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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第七章 改革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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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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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中叶为止，在美国行政部门的选任岗位和聘任岗位中，绅士都已经退化为边缘人物。他们基本上疏离了美国政界。一度，内战淹没了他们的不满。这场战争是搁置文化批判的重要危机之一。它是必须紧急处理的一项事业，一次干扰，一个任务。总体上，北方的显贵阶层都团结一致支持国家，他们并不考虑自己建议拯救的政治文化是否值得拯救。因为他们清楚，林肯让他们安心；他任命了很多知识分子和文人担任外交官——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约翰·毕格罗（John Bigelow）、乔治·威廉·库尔蒂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以及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这使他们颇为满意。如果美国的民主文化能创造出这样的人物，那么说到底，他们要对它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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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争一结束，这套制度的失灵似乎只能用戏剧化来形容。尽管牺牲了成百上千的生命，战前一代人的政治失败得以拯救，但在南方重建[421]（Reconstruction）彻底破产时，有一点显而易见：除了拯救联邦这个最低的目标，人们什么也没有做到，什么也没有学到。那时，新一代企业家比老一代更加贪婪；政治也看起来沦陷在了挑唆斗争的煽动中，它将公共领域分配给了铁路大亨和关税欺诈。1856年时那个充满理想的共和党，已变为本杰明·F.巴特勒[422]和本·韦德[423]的政党，变成了格兰特政府的那群丑闻缠身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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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当1868年理查德·亨利·达纳[424]试图剥夺本杰明·F.巴特勒的马萨诸塞州议会议员职位时，许多改革者就看到了局势的走向。两人的争端尖锐地展开：在海湾州，在这个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心脏和中心、属于显贵群体的道德与理智的源泉，这个阶层中的一员试图将那位在政界之中口无遮拦、愤世怀疑的突出代表赶出政治舞台。《纽约时报》认为，这是“当地的理智、清醒、反思者与这一社会的不智、鲁莽、狂躁、肆无忌惮的分子之间的斗争”。[425]它也是少数派与移民、工人组成的压倒性多数派之间的争斗，其特点在于，达纳使用的仍然是近乎传统笨拙风格的竞选技巧。[426]这场选举残酷地揭示出了达纳一派惨淡的前景；他得的选票连10%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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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纳的蒙羞只是一系列震动的开始。改革派的友人同样状况不佳。幽默十足的莫特利就被安德鲁·约翰逊剥夺了外交官职务；虽然格兰特重新起用了他，但后来，由于格兰特想用他来打击萨姆纳，故而再次将之抛弃。由于政治家们不喜欢法官埃比尼泽·R.霍尔（Ebenezer R. Hoar），因此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的提议被否决。[427]（西蒙·卡梅隆问道：“一个把七十位参议员都不放在眼里的人，还能指望他做什么？”）担任专项税务员的大卫·A.威尔斯，尽管是有能力的经济学家，但因为他的自由贸易主张而被撤职。支持行政改革的领袖雅各·多尔森·考克斯，由于缺少总统的支持，被迫辞去了格兰特政府内政部长的职务。1870年，亨利·亚当斯解释了自己为何离开华盛顿去往哈佛教书，他写道：“我的所有朋友都已经或正处在被逐出政府的边缘，我将孤立无援，消息闭塞。”[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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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相信林肯和格兰特的共和党会带来一场改革的年轻人，如今不再抱什么幻想。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了一个全新的令人灰心丧气的美国；文人改革派成了美国奇特的异端，这些失意的贵族，他们的存在恰恰凸显出了教育和智识已经不再是政治和经济中的力量。这些文人改革派，他们的主要理念都针对行政部门；他们的首要议题就是行政改革；他们的理论代言人是《国家》杂志的E.L.葛德金[429]；他们最为成功的政治英雄是格罗弗·克利夫兰[430]。他们卓越的文学丰碑就是亨利·亚当斯[431]以艺术性的自怜为特色的杰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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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历史学家回顾了文人改革派，他认识到，这些改革者很少或完全没有触及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感到改革者的血液变得稀薄，他欢迎他们之中大胆、狂暴的人物，比如后来出现的约翰·杰伊·查普曼[432]。但是，这一阶层代表的是社会中大多数政治积极的知识分子；如果心智有地位的话，那么它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这些人的命运。