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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知识分子：疏离与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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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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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式的反智主义依然在美国生活中弥漫，但与此同时，智识具有了全新而愈加积极的意义，知识分子们渐渐享受到了更大的认可，而且还以某种方式，享有了更令其满意的地位。这种新的认可，生硬地落在他们的肩上。许多知识分子，习惯于被抛弃；而且多年以来，基于抛弃还会继续这一预期，他们形成了惯有的对社会的强烈反应；由此，他们渐渐觉得，疏离是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合适而又高贵的立场。他们越来越忧惧的，不是受到抛弃，也不是公然的敌意——尽管他们已经学着对此做出应对，并且他们几乎已然将之视作自己应有的命运——而是疏离的丧失。至于诸多极为果敢、更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尤其心烦于这样的担忧：随着他们不断被承认、被吸收、被利用，他们会开始一味顺从，会不再具有创造力、批判性和真正的用途。这就是他们所处立场的基本悖论——一方面，他们的确怨恨反智主义现象，视其为我们社会之严重缺陷的标志；但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认可以更深重的方式困扰着他们，并将之分化。也许，在今日知识分子界，所出现的、最能造成分裂的争议，就围绕着分别确立在旧的疏离和新的认可之上的价值。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问题在近些年来是如何引发的，然后再考察一下知识界的历史地位，以期从中能有所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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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世纪50年代反智主义盛行，但知识分子本身，尤其是中产和旧式的几代知识分子，当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并没有倾向于对美国价值观展开反击。相反，出乎意料的是，正当他们因为所谓的本质上的不忠诚而遭受最猛烈的攻击时，他们却重新拥护了自己的国家。甚至麦卡锡主义也没能令他们却步：尽管他们会担心，这位参议员及其暴徒也许会破坏某些迄今为止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价值，但这样的担忧恰恰提醒着人们，美国的旧式价值中，有些东西的确弥足珍贵。而一些老派的、明显传统的、反对麦卡锡的参议员备受赞誉，他们被视为个体性的丰碑，铭记着美国庄严的正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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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党派评论》——可以看作美国知识界的内部刊物——的编委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新态度做出了非官方的认可，在一次主题意味深长、名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的、值得纪念的笔谈会中，他们贡献了若干议题。[900]按照其解释：“如今，美国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和它的制度处于新的道路上。现在……许多作家和知识人士都觉得，他们与自己国家及其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无论好坏，大多数作家都不再认同疏离是美国艺术家注定的命运；相反，他们非常想要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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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的问题涉及了知识分子与美国的关系，而二十五位撰稿人对此的回应则表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仅全都意识到，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日益融洽，而且大部分撰稿者还接受了这一点。倘若我们忽视他们做出的保留条件，以及相伴随的、反对过分自满的警告，那么，我们恐怕就夸大或歪曲了他们的接受；我们可能以为他们自满，但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对他们观点的综合评述，可以揭示出，一部分曾经强烈地受到疏离的知识阶层，是如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大部分撰稿人都同意，“不断加剧的、全然的疏离”习惯，似乎不再合乎情理。还有几位撰稿者将疏离作为历史现象，他们的论述强调说：疏离通常是矛盾的感情，过去的伟大作家和思想者都既反抗美国社会，也强烈地肯定它的许多价值观，而且还深深地对社会抱以认同——的确，反抗和肯定之间的张力，在很多时候，恰恰都联系了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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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怀疑过：身为不顺从的批评者，知识分子的这一角色具有根本的价值；也无人认为，知识者应该将之放弃，仅仅成为他的社会的代言人或辩护者。不过，有一点却是共识，美国知识分子不再将他们的国家视为自己必须逃离的文化荒漠；他们也不再像一位作家认为的那样，将美国与欧洲相提并论时，会带着“青春期的窘态”来注视它。如今，比起二三十年前，知识分子在美国会觉得更为自在；他们与美国现实达成了妥协。“我们在见证这样一个过程，”有人写道，“它或许可以描述为：美国知识界的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改变的，不仅有知识分子；国家也在变革，在改善。