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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五章 反抗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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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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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桑迪在修辞上的粗俗只是表面现象，比这现象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桑迪那个时期福音传道的立场。俗话和粗俗源自一种芬尼或慕迪并不熟悉的精神，它绝望地陷入困扰之中。当然，这两位早期传道者也会感到困扰——困扰于地狱势力，以及参与拯救灵魂的好战分子。但是，困扰桑迪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主义精神——人们有时候会觉得这是首要原因。他的风格之所以意义重大、广为流行，除了因为单纯的个人气质（这一点也很重要），还归因于基要主义在其历史衰退期中受到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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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进入20世纪时，我们会发现福音派传统立刻迎来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的第一个部分出现于内部：在旧式宗教模式与现代主义之间，必须要有所取舍，势不容缓，难以避免，因为这两者的冲突越发公开，渐趋普遍。平信徒和神职者里的基要主义者都非常苦恼地看到，福音派的主要教派——如浸礼宗和循道宗——中的大多数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现代主义思潮；对这些背叛者的怨恨又平添在痛苦之中。危机的第二个部分在外部：虽然早在美国建立之前，世俗对宗教正统的挑战就已经存在，但是，达尔文主义的势力，连同新潮的都市风格，都让这些挑战具备了史无前例的力量。此外，教育的普及，整个国家的流动性，全国思想市场的发展，都让世俗、自由的知识分子思想与基要主义者的《圣经》信仰越来越难以彼此独立，并行不悖。以往，只要各种形式的世俗主义都是精英式的，那么基要主义者要么无视它，要么就在好战的布道辞中将之当作随手可得的替罪羊。但是如今，两者立刻短兵相接，持续鏖战——这就是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及它与高等文化相互接触对宗教造成的首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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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表明，宗教就没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安静地退出世俗文化的心理环境；但是，许多类型的好斗的宗教并不想退出。对于众多个体或团体来说，宗教也许表达了平和的信仰、个人的和平、心灵的慈善。但是，对于更好战的精神来说，它或许成了仇恨的来源或发泄手段。有一种好战的心灵，在它看来，种种敌意正是任何人类境遇中最值得关注、最有价值的方面；有些个体就靠仇恨而活，视之为一种信条；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我们就能追寻到他们的脉络，比如各种好战的反天主教运动、反共济会运动，各种古怪的宗教狂热。基要主义者既有平和的，也有好战的；很难说哪个群体人数更多。我在本章关注的是好战的一方，他们投身于对宗教现代主义以及我们普遍文化的现代性的反抗中。这样，我们在本章要处理的是整个福音派传统中的一个规模略小，但并非微不足道的类型——这一类福音派认为自己能用不断激烈的热情来弥补人员数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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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利·桑迪最突出的修辞手法中，有两个特征较为明显，一个是韧性，一个是讥讽和谴责，它们可以视为新型群众心理的标志性表现。在桑迪那里，人们可以发现我所谓的“百分百心态”，即完全相信普遍流行的愚昧言行，而且断定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挑战它们。这种心态是相对晚出的基要主义宗教和基要主义美国精神（Americanism）的融合，通常带有浓厚的基要主义道德观。[295]“百分百者”不会包容歧义、两可、保留意见、批评态度，他认为自己的执着可以证明韧性和阳刚。有位评论者曾经这样说桑迪：当时已经没人“会如此坚持个人的、好战的阳刚气了，甚至罗斯福先生也不会这样”。耶稣是“硬茬”，他的门徒桑迪颠覆了这样的想法：基督徒肯定是“抹布一样的玩意儿，湿了吧唧，女里女气的白痴，谁都能拿他当受气包”。“主把我们从目中无人、大肥脸、软骨头、膝盖软、脸皮薄、墙头草、假惺惺、没脊梁骨、娘娘腔、顽固的三克拉基督教中拯救了出来。”桑迪也想推翻这样的观点：“成为基督徒会让人逃避世界的忙碌生活和活动，让他变成没脊梁骨、娘娘腔的玩意儿。”他表达过一个罗斯福式的看法：“道德斗争让人坚强。肤浅的和平让人多愁善感。”他坦言：“我对不杀戮的上帝毫无兴趣”，这正概括了他自己的性格。