他们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当洛威尔请求葛德金在《国家》上抗议“共和党所谓的‘没脑子一样过得好’这个奇怪的看法”时，当查尔斯·艾略特·诺顿悲叹，甚至有点偏狭地发牢骚说，“在我看来，也只有《国家》、哈佛学院、耶鲁学院算是坚固的壁垒能阻挡现代的野蛮和粗俗的入侵”时，[433]他们要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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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改革型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全国性的，也代表不了所有民众。一般来说，文人改革派都生于东北部——主要在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尽管有少数人散居在北方佬和纽约人开拓的中西部。在道德和思想上，这些人都是新英格兰的继承者，而且大部分都是新英格兰人的后裔。他们奉行神体一位论和先验主义的哲学取向，履行清教主义的道德意图，承续自由土壤运动[434]的改革遗产，秉承新英格兰对教育和理智主义的敬畏，保持着北方佬对公共职务和行政改革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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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必须补充，他们充满着北方佬的自信和自命清高；大多数文人改革者都确信自己在道德上是纯洁的。出版家乔治·黑文·普特南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改革者，他宣称：“每一代公民都培养了一群不自私不自利的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他们准备着把自己的劳动和能力投入他们力所能及为同胞带来的服务中。”[435]这种无私的服务能力立足于财务上的保障和稳固的家族传统。虽然文人改革者通常不算富人，但他们几乎都达到了稳定的小康水平。他们都不是那种出自寻常人家或贫穷人家的自我奋斗之人；他们的父亲都是建制阶层，有商贾和制造业主，有律师、牧师、医生、教师、编辑、记者和出版家；他们循着父辈的足迹进入商业和各个专业领域。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普通人：当大学文凭还很稀少时，他们当中就有数量可观的人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而大部分没有得到该学位的人也都拥有了法学学位。一部分人是史学家、古董家和收藏家，其余一部分人则写作诗歌、小说或文学批评文章。很高比例的大学生都来自哈佛或耶鲁，或新英格兰教育传统的前哨，如阿默斯特、布朗、威廉姆斯、达特茅斯和奥柏林学院。可以确定，其中有宗教背景的人都属于上层教派（除去几个独立人士和怀疑派人士不论），尤其是那些深受新英格兰传统影响的教派，或吸引商界显贵的教派——如公理宗、神体一位论派、圣公会。[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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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亨利·亚当斯的辛酸描述，文人改革派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是无家可归之人。他们很少有朋友，没有同盟。而在美国生活中的几乎所有地方——政界和商界，把持着种种事务的是那种朴实但又粗俗、冷酷的人。内战后，亚当斯从英国一回到华盛顿，就发现这样的人在掌权：[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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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迟早会认识到，［格兰特以及］其他人都是这样一类人，只不过各有不同，各有差别，这很正常。这样的人，精力旺盛，但很少用在思想上；他们生于土壤，然后走向权力；动不动就怀疑自己和其他人；畏葸犹疑；嫉妒，有时还记仇；他们外表多少有点迟钝，总得需要点刺激的东西；但是，最大的刺激莫过于行动——就是战斗的本能。这样的人是自然之力，原始的活力，就像鳍甲鱼，但他们迅速就干掉了学者。他们指挥着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他们只看重这样的人。事实如此；逻辑和智识一下子就被压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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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人无论往哪里看，都会发现自己四面受敌，面对着一种令他们陌生的心态。他们怨恨那些在商界和公共事务上让自己相形见绌的新兴富豪——他们认为这样的富豪为人粗俗，招摇，会危害社会。其中就有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438]描述的那种大亨。他说，在自己多年的交往中，他就没遇到过像他们那样，让他再也不想多看一眼的人；“在我的脑海中”，他们“很难跟幽默、思想、优雅这样的概念联系到一起”。[439]政治家也是一样粗俗——葛德金称他们是“下流的贱货”[440]——他们把自己的粗俗跟低效、无知和腐败混合在了一起。亨利·亚当斯回到华盛顿没多久，一位内阁官员就对他说，跟众议员可别讲耐心，那毫无意义：“你跟他们不要讲策略！众议员就是猪！你得拿根棍儿，敲他们的猪嘴！”波士顿、新英格兰、纽约的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警告亚当斯，“体面的年轻人在华盛顿毫无立锥之地”；他自己也会发现，这里并没有让敏锐、优雅之人得以影响事务的氛围、社会环境和社会媒介。[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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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社会跟他一样都不自在。