同一样。”不断改变的不仅是博物馆的立面和展厅面积。现代博物馆努力使自己跟上公众和现代艺术千变万化的要求，博物馆的概念因此发展和改变。把博物馆当做有收藏室的画廊，这种观念似乎过时了。建筑史学家尼克罗思·博斯在著作《建筑物型态的历史》里面，将建筑区分为四大类：政府建筑、火车站、医院、其他——他依据的是建筑物的功能。博物馆被他划分在特殊型态之中。陈列和展出艺术作品不再是达到连接艺术和大众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许多博物馆正在试验自己的社会功能：超前建筑思想的冒险模型？公共权力的载体？文化超市？城市休闲中心？也许都可以。美国沃克艺术博物馆馆长凯丝·霍布尔奇说了，她的目标就是超越艺术博物馆，向美国最大的购物中心一样争取人气和回头客，“它和我们提供的一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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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理性的倡导者勒杜克（Violete le Duc）百年前不露声色地讽刺过法国大建筑师加尼埃（Charles Garnier），他那个令人激动的杰作、巴黎歌剧院的大楼梯，被勒杜克说成“好像剧院是为了大楼梯造的，不是大楼梯为剧院造的”。这样的评论现在可以被照搬到那些光彩夺目的博物馆建筑上面。对于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法国名建筑师布尚（Ptrick Bouchain）就“委婉”地说过，“博物馆的建筑型态应该是服务于参观的，但毕尔巴鄂是个反例”。这个披着钛金属外衣的怪物确实是对传统博物馆的反动，它可能是空前的，但却无法绝后。挑战者太多了：不久前中标纽约世贸大厦重建计划的建筑师丹尼尔·利伯斯金德（Daniel Libeskind）曾为柏林奉献那座著名的犹太博物馆。1988年设计、1999年落成、2001年9月9日正式开放，犹太博物馆成为柏林城里最有明星气质的一栋建筑。有人评价这座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的参观者，不是因为展品，而是它反常的建筑风格、陈列手段和设计思想。从外观到内部所有线条、平面和空间分割，全都破碎而不规则，参观通道被设计者“强迫引导”，挤压、拉扯、变形随时在提醒参观者保持紧张和不安——这些都彻底颠覆了传统博物馆传递信息的背景，在规则里观看应该是愉悦的，自由的，松弛的。1999年落成后，该馆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拖延了两年才正式开馆，但就在博物馆里空荡荡的情况下，来自各地的参观者仍然每天都在排队等候，人们对博物馆外观的兴趣超过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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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落成的奥地利格拉兹现代美术馆（Kunsthaus Graz）也称得上“喧宾夺主”的代表作。英国建筑师皮特·库克（Peter Cook）用蓝色塑胶玻璃拼贴出不规则外观，让人想起科幻小说里面的外星人飞船，在周围古典建筑群的包围下显得格外诡异，格拉兹居民送给它的外号就是“外星球生物”。美术馆内部则像是一个硕大的黑匣子，没有日常馆藏，也没有传统的博物馆功能区分割，临时展览五花八门，空间如何分配全凭布展人的兴趣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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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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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娆世纪 “我真该穿上燕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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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以来，作家当上外交官好像是法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学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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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法国新内阁任命了驻塞内加尔大使。新大使叫让·克里斯托弗·胡方（Jean Christophe Rufin），是2001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这个胡方经历很传奇，职业是医生，“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因为长期在南美居住，他想告诉法国人自己看见了什么，于是开始写小说，没想到出手就有，1997年写出年度畅销书《阿比西尼亚人》，1999年《失败的诉讼》获得联盟杯小说奖，2001年又以《红色巴西》赢得龚古尔文学大奖。他其实早就涉足政坛了，当过国务秘书，只是“大使”这个职位让他有了新的说头。从19世纪以来，作家当上外交官好像是法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学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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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外交官应该是夏多布里昂，1803年他被拿破仑任命为驻罗马大使，一年后为了抗议当局处死好友昂吉安公爵去职。波旁王朝复辟后，夏多布里昂的仕途有了转机，重新进入外交界。不过没过多久，为了写他的《墓中回忆录》，夏多布里昂再次主动结束了任职。和他生活时代接近的还有司汤达，在意大利当过多年外交官，只是仕途宠辱正好和夏多布里昂相反。1800年5月，司汤达是拿破仑军部的17岁骑兵少尉，作为占领者跟随军队进入意大利。14年后，因为波旁王朝复辟，司汤达在政治上失势，从巴黎跑到意大利米兰过起了半隐居生活。1817年，他以笔名司汤达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一本随笔——《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以后几本书也都是以意大利的艺术和风景、地理为主题。