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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瓷与简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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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生产了居世界之冠的白瓷、青瓷、青白瓷以及漆黑瓷,其中又以白瓷为最多。这是由于宋人重视清新、清冽的简素精神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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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是,唐代生产的像唐三彩那样豪华绚丽、色彩斑斓的陶瓷作品,到了宋代却全没了踪影。这不能不说是宋代对唐代华丽的外观文化进行批判和反省以寻求内观文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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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制作的白瓷很多都没有花纹。白瓷大多产在河北定窑,不过江西景德镇所产的青白瓷也有这种情况。白瓷即使有花纹,也与色彩浓重、华丽的唐三彩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相比,此类白瓷甚至无花纹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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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宋代较为流行的是无纹的陶瓷器。而且不仅陶瓷器,当时的漆器、银器等无花纹的也较多。正如冈田让治氏所指出的那样,这显示了从多彩的装饰之美的唐代工艺向清新的简洁之美的宋代工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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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白色在宋代瓷器中受到了推崇。因为白被认为是色彩的极致、装饰的极致,被认为是包藏了五彩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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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白色为文饰之极致,以没有文饰为极致的思维方式,这只要看一下《周易》贲卦上九中的“白贲”便一目了然了。此外,《周礼·考工记》)中也有绘画润色上使用白色画具之记载,因而同样揭示了以白色为色之究极的思维方式。但在古代,一般不太有以简素精神为艺术之极的意识,这种清晰的意识是到了宋代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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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简素精神不仅表现在陶瓷品的色彩纹路上,还表现在陶瓷品的器形及制作过程中。这只要看一下宋瓷那端正严肃的形态及锐利遒劲的线条就能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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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定窑白瓷莲花腹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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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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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窑椭圆形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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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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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简素精神为宗的宋代瓷器,若与日本陶瓷比较一下的话就能看出,中国人重知性,故而造型属理知冷峻型的和人工雕琢型的,而像日本人在茶道中使用的陶瓷器,则是突破了知性均齐的情绪化之杰作,即造型上因厌倦了人工雕琢转而崇尚自然,情感上变得更为温馨,色调上则趋于素朴,从而使日本人的独特技法在内藏着的色彩表现里和盘托出。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某种高层次的自然之心,而这大概意味着日本的陶瓷器比中国的陶瓷器更为简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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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素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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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主义被放弃而精神主义被强调的过程,也就是表现受到限制和抑制而简素得到肯定并强化的过程,其结果则不能不导致平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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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看重的是四六骈俪体的文章,所以不能不倾向于华丽的装饰。但到了宋代,由于强调精神主义,骈俪文因缺乏余情风韵而遭淘汰,简洁的古文受到推崇。古文复兴运动由此开始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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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复兴是由唐中叶的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首先提出来的,至宋代趋于繁盛,古文学家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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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说:“非三代西汉之书不敢观。”柳宗元说:“殷周以前文而理也,魏晋以后汤而靡也。”都强调复兴古文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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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欧阳修(1007~1072)承其后,其文字以简约质实为宗。据《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记载,欧阳修在写《醉翁亭记》时,最初为描述滁州四面群山之景色,费了数十字,但不久便简而约之,只用了“环滁皆山也”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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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1037~1101)也因《论语》《礼记》等文字简澹而深爱不已。南宋朱子(1130~1200)则看到了当时学者在解释经典时肆意推测、随意议论的弊端,以为这并不能求得古人之意,所以他着的《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言辞都极为简要(参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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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诗,到了宋代,有所谓“渊明之文名,至宋而极”的评价,对晋代陶渊明(365~427)的诗推崇备至。因为渊明的诗“外枯中膏,体癯实腴”(近藤元粹《萤雪轩丛书》之《东坡诗话》),“词简质而意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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