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905548
美国的反智传统 第二章
1704905549
1704905550
智识不受欢迎
1704905551
1704905552
一 何谓知识分子？
1704905553
1704905554
美国社会到底有何特质，使得智识不受欢迎？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我们通常所谓的“智识”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想理解对某种概念的偏见时，可以从它的普通用法着手。任何对这个感兴趣的人只要浏览一下美国的通俗写作作品，一定会惊讶于“智识”与“智力”（intelligence）这两种概念之间的明显差别。前者常被用作一种标签，后者则绝对不会。没人会质疑智力的价值，它是一种抽象品质，大家都尊重它，若谁特别具有这种品质，便会被另眼相待。有智力的人总是被大家称赞，而有智识的人有时也会被称赞，特别是当有智识意味着有智力时，但这种人也经常被憎恨或怀疑。人们会说他们不可靠、肤浅、不讲道德、爱和政府作对，但不会对有智力的人抱这样的看法。有时他们甚至会因为一身的智识而被视为愚蠢之人。[1]
1704905555
1704905556
虽然智识与智力的区别只是人们以为存在，而非准确定义出来的，但是从这种普遍用法的语境中可以提炼出二者的区别，对于这种区别，似乎所有人都能心领神会：有智力是指脑子好，被用于一个相当狭窄、贴近当下、可以预测的范围内；它是一种可操控、可调整且始终实用的品质，是动物所具有的能力中最特殊和最宝贵的。智力在面对清楚有限的目标时才能起作用，而且可以迅速排除看起来无益于达成目标的想法。最后，智力是一种每天都用得上的品质，无论头脑好或不好的人都会欣赏这种品质。
1704905557
1704905558
而智识指的是头脑批判、创造及思索的能力。智力可以用于理解、操控、重新安排与调节，智识则令我们检视、沉思、琢磨、理论化、批判与想象。智力让我们理解某种境况的直接意义，并做出评估。智识则让我们能对评估结果做出评估，并试图了解多个境况的整体意义。智力可以说是一种动物的品质，受到人们肯定；智识则是人类特有的，但同时受到肯定与抨击。当二者的差异如此被界定后，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为何我们有时会说很有智力的人相对没什么智识，而明显有智识的人在智力方面却大不相同。
1704905559
1704905560
这样的区分可能太过抽象，但是在美国文化中却常可见到。例如在我们的教育中，遴选和培养智力是很重要的目标，从未被怀疑过；但是对于教育是否应该帮助学生发展智识，人们却多有争辩，而且那些反对在公共教育的大多数领域发展智识的人往往手握大权。最鲜明的例子也许可以通过一种比较得见：美国教育强调发明能力，却不重视从事纯粹科学思考的能力。我们国家的发明天才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几乎被美国大众神化了，大家都视他为传奇人物。我猜测，在纯粹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获得的公众赞誉，是不可能与爱迪生的发明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不起的影响而获得的赞誉媲美的。我们也许会认为美国科学界的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Josiah Willard Gibbs）应该会在受过教育的大众之间享有与爱迪生相近的声誉，因为他为现代物理化学打下了理论基础。但他只在欧洲享有盛誉，在大众之间，甚至在他任教三十二年的耶鲁大学都不甚知名。整整三十二年，执19世纪美国科学研究之牛耳的耶鲁大学连几个理解他的学说的研究生都没有，而且始终没有向他授予荣誉学位表彰他的成就。[2]
1704905561
1704905562
当我们谈到智识在社会中受到的待遇时，会遭逢一个特殊的困难；这个困难源自我们被迫得从职业的角度讨论它，尽管我们可能知道智识并非纯然与职业相关。一般而言，智识被认为是某些职业的特征。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作家、批评家、教授、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教士等。如同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所说，知识分子就是提着公文包的人。我们很难不用这样的描述，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与角色与提着公文包的职业群体关系紧密。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若以严谨的定义来看，没有哪种行业的从业者必然可被称为知识分子。在大多数行业中，有智识可能确实有帮助，但如果没有智识，光是有智力就已经足够了。例如我们知道学术界并非所有的人都可被称为知识分子，我们还常常为此感到遗憾。我们都知道智识与经过专业训练得到的智力不同，职业没有智识，只有人才有智识。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智识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时，我们不只是在考量我们心中某种职业的地位，也是在思考某种精神品质具备的价值。
1704905563
1704905564
