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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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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所传承的固有文化是与该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密切相连的。或者确切地说，民族的固有文化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民族语言，而民族语言又使民族文化的固有特征更为凸显。无论如何，要说某一国家民族的语言是该国家民族文化的象征，是毫不过分的。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语言是民族感情、思维习惯及行为方式的完整表现。因此，通过考察日本人所使用的语言，就能把握日本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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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简素の精神”中的助词“の”（的）。这个“の”的意思很暧昧。因为所谓“简素の精神”，既意味着精神是简素的和单纯的，又意味着在简素中内含着精神性和单纯性，含义极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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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の”的暧昧性，中岛文雄氏在《日本语的构造》一书中，以“父の绘”的表现形式为例，作了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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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句可有三种解释。若把“绘”想象成物，则可解释为“画是父的东西”，而“の”则表示所有。若认为有绘画之行为的含义，则“父の绘”就意味着“父画的画”或是“画父的画”两种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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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简素の精神”中的“の”，若按上面的解释，则并不符合第二、第三种意思，而应属第一类，亦即指简素、单纯所拥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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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の”所构成的前后名词，无论属于何种类型，其含义都有明确或不明确的时候。比如说“苹果の绘”，就应明确其含义指的是“画苹果的画”，而不考虑其他意思。但若像上边所举的“父の绘”那样的例子，则中岛氏所说的三种解释都能成立。而当我们说“简素の精神”的时候，其含义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可有两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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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简素”可用“单纯”这一词汇来加以表述，但却不能把“单纯的精神”说成是“简素的精神”。所谓“简素の精神”，应解释为内含於单纯性中的精神。即使如此，此时的“の”仍不能断言已无暧昧性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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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连体词“の”的含义，主要还是应当根据其所处的状况而定。说到“父の绘”，虽可作三种解释，但若了解了当时的语言背景，做出正确解释则并不难。日本语的特色就在于，要由状况而定的东西没有明示。而这恰恰是变成暧昧性、简洁性之表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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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日本人与西洋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由于风土和历史环境的缘故，培养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融和关系，毫无必要向其他事物表现自己。而正因为只需最小限度的表现就足够了，才使日本人的表现方式简略化。若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日本人在用语言传达自己意志的时候，比自作主张显得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和合，因而多用谦让语，并着意于表现的简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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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日本人看来，越是敢于表现自己，恐怕就越难以传达自己的真意。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真意的传达，除了最终依存于对象的感知之外，别无他途。这点与彻底表现自我的西洋人大相径庭。因此，即使在文章里，日本人也会致力于能诱发读者感知的最有效果的表现形式，这大概又可算作日本文学的一大特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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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清少纳言[19] 的《枕草子》为例，其开头篇《春はあけぼの》（《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美》）中的假名“は”，是系助词而非格助词。因而所谓“春は”意指“春においては”（春天里）。“春においては”经简略后就成了“春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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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あけぼの”（曙光），表述的是“あけぼのがもっとも美しい”（曙光最美）的意思，经简略后就成了“あけぼの”。用当时的话说，又可被简略为“いとをかし”（最雅趣）。就是说，“あけぼの”中还包含着“いとをかし”的意思。所以，“春はあけぼの”句虽是省略句，但为此则有了含蓄的成分。所谓“梅は红梅”（梅是红梅）句亦如出一辙。谚语中这样的省略句也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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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歌[20] 、俳句[21] 就更善于使用这种手法了，其中犹以俳句为突出。下面就让我们分析一下芭蕉[22] 的《古池や蛙とびこむ水の音》（《古池塘，青蛙跳入水音响》）中的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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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池や”的“や”是切字，即连接段落时用的助词，在该句里则是暗示性的表现。在它后面隐含着季节、场所、风景等背景，它所暗示的世界是广大而深远的，而想要详细表现的话，则也许需要数千字以上。该句的特色就在于“唤起人深刻印象的单纯性”。在这种单纯性中有着不可估量的深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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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类性质的诗词在汉诗中也有。但汉诗与俳句相比，表现内在精神那样的倾向更为强烈，故而给人一种缺乏含蓄的感觉。若要举出与芭蕉此句一样的描述静寂的汉诗，那就是唐代诗人杜甫（712～770）《题张氏隐居》诗中的“伐木丁丁山更幽”这样的语句了。不过，即使这样的诗句，也不及芭蕉的“古池や”来的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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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芭蕉的这句诗，江户时代博多的禅僧仙崖认为，“水の音”（水的声音）这五个字[23] 是多余的。仔细读来也的确如此。有了这五个字，就有了余韵受损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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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色在和歌里也能见到。日本人不爱好长歌，最后只好定型于三十一字的短歌，其中又因十七字的俳句较为流行而渐成模式。和歌与俳句是日本唯一的最为流行的诗型。西洋人则恰好与之相反，他们爱好的是需用长长的页码来表现无数自我感情的诗型。诗歌中的简素精神在俳句里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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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人认为，自然是人利用的对象。即使对于人，西洋人也抱有强烈的自主倾向，并且对理性怀有绝对的信念。因而在语言上，他们也习惯于主语中心的构造，强调主语的存在功能，并将其置于句首。而日语则与之相左，它习惯于述语（谓语）中心的构造，并将其置于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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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意志之表现，西洋人也强调自我的存在作用，喜欢把自我放在语句的最前面。而日本人则常从谈话对象的观点中寻找自我的存在作用，因此既无必要弄清楚自他之区别，也无必要强调自我。所以，日语里即使有使用主语的地方，也大多只用述语来完整表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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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欧洲语明确显示主客关系，并且从各个方面详细规定了主客的存在作用，而日语则没有这个必要。例如，关于“行く”（去）这个动词，欧洲语是根据人称来变化的，而日语则不存在这种变化。下面只举一下德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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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ehe（我去）Du gehst（你去）Er geht（他去）Wir gehen（我们去）Ihr geht（你们走）Sie gehen（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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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希腊语、拉丁语就更复杂了，仅仅“行く”的动词变化问题，要说清楚，恐怕也需一两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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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语里也没有像欧洲语那样的单数复数之区别，没有冠词，性的概念也不明确，更没有动词、名词、形容词的变化，人称代词也不如欧洲语那么发达。所以，欧洲语在科学思辨上的作用较大，而日语则不具备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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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只有动词的活用，后来高度发达的还有助词，而这些最适合表现细腻的感情。日本被称为艺术性民族的理由也正在于此。据渡边丰辅氏的《现代大学生的应有状态》一书记载，英语“This is a dog”（这是一只狗），译成日语可以有“これは犬です”（这是一只狗）、“これは犬だ”（这是一只狗）等一百三十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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