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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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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缘起于1953年4月27日，我受邀赴密歇根大学进行第一场海沃德·肯尼斯顿讲座（Heyward Keniston Lecture）。这次演讲，后来以略作扩展的形式刊行，即《美国的民主与反智主义》（“Democracy and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密歇根校友评论季刊》（Michigan Alumnus Quarterly Review），1953年8月8日；它让我意识到，我已经提出了各种尚未解决的议题；我觉得必须要继续处理它们。本书的不同部分，都曾做过讲演，这至今对我颇有助益：第一次是为剑桥大学众多本科生历史社团，1958—1959学年，我在那里担任美国历史与制度的皮特讲席教授（Pitt Professor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之后，是1961—1962学年，俄亥俄州海勒姆（Hiram）的海勒姆学院，斯佩里和哈钦森讲座（Sperry and Hutchinson Lectures）；南加州大学，海恩斯基金会讲座（Haynes Foundation Lectures）；史密斯学院，齐斯金德讲座（Ziskind Lectures）；最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1962—1963年秋季学期，我是该校人文科学理事会（Humanities Council）高级访问学者以及1932届讲座教授（Class of 1932 Lecturer）。对于上述院校的许多人士，我要感谢他们的盛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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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中的某些特殊方面，在进行时，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uncil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以及教育发展基金会（Fund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之“美国历史中的教育角色”委员会项目的资助。卡内基公司的赞助，让我可以将整个休假年用于这一研究，若非如此，我不可能提前完成，并且获得充分的科研帮助。而哥伦比亚大学慷慨地安排了自由时间，但是，仅仅提及这一点，还不足以感激我从研究生，到成为历史系一员的这二十五年间，在哥伦比亚大学收获的诸多思想上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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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翠丝·凯薇特·霍夫施塔特（Beatrice Kevitt Hofstadter）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了文本和实质内容上的批评，其价值不可估量。我的同事，彼得·盖伊（Peter Gay）和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都阅读了整部书稿，给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在撰写本书的几年里，我的研究助理小菲利普·格雷文、卡罗尔·格鲁伯、尼尔·哈里斯和安·莱恩都在原始材料方面，收集了丰富的资源。几年间，许多友人纷纷襄助，或是讨论我的看法，提出意见，引导我注意新的资料，或是检读某些章节的草稿；我要谢谢丹尼尔·亚伦、丹尼尔·贝尔、李·本森、约翰·M.布卢姆、卡尔·布里登博、保罗·卡特、劳伦斯·克雷明、芭芭拉·克罗斯、罗伯特·D.克罗斯、马科斯·坎利夫、斯坦利·埃尔金斯、朱利安·富兰克林、亨利·F.格拉夫、罗伯特·汉迪、H.斯图尔特·休斯、爱德华·C.柯克兰、威廉·L.罗希滕贝格、埃里克·麦基特里克、亨利·梅、沃尔特·P.梅茨格、威廉·米勒、欧内斯特·内戈尔、大卫·雷斯曼、亨利·罗宾斯、多萝西·R.罗斯、欧文·赛恩斯、威尔逊·史密斯、杰拉德·斯特恩、约翰·威廉·沃德、C.范·伍德沃德、欧文·怀利。我的思想所引起的大部分对谈，都以争论的方式进行，而且未能解决，故而，如果认为这些朋友中，有谁会赞同我的观点，那就尤为出乎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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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像本书这般的探究，覆盖领域如此之广，与该书作者必须利用的种种专题研究一样，都有可能不尽如人意。我希望，我的脚注指明了令我受益的来源，然而毫无疑问，对于当代美国的史学成就给我的全部恩惠，脚注未能加以致谢。当考虑我引用最多的书籍和论文时，我注意到，它们几乎都是在过去十五或二十年间写就，而且总的来看，它们构成了相当令人敬畏的系列成果。或许，当检验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事业的状况时，也应该让这些成果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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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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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的代表作，也是美国政治、历史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经典作品，1964年获普利策奖（非虚构类）。该书集中研究了美国自新英格兰殖民地时代到冷战时期，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文化等领域中存在的反对知识分子、高等教育、理论科学、理智精神、专业知识和基础研究的倾向；这样的倾向急功近利，追求直接的效果，忽视纯粹思辨和批判思维，它往往主观认为（或误认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不接地气，需要实践锻炼，从而无视知识界对于现实生活的（有时是间接的）参与、影响和用途。从此书开始，“反智主义”一词成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术语，这一概念涵盖的现象也开始受到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而近些年来，这种思潮的言行又在美国社会中凸显出来，毕竟，按照作者的描述，它始终都是美国精神生活的核心特征与主要缺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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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并非反智现象的泛泛记录，而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角度，借助历史和社会材料，考察了美国反智主义的起源和蔓延。身为知识分子的作者，保持了宽容、克制、不偏执的心态，在坚持理智引导社会这一根本原则的同时，他并没有对反智主义谩骂斥责，而是以客观分析和冷静批判的态度指出这种倾向的实质、意义和弊端所在；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阵营，无论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甚至在知识分子内部，反智主义都是普遍存在的倾向。