虽然美国文化所谓的“职业人士”（journeyman）——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当然还有某些作家与大部分教授——在工作中非常依赖思想，但是并不能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任何做学问或者和做学问沾边的人肯定掌握了不少固定的思想以胜任工作，如果他干得不错，他肯定会借助他的智力来运用这些思想；但是就他的职业而言，他主要是把这些思想当工具来用。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讨论政治时提出的一个区分方法来说，职业人士是靠思想而活，而非为思想而活。他的职业角色、他的专业技术并不会让他成为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一个技术人员。他可能刚好也是知识分子，但如果他是，那也是因为他让他的职业对思想产生了新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原本并非其工作所需。作为一位职业人士，他具备某种可以赖以为生的脑力技能。这种技能很专业，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称他为知识分子，除非他的工作具备某些特定品质：不偏颇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推断、一手观察、创新、尖锐的批判。也许他在工作之余正巧是一位知识分子，但在工作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被雇来的脑力技术人员，运用他的头脑完成雇主交付的任务。脑力劳动阶层与政治或宗教狂热分子都是为了智识工作以外的某种目标干活，前者动用头脑不是为了自由思辨，而是为了某种利益，后者则是沉迷于某种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他们的目标都是外来的，不是自己决定的，而知识分子的行为有一种自发的特点和自决性。他们还自有一种特别的姿态：他们对思想持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并使其达成平衡，我们可以称这两种态度为玩兴（playfulness）与虔敬（piety）。
1704905565
1704905566
要定义什么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必须先弄明白，比如说，身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律师与不是知识分子的教授、律师有什么区别。或是更准确地说，一位教授或律师在什么状况下只是一位职业人士，又在什么情况下可被视为知识分子。这个区别不在于他工作时运用什么思想，而在于他对这些思想的态度。之前我提到，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思想而活，也就是说他对思想生活有一种宗教信仰般的奉献情怀。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原本就是继承自教士的职责：两者都通过理解的行为来追求终极价值。苏格拉底抓住了这种精神的核心，他曾说：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我们屡屡听见历史上的各类知识分子在他们各自的时代、地区与文化中发出的声音。但丁在他的著作《论世界帝国》（De Monarchia）中写道：“全人类的目标应该是倾尽全力发展智识，先使其在思想上开花，继而使其在行动上结果。”人所能从事的最高贵与最接近神性的事就是追求知识。洛克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也以更世俗和积极的方式说了这样一句话：“人类因理解而高于万物，也因理解而优于万物、统御万物。”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小说《福谷传奇》（Blithedale Romance）的末尾提到大自然给人的最高目标是“发展智识生活与感性”。最后，当代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也在一篇小说中问：“怎样才能最充实地度过人的一生？”而他给的答案是：“尽可能把各种生活经验变成智识。”
1704905567
1704905568
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常常是怀疑者的中心座右铭，尽管会这么做的不只是他们。若干年前，有一位同事请我读一篇他的文章，是他为一位准备进入他的专业领域从事前沿工作的学生写的。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为了教导学生如何在学科的框架内经营智识生活，但实际上是在以极度个人化的方式讲述他是如何献身于智识生活的。虽然此文出自一个受怀疑论腐蚀的人之手，但我却觉得我在读一篇明志的宣言，其文在某些方面可比于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的《工作的呼召》（The Tradesman’s Calling）或是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励志文集》（Essays to Do Good），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智识工作已经被视为一种呼召，很有旧式新教作家的姿态。他把工作视为一种投入奉献，一种个人的砥砺，他之所以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工作，是因为它已不只是职业而已了：它是一种专务思考的活动，是追求真理的活动。知识分子的生命于是有了道德意义。他们对于思想的这种态度就是我所说的“虔敬”。知识分子是“献身者”，他做出承诺、实践、献身。其他人是承认思想与抽象之物在人的生命中有着重要意义，而他则是亲身体会实践。
1704905569
1704905570
