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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的信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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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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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运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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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狂热信仰的来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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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心智是近代初期新教思想的产物。美国殖民者接触知识的第一个平台是宗教，所以反智的第一个动力也来自宗教。在美国早期的宗教活动中，任何贬抑理性或是学养的事物，后来都在世俗化后的美国文化中扮演同样角色。思想应该实用、任何主义或是精微的奥论都无足重视、有思想的人反而应该服从能激发情感力量的人或真正能治事的人，这些都不是当代才有的观念，而是美国新教思想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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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基督教文化中，心智（mind）与心灵（heart）、情感与智识间都会有紧张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只有美国才有所谓宗教上的反智。远在美洲被发现前，基督徒们一直就分为两类：一类人相信智识在宗教中应有重要角色，另一类则是认为智识应服膺情感或完全由情感代替。在此我并非要说新大陆产生了一种更恶性的反智论，而是指出，在美国，宗教奋兴运动（revivalist movement）与狂热运动的声势压倒了较温和的传统教派。于是较具学养的传统教派牧师们失势了，他们所传播的较理性的信仰方式也因此失势。在美国早期，新教与异见派传统让宗教上惯有的理性——感性之争在这个国家变得特别尖锐，而奋兴运动与狂热运动在这场争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反智传统的崛起与蔓延，正是肇因于美国特殊的宗教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国家没有任何对知识分子友善的稳固制度，以及福音派主宰下的宗派主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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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会或宗派的风格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区分社会阶级的机能，某一教会礼拜的形式与遵循的信条可能不适用于另一教会。较富裕的阶级通常喜欢把宗教理性化，遵守繁复的圣餐礼仪，而中下阶层的人，尤其是文盲，他们信仰宗教的方式较感性；凡以感性面对信仰者，就会反对繁复的宗教风格、圣餐礼仪与上流阶级教会的牧师，也就是说，他们对贵族式的礼节与道德风貌很反感。[1]下层阶级者的宗教常会显现出末世色彩或救世情怀，强调内在宗教体验的重要性，反对博学式、正式化的信仰活动，他们认为礼拜仪式应该简单化，也不喜欢那些富于学养的牧师，有时甚至排斥所有职业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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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美洲吸引了无数不满现状或是无以为生的欧洲人前来，因此成为当时批评者所谓宗教“狂热派”先知们的天堂。这种狂热的冲动最初来自感到自己与上帝发生了直接接触。[2]这些狂热者并非放弃了神学信仰或者圣餐仪式，而是因为一心想寻求心灵内在与上帝间的联结，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借助仪式或是智识基础来表达他们的宗教信念。他们对智识工具与对审美形式一样不感兴趣；传统教会多认为宗教艺术与音乐有助于心灵超升，让人接近上帝，他们却认为这些会侵犯甚至妨碍心灵的纯粹与直接行为——但卫理公会信徒吟唱赞美诗是例外。狂热派这种依赖个人内在经验的坚持，恐会造成无法无天的主观主义，传统的外部宗教权威将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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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解释为何狂热派内部不断会区分出派系及子派系。不过，对于神职人员的权威，与其说狂热派想消除它不如说是想割裂它，因为总是有某些牧师可以激发教友的宗教狂喜（ecstasy）或与神联结的内在体验。因此对于狂热派而言，神职人员在宗教上的权威是因人而异的，系乎个人魅力而不是制度性的；所以狂热派教会，例如卫理公会，其领导人必须有很好的组织领导手腕，才能留住教友，让他们不会散去。当然，较稳定的福音教派不支持太过于个人主观的崇拜方式，认为《圣经》才是权威，是一切的依据，只要有正确的诠释。可是什么才是正确的诠释？大家看法不同，有人主张应听从专业理性的《圣经》学者的解释，而最为狂热和反智的那批人甚至认为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诠释，完全不需要《圣经》学者的帮助。在超越文字范畴的《圣经》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兴起之后，个人能否保有诠释自由对于基要主义者而言似乎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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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属于西方文明的边陲时，英国国内的宗教抗争现象对美国宗教的影响很大。英国的宗教激进派认为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还未能满足信仰者的社会与精神需求，千禧年派（Millenarians）、再洗礼派（Anabaptists）、寻求派（Seekers）、浮嚣派（Ranters）与贵格派（Quakers）等英国的宗教异见群体都纷纷攻击官方教会与其神职人员。他们要建立起穷人的宗教，认为直观与灵感比学问和信条有用，他们选拔教友来领导与讲道，拒绝受过专业训练的神职人员，因为他们“没用、空虚且无权威”。