它在文化上已然成熟，不再听从欧洲的训导。富人和权贵都接受了，甚至遵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因此，美国已经成为相当惬意的地方，让人们可以进行理智的或艺术的活动，而且这样的追求在这里也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有一位撰稿者，觉得整个笔谈会太过自满，但即使如此，他也承认：“如今，那种认为美国是特殊的荒蛮之地的看法，似乎是愚蠢无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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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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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五位向笔谈会供稿的作者中，只有欧文·豪[901]、诺曼·梅勒[902]、C.赖特·米尔斯[903]三人，与编委问题的默认态度并不一致；而还有一位，德尔摩尔·施瓦茨[904]，则认为有必要反抗“那种如今在知识分子中成为主流风气的、想要顺从的意愿”。在这些异议人士看来，如此重新拥护美国，完全就是屈服于种种现行的、具有保守和爱国倾向的压力，是对安逸和自满投降。“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这样的观念，恰恰冒犯了他们——C.赖特·米尔斯说，这是“畏缩地听凭现状”，“软弱急切地顺从”，“企图以虚假无效的方式来证明这样的思想行动是合理的”。有些年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成年记忆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争论，对部分人来说，还可以回溯到20年代，他们似乎一心想要放弃过分简单的、保持疏离的做法，尽管他们曾经受到误导、堕入其中；但是，对于年轻一些的人来说，这显然是难以理解的道德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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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还是在《党派评论》上，异议撰稿人之一、时为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教授的批评家欧文·豪，强有力地向这份刊物上的主流观点，提出了反驳。在《这个顺从的时代》一文中，[905]欧文·豪断定说，这场笔谈会“令人不安地标志着知识分子在文化顺应的方向上漂浮”。他说，资本主义，“在其最晚近的阶段，为知识分子找到了体面的位置”，他们没有抵制同化，而是开心地回到了“国家的怀抱”。“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是顺从体制的人。”甚至那些依然试图采取批判立场的人，也变得“听命于责任，温和。而且驯顺”。在大众文化产业以及不断发展的学院和大学系统中，新职位的扩增帮助知识分子被纳入了永久战争经济[906]中。“美国的思想自由经受着严酷的攻击，而大体来说，知识分子们在维护那些作为其存在之先决条件的权利上，表现出了令人痛心的战斗精神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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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自满的文化顺应，欧文·豪所提出的反理想并不新鲜，即波希米亚社区。[907]福楼拜早就说过，波希米亚是“我辈的祖国”；欧文·豪相信，在美国，它也是文化创造力的基本前提。“美国精神生活的最令人兴奋的若干时期，往往都与波希米亚风的兴起步调一致”，他如此断言；即使这一提议的困难之处令他忧虑，但他接着又补充说：“和睦也是一类波希米亚的方式，既安详，又颠覆，而且超然。”波希米亚已然成为一种策略，可以将艺术家和作家团结在一起，与世界搏斗，也为世界斗争；但是如今，它的功能瓦解了。“波希米亚渐渐消失，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背景，其中所留下的，似乎是想要的，却也是伪造的。”波希米亚的解体以重要的方式催生了“在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之中可以发现的孤独感，还有消沉沮丧的孤立感，它们去除了自由乐观的意识形态”。曾经，青年作家们团结起来面对世界。现在，他们“堕入郊外、村舍、大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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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豪说，这不是要斥责谁在“背叛”，或是呼吁知识分子在物质上奉行禁欲。问题在于这种“缓慢的消耗，它摧毁了一个人站稳立场、保持独立的能力”，在一连串微小的让步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消耗。“最令人惊恐的是，关于知识分子事业的整个理念——此理念即，将生命奉献给那些商业文明不可能实现的价值——逐渐失去了它的诱惑。”在他看来，反对商业文明的战斗自在地具有首要的价值。因为，如果企业文明和艺术价值的冲突，不再像我们从前认为的那样如此紧迫，那么，他声称：“我们必须抛弃掉20世纪的大部分，而且基本上是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和思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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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前种种确定性的丧失”，欧文·豪感到很遗憾，“它们至少有助于让抵抗变得易行”。莱昂内尔·特里林[908]在笔谈会中的看法尤为冒犯了他，其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环境，尽管有种种缺陷，但依然得到了提升，超越了三十年前。欧文·豪辩称，“拿1923年活泼、精神自由的文化生活，跟1953年沉寂低落的状态相比，或是将两者的文学成就相提并论”，这只不过是有趣的异想天开。如果富人阶级接受了知识分子，那么仅仅是因为，后者变得驯服，不再被认为会挑战财富；相反，他们会在财富面前“有损尊严地匍匐跪拜”。