但智识生活指的不仅是个人的砥砺或沉思与理解的生活而已。因为智识生活虽然可能被视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形态，但也是在人类群体中提升、确立和实现其他价值的媒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时常担当道德先锋的角色，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为公众意识到之前，预先思考和澄清这些问题。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充当理性与公义这类价值的特殊捍卫者，因为这些价值与他们追求真理的使命息息相关，有时候他们会充满激情地站出来成为公共人物，因为他们的身份受到了某种严重的诋毁。伏尔泰为卡拉斯家族[*]辩护，左拉支持德雷福斯[†]，以及美国知识分子对萨科与万泽蒂[‡]一案的愤怒，都是相关的例子。
1704905571
1704905572
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知识分子关心这些价值，那就太糟了，而且他们的热情有时也没用对地方。但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更关心这些价值。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知识分子有一个光荣传统，那就是在所有所谓的优越阶层中，就数他们最关怀弱势阶层的福祉，正是这种光荣传统巩固了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富有使命感，是因为他们深信世界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他们的理性能力、他们对正义与秩序的渴望：正是这一信念催生了他们之于人类的价值，赋予了他们为人类惹是生非的能力。
1704905573
1704905574
二 虔敬与玩兴
1704905575
1704905576
但是，如果说知识分子特别会惹是生非，那我们就得考虑到他们光是虔敬并不足够。如前文所说，他可能会为思想而活，但我们却要小心不要让他只为一种思想而活，变得过度沉迷或荒唐。虽然有时我们会将某些狂热分子也视为知识分子，但是狂热本身不是问题，问题要看为什么而狂热。当一个人因关注思想而沉溺于某种内心受局限的成见或者某种纯粹外在性的目的时，不管他有多么投入或是诚恳，他的智识都已经被狂热吞噬了。没有思想固然很不好，但是有一件事比这个更危险，那就是过度沉溺于某一种特别的、限制性的思想。这个后果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看得到：智识本应有的作用，因为在一个狭隘的范畴中过于强调虔敬而无法得到发挥。
1704905577
1704905578
所以，需要某种东西来平衡虔敬，以免过度；而这种品质就是我先前所谓的存在于追求智识过程中的玩兴。我们常说心智游戏（play of the mind），知识分子就喜欢为心智游戏而心智游戏，并认为这是生命中最主要的价值之一。也就是说，心智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愉悦。如果这样看，则智识可看成头脑的正常生物本能，是维生的需求被满足后，多余可供发挥的心智能力。德国诗人席勒说：“当人在玩耍时，他才是完全的人。”我们如何才能理解这句话？关键就在于知道人有维生之外的多余能力可供挥洒。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常说人的智力是一种“懒惰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但是他用的词并不恰当，因为我们充满玩兴的心智是活泼主动的。这样的特质使我们在寻求真理时永不满足，不能忍受强硬僵化的教条。
1704905579
1704905580
理想而言，追求真理应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事，但是这过于拔高他们的工作，而且也不足以形容他们。与追求快乐一样，追求真理本身是可以带来满足的，然而往往到最后却很虚幻。真理被追求到之后会失去光环，真理被大家认识与接受后久而久之就会走样，简单的真理令人觉得无聊，太多的真理堆砌起来就好像不那么真确了。如果知识分子有适度的玩兴，则对于他很确定的事物，他就会觉得没那么有趣了。他的智识生活的意义存在于对不确定性事物的追寻，而非拥有真理本身。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把智识生活的这一面说得最清楚，他说知识分子就是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
1704905581
1704905582
这种玩兴的成分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成果，从12世纪作家彼得·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的《是与否》（Sic et Non）到达达主义的诗都是例子。我在使用游戏和玩兴这样的描述时，并没有意指其缺乏严肃感。恰恰相反，我们观察小孩或大人玩耍时就可以发现，玩耍与严肃没有冲突。有时某些游戏甚至需要比工作还高的专注度与认真度。玩兴也不表示不切实际。美国大众在讨论智识时常会拿“实用性”来衡量它，但原则上说，智识既不实用，也非不实用。它是“无关实用”（extra-practical）的。对只讲虔敬的狂热分子与只关心自身心智技能的市场价值的职业人士而言，思想的用处在于它们实现某些外在目标的能力，但这些目标是外在于智识过程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关心这些目标。这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会嘲笑任何实用性的事物，许多实际问题都有着无穷的智识趣味。这也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讲实际，他关心的是另一种东西，即是否具有实际用途之外的某些问题。认为知识分子天生不讲实际的看法禁不起检验。可以想想亚当·斯密、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些人身为政治或者商业人物都是出名的讲究实用。但是，实用性在知识分子对思想的兴趣中并不重要。阿克顿勋爵曾如是说：“我认为我们做学问应该没有目的，做学问本是一种纯然质朴的事，就像数学一样。”