在清教徒革命时，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内的牧师站在反专业化与反智的立场毫不留情地攻击传统的神职人员、大学教师与律师等。大多数清教徒其实衷心地希望他们的牧师受过教育有学养，但是这些激进派伙同平等派（Levellers）与掘地派（Diggers）[‡]，跟随杰勒德·温斯坦利（Gerrarpd Winstanley）激烈地反对知识分子，称大学为“一潭死水、恶臭难闻”，一方面称博雅教育不会减轻人的原罪，另一方面不断挑起穷人们争取平等的情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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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圣公会（Anglicans）、长老会（Presbyterians）与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有着严谨的教会组织章程与具备正式编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牧师，起初他们还能够成功抑制这种激进倾向。但是这些教会自身从一开始内部就存在一些异议者。尤其是南方边疆地带，很多人甚至一度离开所有教会。也有人批评或是抗议这些传统教会，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因为在那边激发高度的宗教情怀是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例如在马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 Bay）殖民地成立的最初数十年间，安妮·哈钦森（Anne Hutchinson）女士的行为对此殖民地的稳定造成很大影响，引发普遍的焦虑：她对于专业的牧师有敌意，也反对大学教育。[4]她后来很不幸地被迫害，一方面是由于她坚拒与主流教会妥协，另一方面是大家认为她对当地社会的人心与秩序带来极大威胁。直到18世纪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时期，这些狂热派才突破各自的殖民地，到其他地方无拘束地宣扬他们的想法。此时美国东岸殖民地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反智就被确立了，而19世纪重复出现的福音主义浪潮也在此时奠基。要了解大觉醒运动，我们一定要先了解殖民地牧师的特色，尤其是清教徒牧师，因为他们在当时几乎就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出现过的知识阶层统治者，或更精确地说，是一个与统治权力关联密切的知识分子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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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7世纪殖民地的智识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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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般，清教徒牧师也会犯大错，而当他们有权力时就会很危险。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对清教徒牧师的唯一印象就是他们常犯错，即使不是大错，这可能是美国知识分子处境的最佳写照。清教徒牧师如此可恶的形象（科顿·马瑟牧师的名字成了它的代名词）[§]不但长久流传于民间历史传说之中，也塑造了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这些牧师代表了美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名声已经毁灭，以致后代的知识分子竟然也常常批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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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其他的社群不可能也像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一般重视智识与学问。摩西·科伊特·泰勒（Moses Coit Tyler）在写美国殖民时期文学史时，以稍稍夸张的语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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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殖民地刚成立时并不是农业社群，当然也不是工业的或是贸易的：它是一个思想社群，喜欢理念，而代表它的器官不是手，不是心，而是脑……也许没有任何一个移民社会如此重视知识，尊敬所有与学问有关的象征或工具。他们的社会是立基在书本上的……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抵达塞勒姆港（Salem harbor）之后仅六年，马萨诸塞湾的人民就筹钱设了一所大学，因此当野外树干被砍伐之痕迹尚新，村落外狼嚎声尚不绝于耳之际，这些移民的子弟们已经在旷野开始学习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与修昔底德、罗马的贺拉斯与塔西佗，以及希伯来文《圣经》了……他们把有学养的人看成贵族阶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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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第一代的清教徒中，有学养者数目不少且受到尊重。约略每四十或五十个家庭，就会有一个英国牛津或是剑桥的毕业生。清教徒们希望他们的牧师都是有学养的，而在殖民时期，整个新英格兰的公理教会中只有5%的牧师有大学学历。因为清教徒移民们重视教育，而且他们的社群多半由知识分子领导，于是就形成了尊重智识与追求学问的传统，这让新英格兰在教育与学术的成就上领先这个国家其他地方达三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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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切莫以为早期的哈佛毕业生只受过神学的训练。一般都有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哈佛与一些殖民时期设立的大学一开始时只有神学课程，加之早期清教徒的先祖们生怕他们的牧师知识学养不够，更为这种看法提供了佐证。事实上，创立哈佛大学的牛津与剑桥清教徒毕业生在英国时饱读人文学科知识。殖民地的教育先驱们认为神职人员与受过博雅教育的士绅在基本学养上应是一样的。现在的专业神学院训练课程，其实是现代专业化风潮下的概念、教派间竞争的结果以及对学院教育过度世俗化的反应。但当时的殖民者没有这种观念。他们需要饱学的牧师甚于需要饱学的其他行业人士，但是他们想要牧师和其他民间领袖或政客一起接受博雅教育的熏陶。