1830年《红与黑》完稿，几乎同时，司汤达也得到拿破仑三世的任命，先后出任特里耶斯特（Trieste）和西维达韦西亚城（Civitavecchia）的领事。这份差事显然不是得之《红与黑》的名声，之前那些可以当做游记来读的散文集和艺术文论在法国文坛积累了口碑，当局这才动心派司汤达去交好意大利，那年他都快50岁了。司汤达是个不太服管的“刺儿头”，自己说他对外交官身份“厌倦得要命”，但也一干12年，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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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以文扬名的法国外交官有好几个，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个保罗——小说家保罗·莫朗（Paul Morand）和诗人保罗·克劳岱尔（Paul Claudel）。如果没有那个传奇和悲剧的姐姐卡米耶，诗人克劳岱尔可能更有名，不会总被人说成是雕塑家罗丹的情人的弟弟。他长在香槟省，15岁到巴黎求学，开始写诗和戏剧，追随当时最前卫的象征主义。克劳岱尔并不想做个潦倒的文学青年，1890年通过了外交选拔考试，此后直到1936年，外交官克劳岱尔几乎走遍全世界——他在美国、德国、巴西、丹麦、比利时、中国、日本任职，这期间也写了大量的诗和戏。他驻中国12年，在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上被认为是继传教士后第一个向法国介绍中国文化的人。他也喜欢日本，在那里任大使期间，克劳岱尔写出了平生最出色的戏剧《正中分割》，也许正是这部戏最终帮他在1946年得到法兰西学院接纳，那年他都8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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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莫朗，生于世家，他父亲做过巴黎装饰艺术学院的院长，也是最早将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译成法文的人，在19世纪末的法国戏剧界名头很响。莫朗自己成名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也就30岁出头。他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后当了外交官，被派驻伦敦，在那里他开始写诗，然后写小说，1919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为他写序的人是普鲁斯特。关于普鲁斯特的传记里提到，写完《追忆似水年华》第二部《在少女们身边》之后，他身边围绕着很多朋友，其中就有莫朗。莫朗比普鲁斯特小十七八岁，但游历丰富，他和普鲁斯特聊立体派绘画、弗洛伊德，都是当时上流社会沙龙里面最时髦的话题，这对因为身体原因极少出门的普鲁斯特有莫大吸引力。普鲁斯特去世之后，莫朗作为朋友评价他：“普鲁斯特出手阔绰已成传奇，不过我们首先记住的还是他的好心肠。”真正让莫朗在小说界得到承认的是1922年的《夜开门》以及之后的《夜关门》，他被划分到法朗士、普鲁斯特之后崛起的一代，作为现代派小说先行者和莫里亚克、科克托齐名。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学唯法国风尚，作家们热衷仿效的对象正是莫朗。提到以川端康成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总避不开莫朗和他的代表作《夜开门》、《欢愉之城》、《列维和伊兰娜》。莫朗的小说是对生活残缺的观看，1932年法国摄影家布拉塞出版影集《夜巴黎》，也特别邀请莫朗作序。他对战后欧洲都市景观的颓废体验和心理叙述，也曾影响到30年代的上海作家穆时英、施蛰存，以及后来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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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包括保罗·莫朗。由于政治的原因，他从文坛的巅峰跌下。1940年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莫朗作为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团长正在伦敦。他没有留下参加戴高乐组织的“自由法国”，选择返回本土。战争进入尾声时，莫朗接受维希政府任命，作为大使驻瑞士伯尔尼。巴黎光复后，莫朗被撤职，为了逃避审判而避居瑞士。他从此脱离政治，写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战后的法国年轻一代作家再次为他倾倒，其中有一个便是“50年代巴黎最成功的作家”、《蓝色轻骑兵》的作者罗杰·尼米埃（Roger Nimier）。1958年，莫朗被提名法兰西学院院士，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获提名已经22年。因为他“二战”期间的污点，这次提名几乎引起政治风波，提名他的院士最后以辞职离开并永不加入法兰西学院来了此残局。10年后莫朗再次获得提名，他终于被舆论谅解，戴上了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佩剑。和克劳岱尔一样，那年他也是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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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岱尔比莫朗大十几岁，在不同的国家驻任，彼此有交集的可能性很小。不过上世纪20年代克劳岱尔在华盛顿任职的时候，曾在使馆里见过一次莫朗，有篇报道记录了这次有趣的会面：两人在走道里迎面相遇，莫朗想和对方寒暄几句巴黎的新闻，克劳岱尔却突然打断他，沮丧地抱怨道：那天晚上到美国参议员夫人家吃饭，我真该穿件燕尾服。想想他又加上一句：总之，人一生总有自尊心受伤的时候。诗人克劳岱尔时常会压倒外交官克劳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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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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