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加无力，尤其是成了新的注重现实的人，“他们贪恋权位，就在这一位子上，放弃了言论自由，但身为政治人物，他们并未让自己具有什么重要价值”。只要知识分子“被吸收进了官方认可的社会体制，他们就不仅丧失了自身传统的叛逆性，也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发挥知识分子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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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任何选择都胜过了将自己的才华服从于他人的使用：“完全疏远权力和声望的来源，甚至盲目无理地拒绝我们文化的各个方面，这都更加有利健康，只要可以顺畅地清理掉好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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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豪的文章并不完全是个人性的文献，它是某种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的宣言。几年后，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洛伦·巴里茨（Loren Baritz），也从相似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制度，他详细说明了如下看法：“任何知识分子，只要接受和认同了自己的社会，他就像妓女一样滥用了自己的技能，成为背离自身传统的叛徒。”他质疑说，“理念人”是不是“必须按照自己的本性那样，保持批评家的姿态；那些由衷地信任和赞同自己社会主流思潮的知识分子，能不能让心智的要求与社会的要求保持一致”。[909]他呼吁知识分子坚持原则地从社会体制、关系、责任和权力中撤退：“听任知识分子被吸收进社会，他就冒着严重的危险，允许自己被社会消化……一旦他接触权力，权力就会伤害他。”正确的反应是有意与社会责任保持疏远：“当知识分子对社会，而不是对理智负责时，他的心智最起码来说必定丧失了部分自由和弹性，而这两者却是他最基本的配置。”如果知识分子退回象牙塔，那正是因为“这种需求：需要脱离社会责任、脱离关系，需要自由，来自孤立和疏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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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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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先听听《党派评论》笔谈会的主流态度，然后再听听欧文·豪先生和其他异议人士的看法，那么就会听到两种声音，它们来自一种既不算新，也不陌生的对话。对疏离的自觉关心，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知识分子所独有；几乎两百年间，它都是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群体生活的重要主题。在之前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工作，与教会或贵族制，或同时与两者密切相关，对社会持续的疏离还是很罕见的。但是，从18世纪开始，现代社会的发展创造出了一套新颖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还有一种新型的意识。在西方世界，早期现代资本主义的丑陋、物质至上、人类无情的剥削，都无处不在地侵扰着敏感的心灵。赞助制度的终结，思想和艺术市场的发展，都让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精神展开了尖锐而且通常令人不安的对抗。知识分子悖逆了新型的布尔乔亚的世界，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进行——如，浪漫地主张个体反抗社会，用波希米亚式的团结，用政治的激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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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重要的历史先例时，欧文·豪先生当然会回到比如福楼拜：对于法国资产阶级的愚昧，他算是孜孜不倦的鉴定家。[910]在英格兰，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以别样的方式试图分析新型的文化状况。在美国，先验主义者们始终都在论述，当个体忍受现代社会时，他的敏感会体验到什么样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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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普遍问题，每个国家都会面临自己特有的变体，因为每个国家都具有各自类型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对于20世纪的知识分子来讲，美国的疏离背景让毫不妥协的疏离立场，看起来既正统、不言自明，而又合乎惯例；因为在19世纪的美国社会，得到接受的权威作家与先锋作家，都有可能会保持疏离，他们有时并不偏激，有时却相当激烈。对于这样的社会，可以正确地认为，在19世纪中叶左右，甚至是那些适应社会的知识分子也并不完全适应。因此，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由于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的理解是由美国社会的历史所塑造，故而，如果说知识人士应该体会成功，应该与权力建立联系，那么对于这样的看法，他们就会觉得怪异，甚至感到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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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我们之前的时代，有两群知识分子就与影响深远的社会权力之运作保持着关联，并且还是推动者，这就是清教神职人员和建国之父。