而最后，事实也与他们的愿望相符：哈佛前两个世代的毕业生中，只有一半人做了牧师，另一半人进入了世俗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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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社群在其子弟中培养出一个有学养的阶层后，给了他们很多发挥才能的自由。清教徒的牧师受到社群尊重，而他们也积极贡献于社群。当整个殖民地的状况越发稳定后，牧师们开始有闲暇写作，其中有些人的才华令人赞叹。强调《圣经》的清教徒思想非常注重诠释与理性讨论，而不赞成狂乱的激情式崇拜。清教徒式的讲道结合了哲学、虔敬与学术；他们的群众教育目标之一，乃是训练能了解如此讲道的教友。至少在早期，这个目标是达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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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正达成的事远比这个多。我们现在在评估这些清教徒殖民地当初的文化教育状况时，千万别忘了，即使在1700年，也就是开始殖民七十年之后，新英格兰的总人口也不过十万六千人左右，而且分布得很散，最大的城市波士顿在1699年时也只有七千人。也别忘了在17世纪70年代，这些殖民地与印第安人有一连串的血战，一半的殖民聚落遭到重创，上战场的男子中每十六人就有一人阵亡。即使在这种孤立、贫困与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创立了哈佛大学，教育出不少民间领袖与教会牧师，而且创设不久，这座学校的名气就足以让校友获颁牛津和剑桥的荣誉学位了。在这所大学中，年轻人不但研读神学与诠释《圣经》的著作，也读赫西俄德、荷马、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以及其他一些古典作家的作品。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马萨诸塞湾的受教育阶级都极有教养，沉浸于文学以及神学之中，成功把欧洲文明中最好的传统带到了新大陆。除了哈佛之外，他们还设立了小学、出版社与图书馆等。牧师们发表了质量很高的讲道词、历史著作与诗歌，同时也做了些政治上的论述，这些论述后来催生了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政论文献。这些清教徒先祖们创下了独特的教育制度，在社群内培养出敬重学养的文化，令新英格兰与新英格兰人的心智在美国文化史中独领风骚三百年。牧师们不独传播宗教，也传播启蒙思潮，推广神学，也推广科学，让小村庄中的每个人都树立起对于知识及文化的尊重心态，若不是他们，这种难得的心态是无从产生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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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对于清教徒牧师的普遍印象是他们不仅有一般教友们的缺点，还会带头迫害异端教徒。但这样的看法可能需要重新检讨。我们现在看他们所处的时代，那的确是不宽容的时代，而牧师们也难免有这样的心态。尤其是来到新英格兰的第一代牧师，他们会犯一般知识分子在政治事务上易犯的毛病，认为自己可以改造整个社会，使其符合某种道德或宗教理想，并且在社会中维系住统一的信条。他们为了证明此点而横渡大西洋，不断开荒新大陆，当然最后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为了实现心中的愿景，做了许多太过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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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评断像清教徒牧师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公平的方法并不是拿当代关于宽容与开明的最新标准来审视他们，而是站在他们那个时代，以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服务的教友群体作为分析他们行为的背景。当代自由主义的观点会认为，牧师们一定在我们今日深深不以为然的猎杀女巫事件（例如塞勒姆案）中扮演领导角色，因此他们要为清教徒群体在这些事情上的偏激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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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远比这个要复杂。牧师们彼此的立场都不同，加之第一代牧师已然凋零，殖民社会人口又逐渐增加，这些都使得牧师群体变得多样化。[7]也许世代差异与地方性差异是最显著的分歧处。老一辈的牧师，尤其是教区在遥远乡村的，坚守着清教徒最原始的教义信念。但是到了17世纪末，大都市地区的年轻牧师就偏向于自由宽容，也乐意与欧洲最新的思潮对话。这些人大半在靠海的新兴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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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证据显示，都市地区受过较高教育的牧师（包括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和科顿·马瑟父子）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们的领导地位远不够有效和强力，但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影响力来感召人们，希望他们能更宽容、更乐于追求知识或了解科学发展，并消除某些乡绅、大众与较封闭的牧师常会有的拘泥犹疑。到17世纪结束时，教会中主要牧师们的思想已经比年岁较长的教友或是地方的政客们更开明，前者控制了大部分的乡村教会，而后者常会投选民所好，鼓吹宗教基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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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80年以后，清教徒的牧师对浸信会与贵格会等非主流教会的态度已经比波士顿的大众更为宽容了。而波士顿城中较有影响力的牧师，例如马瑟牧师，也比乡间的年长牧师来得自由些。大城市中的牧师们从英格兰引进不拘泥于教义的书籍，因此逐渐背离加尔文派的严谨传统，教会中的年长教友们对此表示反对。在18世纪中叶以前，奖掖科学的事多半是牧师在做（哈佛第一个非教士出身的教授是1738年开始任教的温思罗普[¶]）。当时，在生活中是否该引进科学的最大争议是关于麻疹疫苗注射的问题，而受过教育的著名牧师们纷纷支持这一发明。马瑟就是一个例子，反疫苗派的暴徒曾将炸弹扔进他的书房，可即使受到威胁，他也仍然不改立场。即便在猎杀女巫这种事上，牧师们往往也表现得比法官或是一般人更理性些。正如西方最杰出的一些人那样，多数的牧师虽只是不相信巫术，但是强烈反对塞勒姆女巫案审判中的草率举证，许多牧师都呼吁大众要冷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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