而知识分子自身的缺陷和弱点也同样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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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译自1964年版（New York：Vintage Books）。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涉及了自美国建国到冷战期间的种种历史事件、背景、人物、掌故、官制和机构，有很多并非汉语读者所熟知，因此译者添加了400余条必要的注释，其内容均查自有关的美国历史和政治资料，如著名的《美国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Americana，EA）等；有些俗语查询了《新帕特里奇英语俗语和非惯用语大辞典》（The New Partridge Dictionary of Slang and Unconventional English）；还有一些中译注辨析了较为微妙的概念，同时交代了译法。由于本书体例所限，就不再一一注明出处，仅为读者提供一般性的参考，免去查找之劳。原书中有些刊印错误，译者也加以改正，但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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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完成和出版，首先感谢清华大学刘东教授的鼓励和帮助，其次感谢译林出版社以及责任编辑刘静老师的耐心支持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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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文笔和修辞极为精妙隐微，思辨与文采兼备，旁征博引，暗示繁多，广涉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教育、心理学、宗教、社会等方面的术语和知识，其中还有很多美国的俚语、土话和旧词，以及拉丁文等其他语言，又有一些隐含《圣经》经文的词句，因此翻译本书并非易事。译者虽尽力而为，不断打磨，但译文和注释如有错谬，敬请读者指正，以待修订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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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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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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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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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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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中会频繁使用几个同源词。（1）intellect，名词，在文化语境中，译为智识，代表理智能力或知识界，指人时译为智识者或知识分子；在哲学或神学语境中，译为理智，对应了古希腊文的nous。（2）intellectual，是intellect的形容词，译为智识的或理智的，有时也表示知识分子的；作为可数名词，译为知识分子或智识者，由它派生来的intellectualism，译为理智主义或理智精神；intellectuality，译为理智性。（3）intelligence，名词，译为智力，作者后面将之区分于intellect，形容词intelligent一般对应intelligence。——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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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dlai Stevenson（1900—1965），曾任伊利诺伊州州长，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民主党派，曾三次竞选总统，前两次均惨败于军功卓著并由寡头财阀支持的艾森豪威尔，第三次负于肯尼迪。文中所指为第一次竞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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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尼克松当时是艾森豪威尔的竞选搭档，年轻有活力，颇有手腕和口才，年老的艾森豪威尔对他言听计从，其当选之功很大程度上要算在尼克松身上。尼克松反共的立场也影响了当时的政策。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之后身体不佳时，作为副总统的尼克松还代为主持大局。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后来娶了尼克松的孙女为妻。1952年11月10日和1956年11月12日（艾森豪威尔连任）这两期《时代》周刊在报道大选结果时，都把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作为封面人物放在一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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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52年11月10日的《时代》报道了竞选结果，那一期的封面人物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两人的照片拿在自由女神的手中，高高在上。在作者看来，《时代》似乎对两人当选的结果过分忧虑，夸大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矛盾。——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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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thur Schlesinger，Jr.（1917—2007），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与社会评论家，曾任肯尼迪总统的白宫特别助理。在史学方面，对美国历史和政局的研究极富洞察力。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他的著作也被归入了危险作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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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罗斯福和杜鲁门任总统期间，一共有二十年之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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