[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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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日益加剧的好战倾向，为了评价它的历史意义，我们还是要回到福音派运动的早期历史中。西德尼·E.米德曾评论说，在大约1800年之后，“美国人事实上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一边是遵循各个思想中心里盛行的标准，变得理智；一边是按照种种教派里盛行的标准，虔诚于宗教”。[297]但是，在1800年之后，这个选择尚未完全浮现，问题也并不尖锐；而在1860年，尤其是1900年之后，情况就相反了。如米德指出的，截止到1800年左右，虔敬主义思想和理智主义思想以非正式的方式相互理解，这主要依托于普遍的博爱和对宗教自由的共同的热情。比如，可以想想本杰明·富兰克林[298]，他曾聆听怀特腓德在费城的布道，倾囊相助觉醒者支持的一家慈善机构；在正规神职人员不让怀特腓德上讲坛之后，富兰克林还资助建立了一所会堂，给他以及任何布道师使用。虔敬主义与理性主义[299]之间的和睦在杰斐逊[300]担任总统期间达到了顶峰，那时，反体制团体，尤其是浸礼宗，都欣然支持坚定拥护宗教自由的人，无论他是不是理性主义者。[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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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毫无疑问，在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因为自然神论的影响处于顶峰，故而有很多言论都对不信上帝的入侵表示恐惧。这些恐慌主要影响了正统教派的成员，也影响了这些教派的学院和背叛的信仰者。[302]还有一点同样不假，在1795年之后，信仰复兴运动爆发时，伏尔泰和汤姆·潘恩都成了布道师的发泄对象，替人受过。[303]但尽管如此，大多数早期传福音者还是非常现实，他们不认为有知识的、理智自觉的怀疑论会真正威胁到自己接触的简单民众。他们明白，首要的敌人不是理性主义，而是宗教冷漠；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其对象不是那些受汤姆·潘恩攻击《圣经》之举所影响的人，而是从不读《圣经》之徒。随着福音派人士从1795到1835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自然神论陷入了相对的沉寂，虔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斗争逐渐消失。福音派信徒更关心将广阔的美国内地从天主教和宗教冷漠中拯救出来，而不是关心驱散启蒙运动的微弱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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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之后，一切全变，理性主义再一次成为福音派思想的劲敌。达尔文主义广泛而普遍地影响了每一个思想领域，它的到来让正统基督教处于防备状态；而在知识型的牧师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平信徒中，现代学术性的《圣经》考证又增强了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最终，在该世纪末，工业制度问题和城市教会催生了另一股现代主义倾向，即广泛的社会福音运动。此时，牧师和平信徒都必须在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在保守的基督教和社会福音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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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发展，大多数神职者——包括大批对福音派同情的神职者——都变得思想自由。[304]不得不与少数理性主义怀疑派生活在同一世界的人，看着背叛者不断背离正统基督教，走向现代主义：背离与救赎这一永恒问题必然联系的基督教，走向忙于世俗事务（如工会、社会服务所，甚至推动社会主义）的基督教——他们觉得处境艰难，尽管以前并不是这样。截止到该世纪末，基要主义者痛苦地看到：他们的影响和地位大不如前。此时，在他们当中，人们可以看到某种宗教风格浮现出来，它的形成归因于基要主义者想要反击一切现代事物——高级考证、进化论、社会福音、任何方式的理性批评。这种社会方面与神学方面的联合反应为“百分百心态”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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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慕迪和他那位最杰出的后辈做一番比较，就可以看清这种顽固心态逐渐出现的过程。慕迪的观念与后世所谓的基要主义观念相同，但他的宗教风格属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那时，现代主义的入侵还主要限于高知的圈子。他曾谈到过基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冲突正在浮现，他的话一部分是出于他个人的宽容，一部分受到了在他思想形成时期这种冲突的普遍状态的影响。他坚称，《圣经》是上帝圣言；里面无一不是明智之语，无一不好，妄图破坏其中任何内容的做法只有魔鬼才干得出来。“如果《圣经》中有一处不真，那么整部书就毫无意义。”完全抛弃科学解经，甚至抛弃以理性来解经，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圣经》不是用来理解的”谈论语言修辞和象征意义会让慕迪感到厌烦。