行政机构和国会都远离社会。社会中人在政府里也没有耳目。政府里也没人懂得凭什么要咨询社会中人。社会完全与政治绝缘，政治与社会脱节。内战的幸存者——像乔治·班克罗夫特或约翰·海伊（John Hay）——努力站稳脚跟，但难有卓越成就。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说自己想说，但是，没有人太在意他们的所说和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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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改革派不但疏远了商业公司和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也与公众疏离。由于在社会中处于风口浪尖，因此他们并不努力寻求激烈变革；由于他们太轻视其他类型的改革派，故而他们没有发展出政治同盟。农民对他们古怪的热情和拿货币当万能药的做法并不满意，这只会激起他们对农民的厌恶。恃才傲物、斯文风雅和阶级利益，都让他们疏远了工人阶级和移民群体。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表达过他这个阶级的普遍感受，他说，“我的地位，让我跟劳动者毫无交往”；他又补充说，如果交往，那么“我们彼此都觉得无趣”。毋庸置疑，这两句话都是对的。[442]对于移民群体，改革派认为他们在恶政中发挥的作用成为政治大佬的力量源泉之一。有时候，改革派还怀疑自由式民主和男性公民选举权的好处，他们还轻率地想用教育水平测试或人头税来剥夺选区中最愚昧的选民的选举权。[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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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文人改革派远离了与自己有着不同需求的主流的社会利益，由此，他们失去了有用的政治同盟，也被宣判为对政治毫无一用。他们不得不满足于这样的憧憬：希望靠影响“数量有限的有文化的心灵”[444]、发动——如詹姆斯·福特·罗兹[445]所言——“有资产、有理智”的人来偶尔实现自己的目的。卡尔·舒尔茨[446]在1874年时曾言：“我们想要一个令这个国家的优秀之人感到自豪的政府。”[447]他们实际上想要的就是由受过良好教育、有公德心的精英担任领导阶层——就在这个让精英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百无一用的国家里。“优秀之人”是局外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成了累赘；他们受过的良好教育当然也是如此。1888年詹姆斯·罗素·洛威尔抱怨说：“按照我们的一些政治领导人和许多报纸的看法，知识分子事实上不允许评判公共事务；或者说，不允许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评判……最起码，他们无法把自己的评判传达给同胞。”[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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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改革派意识到了自己不受欢迎，因此无法向政治或行政中心发起正面进攻，故而，他们不得不采取独立的策略。由于两个大党之间的实力差距总是非常微弱，因此力量较强的独立派系以脱党（bolt）相威胁，来产生与自己的规模并不相符的影响力。[449]短时间内，改革派似乎稳坐钓鱼台，让人难以忽视，他们几乎施加着真正的影响。一开始，他们自认为能在格兰特政府里有些话语权；而当格兰特对他们失望之后，大多数改革者都加入了1872年自由共和派[450]那次命运不佳的脱党。之后，虽然海斯[451]小心迎合他们，他们的期望燃起，但还是以失望告终。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派不得不满足于有限的胜利，比如，邮政部改革，纽约海关改革，或时不时地任命汉密尔顿·费什（Hamilton Fish）、E.R.霍尔、威廉·M.埃瓦茨（William M. Evarts）、卡尔·舒尔茨、韦恩·麦克维（Wayne MacVeagh）这样的人进入内阁。1884年大选，他们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他们相信，退出共和党的头领派[452]会让纽约州不支持布莱因[453]，而倾向克利夫兰，由此让后者在竞选中胜出。不过，他们在立法上的杰出成就是《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454]通过后带来的行政改革。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因为行政改革这一属于绅士阶层的议题正是美国政治文化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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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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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的核心思想——他们全都认同这一思想，而且它激起了他们最深刻的关注——就是行政事业的改进。他们相信，不改革这一点，其他改革是不会成功实现的。[455]行政改革的理想与专业政治家的信条针锋相对：后者信仰政党组织、党派回报，以及岗位轮换的做法；而要求能力、效率以及行政精简化的改革派，他们的理想则是凭实力公开竞争上岗，保障职位的稳定。改革派参考了各种模式用于自己的方案——如美国军役制度，普鲁士甚至中国的官僚系统；但是，这个以英语为中心的知识分子阶层主要还是受到了英国的启发：自1854年《诺斯科特—崔维廉报告》[456]出版以来，英国的行政转型就一直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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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行政改革家在设计方案时充分意识到了行政部门与阶层结构和教育体系的有机联系。