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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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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作者会在序言中所做的说明，我用了本书的前两章来完成：解释本书的缘起与目的，以及主要的看法。但是在开头要先说清楚的是，我是用“反智”此一主题贯穿全书来透视美国社会与文化中的若干面向。虽然书中使用了大量文献与考据材料，可是这只代表我个人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看法，而非企图撰述一本正式的美国社会史。至于对书中主题的铺陈方式也是随感而生，片段零碎之处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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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量检视对我们社会底层描述的文献，可能会发现一些伤及民族自尊心的事实；这还会让我们暂时转移注意力，忘了原本要讨论的事：检讨我们文化中存在的若干陈年痼疾。同时，这也可能会鼓舞某些本就对美国文化不以为然的欧洲人，他们常自以为是地瞧不起美国，而且总会把这种敌意用有凭有据的论述包装起来。美国人固然常自我吹嘘且格外敏感，却是世界上最念念不忘自我警觉（如果不是自我检讨）的民族之一，永远担心着什么地方有不足，例如国民德行、民族文化或是民族发展目标等。这种对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使得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扮演着一种关键的角色。但这也可能令外国评论者有机可乘，因为他们经常会故意曲解夸大美国人这种自我批评的特性，来佐证他们的既存偏见立场。然而，只因为害怕所做的自我检讨会被扭曲误用就畏缩，却是最糟的选择。因而，在此我要引用诗人拉尔夫·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话：“让我们面对事实。我们美国就是一个肤浅的国家。伟人和伟大的民族不会自我吹嘘或是装傻，而是会诚实地站出来面对生命中的可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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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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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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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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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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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反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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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知识分子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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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书主要处理的是美国更早期的历史，但是当时勾起我的写作念头的却是20世纪50年代的政界及知识界的情况。在那十年间，一个以往很少听到的名词——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成了我们全国人在自责和相互谩骂时[†]常用的词汇。以往，人们不尊重思想的态度固然让美国的知识分子为之痛心或气馁，但前所未见的是，知识圈外的大批人群怀有同样的忧虑，或者为了就这个问题进行自我批评而不惜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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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因为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影响，它诱发了民众的恐惧，认为批判性的思想有害于这个国家。当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参议员持续攻讦的唯一对象——他想要掀起的是更大的风暴——可是知识分子却身处火线之上，而且当他们遭受打击时，麦卡锡的追随者尤其会雀跃不已。麦卡锡对知识分子和大学的抨击在全国各地被一群较不知名的鹰犬群起仿效。于是，在麦卡锡铺天盖地的指控弹幕掀起的糊涂无知、狂热恶毒的氛围中，1952年的总统选举令智识（intellect）与粗俗的分野在双方候选人间戏剧性地达到了极致。竞选的一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他是个具有不凡心智与格调的政治人物，在现代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远超过任何人。另一边则是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他思想传统，相对来说不善言辞，被不受人待见的副手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操控，甚至他整个竞选的基调都是由这位副手与共和党内麦卡锡派的人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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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知识分子本身或是对他们不满的人，都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性胜利是美国拒绝知识分子的一种表现。意见周刊《时代》（Time）也难以置信地担忧起来，表达了对结果的不满，它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胜利“揭露出一个众人早就怀疑的事实：美国的知识分子与民众间存在着一道不健康的巨大鸿沟”。大选结果一出，钻研当代美国政治的历史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马上辛辣且风趣地抗议道，美国知识分子“现在的处境，我已经整整一个世代都没见过了”。民主党统治美国的二十年[‡]间，知识分子一直享受着尊重与理解，但现在企业与商人掌权了，“伴随而来的是国家走向粗俗，这几乎是商业挂帅的必然后果”。此时，被斥为“学究”与怪人的知识分子将被一个不了解也无意重用他们的党派统治，会在从联邦所得税到珍珠港遭袭等各种事情上被当作替罪羊。施莱辛格说，“反智长久以来都是商人的反犹太主义……，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里在逃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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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就要走马上任，使这些话看上去显得很合理。用史蒂文森的话说，当搞新政的人（New Dealers）被汽车商（Car Dealers）取代后，知识分子与他们崇尚的价值将彻底被抛弃——其实早在民主党还在执政的杜鲁门时期，他们的光芒就已经被法院政客掩盖了。政府换届后，国家面对的是国防部部长查尔斯·E. 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讽刺纯粹研究的俏皮话，是艾森豪威尔喜欢把西部小说当读物的传闻，还有他说知识分子啰唆矫情，等等。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全国的情绪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面对一个共和党总统，麦卡锡主义的风暴熄灭了；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孤立无援，备受谴责，风头尽失。最后，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又促使美国公众自觉地重新思考起来，毕竟他们时不时就会这么做。斯普特尼克号的发射对美国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许多人开始思考教育体系与整个生活中的反智带来的后果。突然间，整个社会对智识的厌恶似乎不只是一件难堪的事，更威胁到了整体生存。这些年来，整个国家只注意老师是否对国家忠诚，现在则开始担心他们的薪资是否太低了。过去几年科学家一直反映，过度强调国家安全会影响科学研究的积极性，现在突然有人愿意听进去了。以往虽有人大声疾呼美国的教育太散漫，没有竞争力，但只是一小群有识之士，现在这些人则得到了电视、杂志、企业家、科学家、政客、将军与大学校长的加盟，且很快壮大为全国范围的热烈反省。当然，这些并不会立即让那些监视告密者绝迹，或是使社会中的反智力量消失。而即使在教育这个最直接受到苏联发射卫星一事刺激的领域，大众关注的焦点仍是能否培养出更多卫星人才，而非发展更多智识，有些关于教育的新说法甚至表示科学天才儿童将被视为冷战中的宝贵资源。可是整体的气氛确实改变了。