“这就是当代人谈论和理解所有事情的方式。”[305]尽管如此，非常明显的是，慕迪的语言并不偏执，也没有好战色彩。他更爱与他尊重的宗教自由人士和谐相处；他乐意让他们参加自己的诺斯菲尔德会议，他不喜欢其他的保守人士说他们不信上帝。有两所他资助建立的教育中心继承了他的这种特征：一所是芝加哥的慕迪《圣经》研究所，后来属于基要主义派；一所是马萨诸塞的诺斯菲尔德神学院，具有现代主义色彩；两所教育中心都自称承续了慕迪的工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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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桑迪就大不相同了。他决不允许人们说基要主义不彻底，不允许否认它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就像对待一切让他厌恶的东西一样，他的能耐都用在了毫不吝惜地谩骂高级考证和进化论上。“地狱是存在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你可别不信，要是不信，你就是黑心肠，下流胚，你就堕落了，你个大傻瓜！”他还说：“成千上万的学院毕业生都飞快、径直地走向地狱。如果我有一百万，我就拿出999999块给教会，1块给教育。”“圣言说的是一套，学术研究说的是另一套，学术还是下地狱吧！”[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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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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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蛮不讲理的怒气越来越强烈。因为针对正统的挑战变得太过强大，它渗透进了太多社会权力和社会声望集中的地方，以至于难以轻视。也许之前，基要主义者偶尔才会陷入苦恼，无非总有人怀疑是否有他们的信仰就足够了，但如今，他们在方方面面都受到质疑。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论：“极端正统派就是这样狂躁地表明，怀疑论的毒药流进了教会的灵魂；因为，当人的稳定地位受到动摇，他们就会极为猛烈地坚持自己确定的事情。疯狂地主张正统，是一种打消疑虑的方法。”[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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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觉得在争论中难以应答理性主义和现代主义，那么就用纯粹的修辞暴力来疯狂地压制它们；而最后，还企图镇压和恐吓，这样的做法在20世纪20年代反进化论运动中达到了极致。在这十年间，桑迪在一篇布道辞中声称，时候已到，“美国不再是一个让异端生存的国家了”。[308]但是很不幸，基要主义者以前就当过异端；他们没有力量恐吓和压制自己的批评者；他们漂浮在历史的退潮中。甚至在大的福音派教派中，他们也失去了大部分控制力。至少南方的大多数循道宗和浸礼宗信徒都接受了宗教自由主义。许多基要主义者，当难以支配福音派的主要力量时，都开始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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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新教“文化斗争”[309]最集中的十年。广告、广播、大众期刊、国民教育的发展都让旧式的心态与新潮的心态展开了直接而且不可避免的冲突。此时，旧式的乡村和小城镇的美国面临着现代生活的入侵，四面楚歌，他们坚决抵抗世界主义、天主教、怀疑论和知识分子的道德实验主义。通过三K党活动、坚决维护禁酒令、斯科普斯进化论审判以及1928年反阿尔·史密斯[310]运动，旧式美国徒劳无功地企图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唯一的胜利也就是史密斯败选；甚至这场胜利也因为史密斯成功将民主党重塑为城市性和世界性的力量而黯然失色，史密斯的成功也为后来民主党获胜[311]奠定了基础。[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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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痛苦呐喊中，我们能清楚地听到一个声音，它意识到：旧式的美国一去不复返；我们也能听到有人控诉说：正是知识分子企图杀死它。1926年，三K党的“巫师帝”海勒姆·W.埃文斯[313]写过一篇煽动性的文章，谈到了三K党的目的，他把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描述为“旧式先驱族的美国大众”与“理智上的杂种自由派”之间的斗争。他抱怨说，“北欧日耳曼血统的（Nordic）美国人”，他们的一切道德和宗教价值都被入侵这个国家的种族破坏了；他们受到了自由知识分子公然的嘲笑。埃文斯写道：[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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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场平民的运动，在文化、思想支持和领导层的训练上非常薄弱。我们要求，而且希望成功将权力返还到平凡、文化不高、不过分理智化、纯真无瑕、保留美国风格、属于古老一族的平民之手。