按照格莱斯顿[457]的观察，他们计划的行政制度赋予了绅士阶层“对所有高级职位的控制权”；而那些接受过实用又廉价的培训的人所能担任的岗位，他们都分配给了社会下层人。[458]这一规划深受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的影响，他认为“行政部门的上层只能由文化竞赛筛选出的有教养、有文化的绅士来负责”。在历史悠久的大学中接受过严格古典训练的绅士担任高级职位，而底层职位的候选者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每一类在招募人员时，都通过竞争考试，这保证了所选拔人才的实力。1877年，改革派领袖之一查尔斯·崔维廉爵士跟美国朋友描述说，英国的变革不仅成功，还得民心。“虽然受益于旧式庇护制的人数量不小，但是”，他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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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冷落的人要更多；这些人是忙碌的各种专业人士、律师、各个教派的牧师、教师、农民、店主，其中还包括了我们国人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很快就领会了新制度的理念，他们欣然接受了它，认为它是宝贵的、额外平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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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查尔斯爵士还评论说，这场提升了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效率的变革，也“为教育带来了不可思议的推动”。从前，想要投身行政工作的社会的上层子弟，都缺乏前进动力，因为任职是板上钉钉的事。如今，他们明白了，自己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新的行动精神随之出现。行政部门和军事部门的开放，影响了全国教育，它们抵得上十万项最有价值的奖学金和优胜奖……”[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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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改革派对美国改革派的吸引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数美国改革派领袖关心的并不是为自己牟利，因为，如果美国行政部门中的大部分开放的职位都采取竞争考试，那么这对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460]但是，当他们明白，按照他们生存的社会所具有的标准，他们并非职位的首选，而且自己也没法帮助朋友，他们就有了蒙羞之感。[461]对于他们来说，主要的分歧涉及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理想，也就是将自己的纯洁和优秀这两个标准投射入政治实践。“国家的品格”是最要紧的。他们在大学古典经济学课程里学到的自由和竞争优势这样的原则，既然能用于关税问题，那么也应该用于行政事业：行政部门中凭实力的开放竞争就相似于实业中的公平竞争。[462]但是，对于专业政治家来说，决定实力的手段——竞争考试——似乎笼罩着学校的光环，它立刻就激起了他们对智识、教育和培训的敌意。他们一上来就会说，这是“老师的考试”。当这个分歧涉及职业时，就直接触及了敏感的神经，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从而打开了煽动反智主义的闸门。专业政治家谴责以考试为基础的行政制度观：说它提供稳定的职位，这是贵族风气，效仿了英国、普鲁士和中国的官僚制；说它顺从了君主制度，威胁到了共和主义；还说它是军国主义，因为考试要求本是军队的制度，却被他们当作了模式之一。从一开始，受过训练的智识就遭到了怀疑。1868年，当罗得岛州众议员托马斯·A.詹克斯（Thomas A. Jenckes）提出行政改革的提案时，伊利诺伊州众议员约翰·A.罗根（John A. Logan）在国会中用下面的话做了一番抨击：[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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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提案是要在这个国家搞贵族制……它会让我们得到两种国家学校——一种是军校，一种是公民教育学校。这两种学校垄断了所有通向政府的渠道。除非一个人能考上其中一种学校，在它们那里登记在册，否则，他难以在这个政府里得到职位，无论他的能力有多大，无论他的资格是多么无可争议。一旦他考上学校，人生就搞定了，下面关心的就是让孩子也去上学。在这两种学校里，学生很快就会明白，他们是管理政府的不二人选；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定：政府只能由他们而非别人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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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行政制度展开的争论表明：专业政治家担心，对能力、文化、智力的要求会威胁到政治机器依赖的分赃原则；面对着这种威胁，为了维护这一原则，他们会毫无节制地煽风点火。一位印第安纳州众议员就描述了这样可怕的前景：比如说，在竞争考试中，弗吉尼亚华盛顿学院——罗伯特·李曾担任校长——的一个毕业生，会比一名“西部普通学校或讲习班里出来，但在奇克莫加河[464]上失去一条胳膊”的残疾士兵发挥得更为出色。他说，人民“可不愿意让叛军学院的学生凭借竞争考试和学业成绩，来取代残疾、爱国的共和国士兵。虽然他们在教育水平上毫无优势，但实践经验更丰富，更适合这个岗位”。[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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