1704905583
1704905584
数学家与理论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对发明电话一事的评论，说明了知识分子对于纯粹实用性事物的看法。人们请他说说对于电话这种新发明的意见，他说之前有消息说美国在研究此物，很难相信这东西真的被发明了。可是他接着说：“当这个小东西出现时，它的每一个部分我们早都熟知了，只不过是由一个非专业的人把它们拼在了一起。这个东西其貌不扬，让我们很失望，虽然发现它真的能通话，但也只能部分抵消这种失望感。”如果“它所根据的物理原则值得让科学家们花点小时间研究一下”，那么对这种简单发明的失望感或许可以被冲淡些。但是，麦克斯韦碰到的所有科学家都能轻松理解其科学原理，而且连科学记者都几乎能弄懂它。[3]这个发明没什么挑战性，它并不高深、困难、深刻或复杂，它在智识方面毫无新颖之处。
1704905585
1704905586
麦克斯韦的反应在我看来不足为训。他从纯粹的科学家的角度而不是从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是家居生活的立场来看待电话的发明，眼光太狭窄了。无论从商业、历史或是人性的角度来看，电话都是令人兴奋的发明。它作为通信甚至是折磨人的工具，无疑打开了我们想象的视界。但是麦克斯韦仅从物理学的狭隘角度来看它，是犯了顽固的智识至上的毛病。对他来说，这个新的小东西不能带来智识上的玩兴。
1704905587
1704905588
可能有人会问，虔敬与玩兴这两种智识品质间有无致命冲突之处？当然二者有相矛盾处，但是它绝非致命：这种人性中的矛盾带来了创造力。正是这种理解和表达不同甚至相互冲突之观点的能力，这种充满想象力地认同甚至拥抱与自身完全相反的情感与思想的能力，为人文表达的所有领域和众多科学研究领域带来了一流的成果。人类本身就是矛盾的生物，按照福尔摩斯的说法，即使智识生活也不是遵从逻辑而是遵从经验的。看看以往或是现在身边的知识分子：有些人时常随着知识玩兴起舞，有些人则一派虔敬。但在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身上，这两种特质都有所节制、互相牵制。思想家的创造力可能系于这两种素质间的平衡，玩兴过大可能会沉陷在琐屑中，把智力用于炫技，变得舞文弄墨，因而缺乏真正的创新。过度虔敬又会使人变得固执严苛，变得狂热，抱着救世的心态，或在道德上吹毛求疵，但也有可能带来崇高伟岸的人格。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智识应有的展现。[4]
1704905589
1704905590
回顾历史，也许我们可以把玩兴和虔敬看成贵族风格或教士精神在智识作用中遗留的残余物。玩兴可以说是有闲阶级所留下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在人文研究与需要想象力的领域一向很重要。虔敬则让我们想起知识分子从教士那里继承的遗产：追求真理是崇高的任务。作为他们的继承人，当代知识分子既像贵族一样易受清教主义与平等主义的苛责，也像教士一样易受反教权主义与大众反阶级化的攻击。因此，在一个反教权的民主国家中，知识分子的处境不佳是很容易理解的。
1704905591
1704905592
知识分子对自身与其工作最自豪之处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同，这当然是个悲剧。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待不一而足，从希望他们为社会带来些有趣的事到设计武器等都有。但是社会就是无法了解知识分子自认为最核心的价值何在。他们的玩兴对多数人来说好像是一种奢侈与放肆，例如，心智游戏在美国是各种游戏形式中唯一不深受人喜爱的。而他们的虔敬即使不具危险性也可能惹麻烦。而且这两种品质都被认为对实际生活贡献不大。
1704905593
1704905594
三 专家的崛起
1704905595
1704905596
前文已强调过，在美国，大家对于智识与知识分子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实用性。而反智在当代会有所变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于何谓智识的“不实用”有了不一样的看法。19世纪，商业价值绝对性地支配着美国文化，所以当那些并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老板和职业人士成就了一番事业时，我们就认为教育没多大用处。我们认为教育是为了有更好的工作，而不是培养某种特别的思想品质。也因此，只要是学习跟实际生活有关的技能，我们就认为是有教育性的，而把智识性及文化性的追求看成脱离尘俗的、缺乏男子气概的或是不切实际的。虽然这种争论中的语言粗浅庸俗，却约略反映着美国生活的现实和要求。这种对于正式智识教养的敌视持续到了20世纪。当然，在今天，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得很复杂，与世界各地关联密切，因此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正式训练已经是成功的要件。在很多领域中，小市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般仅凭自己的智力和悟性来应付复杂的现代生活。在原本的美国大众梦想中，普通人掌握全面的生活能力是很重要的事。大家认为，人无须太多特殊训练就可以从事各种行业的营生或是管理政府。而在今天，连做早餐都需要会使用一些新颖的电器产品；而当我们坐下来吃早餐时，在报纸上会读到很多重要的事情或争议，老实说，我们并没有能力把它们全都评判一通。
[
上一页 ]
[ :1.70490554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