我们的成员和领导全是这一阶层——它几乎自动地与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对立，这些人掌握领导权、背叛美国精神，我们盼着从他们手中夺取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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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薄弱之处。它让我们很容易遭到“乡巴佬”、“土包子”、“二手福特司机”这样的指责。我们承认这一点。更糟的是，我们很难表达我们的理由，很难以最为有效的方式支持我们的运动，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善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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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平民运动都恰恰面临着这个不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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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情感和本能，而非冷漠的理智；三K党相信，这一点并非薄弱之处。所有行动都源自情感，而非源自推理。所有行动都以我们的情感和本能为基础，这两者已经孕育在我们之中几千年了；在理性占据人的头脑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存在……它们是我们美国文明的基础，甚至在这一点上比我们伟大的历史文件还重要；没有自然本性的知识分子，他的金发的推理得不到信任时，情感和本能却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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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说得不着边际，语气还极端。但困难在于，除了这种极端的行动手段，别无他法。关于这一点，三K党卑劣的历史有着生动的描述。基要主义者的恐慌也是如此。有位佐治亚州州议员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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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圣经》。它教你怎么行动。读读赞美诗。那里面写的诗歌最美。读读历书。它告你怎么看天气。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书必须一读了，因此，我反对所有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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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州议员没什么名气，很难引人注意；但是，对于一位三次参选总统的国务卿，我们就不能这样认为了。此人就是布莱恩[315]，1924年，他在一次对安息日复临派[316]信徒的演讲中声称：“美国遭受的一切不幸都源自教授进化论。最好只保留《创世记》前三句[317]，把写成的其他每本书都毁掉。”[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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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反进化论教育的运动中，基要主义思潮达到了顶点；而正是在斯科普斯审判中，它发起了最为坚决的斗争。这场审判把基要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思想对垒中的所有关键问题完美地渲染了出来。“进化论在公立高中是否有一席之地”的争议成为焦点，这证明了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从精英意识的层次中降了下来，成了大众经验的一部分。之前在学院和大学里，曾出现过一场围绕教育中的进化论展开的斗争。在1860年之后的三十年间，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神职者试图阻挡达尔文主义浪潮。但是在学院和大学，斗争发生在精英阶层，而反进化论者遭受的失利并未伤及基要主义者的命脉。毕竟，真正的信仰者里，很少有人上大学，而其中能上大学的也可以寻找死水一潭的学校，因为那里永葆纯洁，不受《物种起源》的侵染。但是，截止到20世纪20年代，进化论教育走下教育阶梯，影响了高中，而高中也开始接触民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五年，高中的数量翻了一倍还要多；战后则继续迅速增长。高中文凭显然成了大多数美国儿童接受教育的重要环节——如果他们准备争取成功，他们就必须接受教育，以能达到这个水平。此时，那些虔诚、有志的美国群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应该上高中；他们也明白，这些孩子肯定会在那里受到进化论的威胁。约翰·T.斯科普斯之所以在田纳西受到审判，正是因为使用了乔治·亨特的《大众生物学》作为教材。但在1919年，这本书就已经被国家教材委员会认可；而1909年，它就在美国学校中使用；当它被发现是危险品时，这已经是十五年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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