上述每一个群体都在一段时间之后失去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部分是由于自身的失败，一部分是因为种种超出自己控制的历史环境。但是，每个群体又留下了各具特色的遗产。清教神职者建立了新英格兰的理智主义传统；而这样的传统，随着众多新英格兰人四处定居而向外推广，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它促进了美国绝大部分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的发展。[911]开国的清教徒们尽管有着严重的缺点，但是至少，他们仍然尊重思想，尊重精神的强度，这是衡量理智成就的必要标准。凡在这一传统复兴之处，这样的强度通常都会产生惊人的激发精神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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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清教徒理念影响的国父，他们的遗产也同样重要。在新兴国家的发展中，当民众致力于将自身从受殖民的状况中解放出来并塑造新的身份时，知识分子似乎总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美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们恰恰也是如此，他们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为这个新的共和国赋予了连贯自洽又相当可行的思想体系，赋予了对其身份和理想的定义、对国家历史地位的意识，赋予了民族感、政治制度和政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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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820年之后，各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局迅速破坏了旧的共和制度，尽管美国革命的进行正是以之为准，《宪法》也采纳了它，而联邦党人和杰斐逊一派恰恰是在这种制度中得到了培养。随着跨越阿勒格尼的人口向西定居，随着工业的发展、政治上平等主义精神的兴起、南方杰斐逊派的式微，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美国民主的显贵阶级，日益衰败。平信徒和福音派已然废黜了建制派神职者。此时，新型的民主领袖带着新颖的政治风格，也从政治领导的位置上罢黜了商贾——专业人士阶层。很快，新型工业家和推销商，也会在商业中令这一阶层彻底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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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下来的是拥有可观财富、闲暇和文化素质，具有绅士风范的阶层，但他们掌握的权力或影响相对较小。这一阶层是严肃作品和文化机构的受众与资助人。其成员所阅读的书籍，都出自权威的美国作家之手；他们还订阅面向高知的老刊物，支持图书馆和博物馆，让自己的子女去旧式的文科学院，研究古典课程。该阶层还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温和的、批判社会的传统：它对贵族气派的偏爱，足以同处处涌现的、最为俚俗的平民民主特征针锋相对；它遵循的行为准则，足以同新兴资本家和种植园主的粗鲁的实利主义截然相悖。在美国，极为雄辩的批判道德的传统，就是由贵族绅士的几位毫不妥协的子弟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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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有人认为这一阶层继承了旧式共和制度的严肃传统——建国之父明确体现出了这个传统——那么，他就会立刻发现这一阶层的某种相对的软弱性，它保留了贵族阶层的礼仪、志愿和偏见，却没能维持住其权威地位。旧式共和制度的领袖，他们的精神面貌被之后一代代贵族传承下来，然而，他们变得不再英勇，缺乏力量。国父文化的承继者，我想称之为游离文化[912]——我用游离一词，指的不仅是习惯用法上所说的镀金时代的上层阶级的改革运动，还指失势的贵族阶层的精神和文化风貌。整个19世纪，当那种独立而有教养的美国心灵表达自身时，这一阶层提供了受众。[913]这种游离的心灵，新英格兰的影响对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从清教徒中继承了某种庄严性和崇高志向，却难以保持住清教徒的激情。它以更直接、更切近的方式，从国父们和美国启蒙运动那里，承继了一系列理智上的追求和对公民的关切。但是，在游离的气氛中，18世纪共和式的理智德性，逐渐衰竭，直至干枯；主要原因在于，游离派思想家几乎总是被剥夺了让这些德性与实践经验建立密切或有机联系的机会。对于国父文化来说，必不可少的一点在于，它要接受经验的检验，它不得不处理严肃而错综的权力问题；而游离派文化的特征则是，它与经验的关联、与权力的联系越来越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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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派的思想重现了国父们的古典精神，还有他们对制度的激情、对心智的尊重、想要将世界合理化并让政治制度体现出应用理性的愿望，也重现了他们认为的社会地位是政治领导的合适支点这一设想，以及他们具有的含蓄的关切：关注于为人们恰当的社会角色提供正派的榜样。但是，当贵族阶层退出了在美国发生的种种至为紧迫、最令人紧张的变革，当他们渐渐撤出了美国商业和政治核心机构的管理层，当他们选择不再认同普通民众的志向，那么，这一阶层就制造出了过分精细、干涸枯竭、清高漠然、自命不凡的文化——所有这些特征，桑塔亚纳在界定文雅传统时，都考虑到了。这一文化的领袖们更关心智识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它要具备创造力。G.K.切斯特顿在另一个语境中所说的话也适用于他们：他们表现出的，是对拥有智识的骄傲，而不是使用它的快乐。[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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