在1952年时，似乎只有知识分子被这股反智风潮困扰，但到了1958年，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个问题很重要，甚至关乎国家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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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平心静气地回顾20世纪50年代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了。如果说在麦卡锡主义时期或艾森豪威尔政府下，可以在公共生活中看到知识分子大祸临头的趋势，今天则已非如此，因为华盛顿又恢复了对哈佛教授和一流学者的热忱。如果过去曾有人怀疑知识已经成为影响仕途或施政的绊脚石，现今在新总统肯尼迪（Kennedy）主政下，这种想法已经绝迹，因为他明显爱好思想，尊敬知识分子，并以仪式性的姿态把这种尊敬在国家事务中表现出来，乐于与睿智者为伴，向他们征求建议；而最重要的是，他一上台就不断在精心网罗知识精英。但是，如果说先前我们曾过度相信招揽精英可以改变我们处理事务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演变，现在这种难以避免的幻想也已经消退。如今，知识分子可以坦然讨论反智，而不会陷于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或是流于自怨自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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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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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氛围与教育圈的纷扰，使得“反智”这个词成为美国人自我评价时的核心标签，它未经明确定义便不动声色地溜进了我们的用词中，被用来形容一种负面的现象。有些突然察觉到它的人经常会认为它是存在于生活某个领域的一股新力量，而且作为近年环境的产物，它可能会变成排山倒海的潮流（美国知识分子太常错估历史，且现代人长期生活在末世情怀的阴影下，就算不是，知识分子也会把小小的社会变迁浪花说成历史巨浪）。但对于研究美国历史的人来说，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反智风潮并不新鲜，是相当熟悉的问题了。反智并非20世纪50年代才首度出现于这个国家。事实上，美国的反智传统比这个国家的历史还悠久，有一段漫长的历史背景。若我们检视这背景，就会发现，其实知识分子的形象并没有出现持续衰退或是陡降的现象，而是起起伏伏。同时也会发现，今天的人厌恶知识分子并非因为他们的地位下降了，反而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耀眼了。可惜我们对此并未有系统的了解，而且也没有人从历史的角度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关于美国知识分子与这个国家的扞格不入固然有很多作品，但它们多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撰写的，而非从大众看待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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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反智？它从来没被清楚地定义过，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模糊使它在争议中当标签使用时更方便。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并不容易定义。若以概念来论，反智其实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由一组相关的概念组成。若将它视为一种态度，则它在形式上并非纯粹，而是矛盾的——全然纯粹地不喜欢知识或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而若把它视为一个历史主题，它又没有一个连续的发展线索，而是一股力量，力量的大小时起时落，力量的来源多种多样。在本书中，我没有给它下一个狭窄严谨的定义，因为这样做很不合适。如果强行找出一个在逻辑上合理的定义，则在历史研究上会落于武断，因为这等于在一堆复杂的特质中挑出某一个来代表。正是反智的复杂性本身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种复杂性包含着有许多交点的不同态度与观念。将反智的这些态度与观念聚集起来的是对思想生活、对被认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和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我承认，这个说法很笼统，但如果真的要尝试定义反智，这就是我能想出的最有价值的答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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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以此为准，我们就不能像研究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种社会运动的发展史那样，将反智当作一种正式的历史主题。我在研究美国思想发生的社会情境与氛围时，不得不运用一些不甚精确的手段，以期再现那种情境或是捕捉那种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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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例说明何谓反智之前，我或许可以先说说什么不属于我所谓的反智。例如，学术圈内的纷争内讧就是一例。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一样，常对他们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他们习惯于自我怀疑甚至自我憎恨，有时还会刻薄地抨击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这种内部的批判很有启发性也很有趣，但不是我的焦点所在。某个知识分子对另一位知识分子无礼或不当的批评也不是我要讨论的。例如，对于美国的教授们，没有人比H. L. 曼肯（H. L. Mencken）发出过更多揶揄，而在小说里毒辣讽刺媒体名人的也莫过于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但我们并不会将曼肯等同于一贯敌视教授的政治评论家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也不会将玛丽·麦卡锡等同于那位同姓名的麦卡锡参议员。[4]毕竟，批评其他知识分子这件事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职责之一，而且批评者在习惯上会批评得生动活泼。尽管我们无法确定，但也希望他的批评是仁慈、优雅和精准的。由于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保持多元与批判性思维，所以我们必须接受他们偶尔吵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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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搞清楚反智与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并不一样，否则会导致严重的误解。如尼采、索雷尔（Sorel）、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爱默生、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与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或是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与海明威这些作家，他们的观念可称为反理性主义，但他们不是我在社会或是政治意义上使用“反智”指的那种人。当然，反智运动常常提到这些反理性主义思想家（光是爱默生一人就为反智人士提供了很多可供引述的言论），但高深的反理性主义只有在被反智人士提到时，且在极小的程度上才与我现在所说的相关。在本书中，我主要关心的是广泛的社会态度和政治行为，以及中下阶层人士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只有偶尔才会触及一些哲学上对智性的立场或理论。最引起我兴趣的是那些使知识与文化生活严重受到阻碍、走向枯竭，以致对我们的事务造成影响的态度。我将从近来历史中找出若干例子，或许可以生动说明反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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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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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不妨援引若干最反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案例来说明，何谓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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